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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走向东亚共同体:东亚社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更新时间:2016-02-05 16:18:46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在一定意义上,这将导致以和平方式发生的领土(空、海)性资源再分配。在这种领土性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原来占有较多领土资源、但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将会失去自己的领土资源;相反,原来占有较少领土资源、但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则会得到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资源。这必然引起前一类型国家的不满和反对。

   在开发某一项目的要素投入量远远超出相关各国的实力之和,因而需要从东亚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团体引进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按要素投入比例”来对开发成果进行分配的原则就更难实行。如果相关国家均未有实际投入,那么在剔除了“外资”应该得到的那部分利益之后,剩下的开发利益该如何分配则依然是一个问题;如果相关国家有投入,那么上文所说的按什么原则来确定各相关国家的投入比例的问题就会出现。

   显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的局限是,与以战争等武力解决纠纷一样,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只是暂时回避了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用词上就可以明白,“搁置争议”只是“搁置”了“争议”,而不是解决了“争议”。只要民族国家依然存在,并且是利益分配的主体,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就始终难以消除。你可以将这些“争议”“搁置”一时(10年、20年或更长一些),但无法永久“搁置”。只要这些“争议”没有被消除,它就总有再爆发的一天。到那一天,这些争议又当如何处理呢?

   协商沟通、调停和仲裁不是万灵妙药,对抗和战争不是合理的解决办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东亚各国目前面临的领土性资源争议呢?

  

  

   三、走向东亚共同体:理想的争议解决途径

   笔者认为,对于东亚各国来说,最理想的争议解决方案就是向欧洲联盟学习,建立一起一个正式的、最终可以将东亚各国联合起来的“东亚共同体”。一个完整的东亚共同体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具体说明如下:

   经济共同体:经济上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的商品、资金可以像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那样在共同体内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商品流通的免关税,建立共同货币和共同银行。

   社会共同体:在社会生活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的社会成员可以像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那样在共同体内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人员流动免签证,允许建立共同体内跨国家的社团组织,建立一定程度上的跨国性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等。

   政治共同体:在政治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体制,以便使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能够就共同体层面上(涉及共同体成员共同利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建立共同立法机构(共同体议会),共同行政机构(共同体长会议),共同体司法机构(共同体法院),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法律。

   文化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以便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能够具备一定程度的共识。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确定共同体官方工作语言,建立共同的电视台,发行共同体报刊,建立共同体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设立各种共同体层面的文化团体(学术团体、艺术团体等)。

   安全共同体:在安全方面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共同体内各国能够对相互之间发生的利益纠纷采用一种和平的机制来加以解决。为此,需要有以下措施:建立共同体一级的武装力量指挥中心,统一控制各国的武装力量。

   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最重要的是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有人认为,在建立“东亚共同体”

   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因为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能够将共同体各成员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成员国之间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⑤尽管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还应该是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的氏族、部落共同体,还是中世纪的家族、村落(庄园)或封建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跨国共同体,首先都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相互交织的共同利益,而是出于吉登斯所谓的“本体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霍布斯、洛克等人都有过明确的论述。在霍布斯看来,人们建立国家这种“利维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走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建立一种使财富和文明得以持续保存和积累的和平的社会秩序。⑥在洛克看来,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这种比家庭、村落等“自然社会”更高的共同体,也主要是为了消除在“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的局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之间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自然法裁判权、执行权而造成的困境。⑦这些论述虽然最初不是针对跨国共同体而言的,但其道理应该同样适用于跨国共同体。虽然经济利益的相互交织会有助于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但是,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必然导致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反过来会促进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作为我们奋斗目标的东亚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建立这样一种性质的东亚共同体对东亚各国可能带来的好处是:

   首先,它通过将东亚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结合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将从根本上消除共同体内各国之间的领土性纠纷问题,一劳永逸地消除各国之间因领土性利益纠纷而爆发战争的危险,为共同体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制度性保障。

   其次,建立东亚共同体可以给朝鲜和韩国这样一类国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利益是:可以无需再讨论分裂双方的统一问题。换句话说,由于东亚各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结合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南北韩之间的统一问题将由此变得毫无意义,因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第三,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共同体内各国(或地区)的军费需求,使各国能够将这笔节约下来的资源配置在其他方面,提升各国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四、一体化和多元化:共同体内部关系的辩证法

   在近年来中国学者讨论“东亚共同体”问题的诸多文献中,不少作者都提到了在当前建立东亚共同体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或所面临的困难或障碍)。例如,对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有利条件,邵峰做了如下归纳:“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有利条件包括: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在于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地区稳定、非传统安全等领域拥有共同的利益;从东亚国家政府的政策宣示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具有发展区域合作的主观愿望,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合作战略。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东亚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本条件。东亚国家在资源、劳动力、市场、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合作的角度看具备很强的互补性,以互补性促进相互依赖,以相互依赖促进区域合作,这是东亚合作的特征,也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看,东亚国家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情感交流、认识问题的方式、行为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一致性。”⑧

   对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不利条件或困难、障碍,人们也提到了诸多不同因素,如在“东亚共同体”所应涵盖的国家范围问题上、在谁来主导东亚共同体问题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以及美国对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猜疑和反对等。其中有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困难或障碍是: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例如邵峰就认为,影响东亚共同体建立的一个重要不利条件就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各国在价值观、文化认同和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越南、朝鲜、缅甸等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完全不是一种类型,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国家间也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比如新加坡。在建立经济共同体阶段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如果进入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阶段,中国基本上不能适应,其他许多国家也未必承受得起。某些国家希望借东亚共同体建设契机促进中国体制转型的潜在意图必然与中国的主权利益发生激烈碰撞。在东亚地区,比起风行世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潮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优先性。在欧盟各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基督教文化,相比而言,曾经支配着东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难以达成一致性认知的基础,其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力也没有一些学者希望的那么大”。⑨

   江瑞平也认为,在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重要条件之一是内部各成员在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高度同质性。但在这一层面上,东亚各成员之间却存有巨大差异,其中最难弥合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差异。此外,还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民主政体与人民民主政体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在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也远比欧美要大。所有这些差异都势必构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巨大障碍。⑩

   王联合也认为,东亚国家难以像欧盟那样顺利完成一体化的建设,因为“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个严重障碍”。“东亚地区情况十分复杂,不少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外交政策取向和安全理念也迥然有别,主要大国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更是有着重大分歧,因而东亚一体化进程必将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亚仍然会保持多样化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整齐划一。……过去长期阻碍东亚合作的各国间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消失。即使是在那些最发达的东亚国家的关系中,也并没有出现可以证明民族认同已经淡化的充足证据。东亚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相互融合。”11

   笔者不否认上述作者所做的这些分析。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确实有可能成为东亚共同体建立的重要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是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障碍。成员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共享同样的价值观或相近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是一个跨国共同体能够顺利建立起来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今世界上建立和运行的比较顺利的跨国共同体,如欧盟和北美共同体,都是以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为前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跨国共同体的建立和顺利运行,都必然要以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高度同质性为前提。虽然目前尚无法进行充分的说明,但笔者认为,即使有证据显示,像欧盟和北美共同体这样一些跨国共同体的建立和顺利运行确实是以其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高度同质性为前提的,那么,这一事实本身也并非是一种像“太阳必然自东方升起至西方降落”那样是一种纯自然(非人为)的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一些特定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建构出来的一种现实。按照这样一些话语体系,任何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都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在种族、信仰、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同质性程度越高越好。笔者相信,在另一类话语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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