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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心理学派、文化学派,还是综合学派?

——孙本文社会学取向刍议

更新时间:2016-02-05 19:20:29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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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共同生活的障碍,其来源不外四类:即环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这四方面所生的障碍,再综括言之,不外两大类: 即客观的事实方面和主观的心理方面。客观方面的事变,使共同生活顿生不可避免的障碍,明确严重,显而易见。例如天灾人祸的影响,有客观的事实在,决非人类的心理态度所能左右。此为障碍之生于外界环境者。""社会问题既起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障碍,则凡足以妨碍共同生活的任何现象,均可归入于社会问题范围之内。如是以推,共同生活的障碍无限,则社会问题的范围亦无限。但是共同生活的障碍虽无限,而其主要的来源,则不外四端,即上述的地境、生物、心理和文化四方面。起于地境方面的障碍者,如灾荒问题、贫穷问题; 起于生物方面的障碍,如人口问题,起于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如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农村问题、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等。此种分析,仅就障碍来源的大端而言;若就各问题的原因,详加分析,则可发现其直接间接、主要和次要的因素甚多,并不限于一种的原因。同一贫穷问题,有的起于天灾,有的起于人祸,有的起于个人品性,有的起于经济制度,有的起于文化落后,要看各种社会实际状况而定。同一家庭问题,有的起于感情冲突,有的起于环境影响,有的起于经济压迫,要视家庭中各分子的品性、感情以及其他家庭的境遇与一般社会的环境而定。每一种社会问题,既起于很复杂的原因,而每一种原因,亦可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故社会问题的内容,至为复杂,而其范围,亦殊难确定。"[8]

   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孙本文也写道:"社会问题,不全起于文化失调。例如因水旱而起的灾荒问题,显然不是由于文化失调。我们不能谓灾荒不是社会问题;但灾荒是自然环境剧变的结果;与社会文化只有间接的关系,而无直接的关系。所谓间接的关系,如因水利失修而致水灾;因灌溉无法而生旱灾。但水利不讲求,与灌溉无技术,可说是文化不进步,而非文化失调。故社会问题有时固起于文化失调,有时却与文化失调无关。"[9]孙本文还在注释中检讨说:"著者于民国十七年在《社会学界》第二卷所著'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备述文化失调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似偏重于文化失调一观念。当时列举各问题都起于文化失调,但并未抹杀其他原因。"[9]孙本文还说:"社会问题,不一定起于社会上多人的注意,或公认为危害。例如盗匪问题,与公共卫生问题,不管社会上人是否注意,或是否公认为危害,而自成为问题。盗匪横行,侵扰闾阁,这是客观的事实,无关主观的心理。所以即使人们不认为严重,而自成为问题。疠疫流行,死亡相继,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不是心理所可转移的。所以这种问题,即使社会不注意、不公认,也自成问题的。至如灾荒问题、人口问题等,那更不容说了。"[9] 总之,"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的障碍,其来源不外五方面,故社会问题的起因,即在此五方面;就是地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文化方面与社会方面。这五方面,若再综括言之,可归纳成两大类:即客观的事实方面,与主观的心理方面。客观事实应包括地境、生物、文化、社会四方面;主观心理,则在我人自己对于问题的觉察而已。大概客观方面的事变,可使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不可避免的障碍;明确切实,显而易见,决非人类心理态度所能左右。例如:灾荒、犯罪、失业、贫穷等皆是。这是外界环境的障碍。至于社会上文物制度的影响,如家庭生活、婚姻关系等,常不如灾荒、犯罪、失业等明确而易见。故此等障碍的有无,不尽在客观的事实方面,而常在个人的心理觉察方面。这是内界心境的障碍"[9]。孙本文还特别强调道:"社会上多人主观态度,可以发见社会障碍,产生社会问题。但这种就主观的心理方面言;同时,我们不可忽略客观的事实方面。因为许多社会问题,起于客观的事实的障碍,决不是我们心理态度所能转移的。"[9]及至写于 1945 年的《五十年来的社会学》一文中,孙本文更是明确地表白自己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的立场是"虽重视文化因素,而非纯粹的趋向"[10]。

   由此可见,到了写作《公民 社会问题》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这两本书的时候,孙本文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解释的确变得更加"综合"了。他不仅不再单用社会态度一类心理因素,而且也不再用文化或文化和社会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用包括环境、生物、心理和文化等方面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来解释社会问题的产生,将这些因素并列为解释社会问题的不同因素 (虽然还在纠结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至此以后,孙本文就一直以"综合学派"社会学家自居,反映出他对"综合学派"取向的偏爱和中意。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为了寻找到一个在自己看来更为合适的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穷其一生,孙本文的社会学取向至少有过两次变化,前后形成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学取向。在他社会学研究生涯的起始点,他的理论取向基本上是一种心理主义的;但很快他就转变成为一个带有强烈文化主义色彩的社会学家,尽管此时及此后他一直纠结于心理主义和文化主义之间;几年之后,他再次改变了自己的理论取向,自觉地转变成为一个他自己所称的"综合学派"社会学家。

   第二,周晓虹教授在《孙本文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一文中将孙本文的社会学取向命名为"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综合学派",这一命名既揭示了孙本文社会学思想中实际存在过的"心理还原主义"、"文化决定论"和 "综合学派"三种成分,又试图以"综合学派"为落脚点或最终归宿将这三种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孙本文的社会学定位为具有"文化决定论"和 "心理还原主义"色彩的"综合学派",具有一定启发性。不过,按照前面所作的描述和分析,笔者推测孙本文本人可能并不一定会完全认同这一命名。因为,尽管孙本文在《何谓社会问题》等文章中的具体论述确实给人以"心理还原主义"的印象、在《文化失调和中国社会问题》等文章中的具体论述也确实给人以"文化决定论"的印象,但无论是在前一篇文章中,还是在后一篇文章中,孙本文自己却都明确地否定自己是一个"心理还原主义"者或"文化决定论"者,而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文化和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孙本文可能会更乐意接受"文化与心理相互作用论的综合学派"这一命名,虽然笔者觉得这一命名依然有忽略孙本文思想演变过程这一不足。

   第三,对于孙本文在社会学取向上从早期的心理学派到稍后的文化学派再到后来的综合学派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将这样一种思想历程解读为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在不断地从片面向全面进步。换句话说,随着他从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向综合学派社会学家的转变,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在内容上变得更加丰富,在视角上变得更加全面,在立论上变得更加可靠。从心理学派到文化学派再到综合学派,每一个后来的取向都比前一个更为接近真理(笔者推测孙本文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思想历程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特别青睐"综合学派"这一取向,并在自己后来的著述中反复强调自己是属于"综合学派")。第二种解读则认为,这样一种思想历程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在内容上变得更加丰富,在视角上变得更加全面,在立论上变得更加可靠,但其实他所放弃的前两种社会学取向并不一定就比 "综合学派"这一最后被他选定的取向更无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最初的心理主义取向,还是后来的文化主义取向,在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和对人们认知的启发力方面,比之最后的"综合学派"取向,可能并不逊色。因此,孙本文在社会学取向上的这种思想演变历程,只应该被解读为他在某种动力的驱动下从一种取向向另一种取向的转变过程,而不应该被解读其社会学思想日趋成熟的进步过程。虽然这两种解读可能都有道理,但后一种解读却有可能为我们研究孙本文社会学思想带来更多的收获。

   参考文献:

   如松. 文化派社会学批评:孙本文博士著作的检讨[J]. 二十世纪,1931,1(2).

   赵承信. 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M]/ /孙本文. 当代中国社会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29.

   孙本文. 当代中国社会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周晓虹. 孙本文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M]/ /孙本文. 当代中国社会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34.

   孙本文文集:第 10 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12.

   孙本文文集:第 1 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74 -175.

   孙本文文集:第 8 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孙本文文集:第 5 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19 -221.

   孙本文文集:第 6 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孙本文文集:第 9 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75.

  

  

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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