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姜萌: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

——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6-02-04 17:16:52
作者: 姜萌  
用国族认同消解族群分歧。较为显著的例子是,在历史书写涉及人种、领土等问题时,(31)梁氏此时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思路发言。这些思考如能继续发展,自然会对梁启超构思《新史学》起到很好的助推。但是,1902年春夏间的梁启超,对满清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这种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亦因其反满思想更为激进而受到严重挑战,并可能影响到《新史学》的写作。

   二、《新史学》中的“国族”“种族”纠缠

   《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第1、3号刊出后,直到11号才继续连载。梁启超为续刊撰写按语:“新史学本自为一书,首尾完具,著者心中颇有结构,但限于时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触即书,先为散篇,其最录之俟诸异日”。(32)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语,反而显露出梁启超《新史学》的写作,可能遇到了较为棘手的问题。细读刊发于《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各节,(33)结合此一时期梁氏在“反满”与“保皇”上的摇摆,大约可以断定,梁氏此时在史学方面的棘手问题当是写谁的历史与如何写谁的历史,也即是写旨在推动国族改良的中国史还是写旨在推动种族革命的中国史?

   《新史学》第一部分“中国之旧史”虽然基本继承了《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史叙论》等文的思考心得,但已表现出一丝动摇。梁启超在这一节中说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又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34)他又不自觉地使用“中国文学史”“中国种族史”“本国史学”“吾中国史学”等概念,毫无疑问,梁氏对史学功能的阐述是从“国”的角度发出的,流露出他的历史书写主体是中国。可是这个中国,是国族的中国,还是种族的中国?倘若是为国家改良,自然是写国族的中国史,倘若是为反满革命,就需要写种族的中国史。就在《新民丛报》第1号出版后,梁氏对慈禧归政光绪的期望日渐落空,梁氏的思想天平也从“保皇”向“反满”倾斜。到了《新民丛报》第2号,梁氏已对种族主义流露出歆慕之意:“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35)此时梁启超可以说是处于矛盾之中,故亦未完全抛掉国族考量,在同期另一篇文章里,他仍在思考国族构建之如何可能,认为满清政权出于消弭满汉势如水火情势而采取的调和之策,“不过一纸空文耳”,“若真欲除满汉之界也,则当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实利实益示之,虽无通婚,必相安焉矣”。(36)这种纠结矛盾的情绪延续到了丛报第3号,故此期刊发的《新史学》文字,在考虑历史书写主体的时候,使用了“人群”这个中性且伸缩性较大的概念——“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7)

   满清政权对变法自强的迂缓再次逼迫一腔热血的梁启超明确走向了革命、自立。(38)在这种情势下,《新史学》的连载也暂时停顿。直到丛报第11号,才重新刊载《新史学》之“论正统”。不过,梁氏在历史书写主体问题上已发生变化——由“人群”变成了“国民”:“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而“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39)《新史学》中关于历史书写主体的“前后相矛盾”在《新民丛报》第14期又有新的表现,在论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问题时,梁氏先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又说:“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亦日益昌明”,故“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40)

   那么,梁启超此时的历史书写主体到底是以白种人、黄种人为范畴的“人种”?是人种之内的“种族”?还是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国族”?或是“人群”“国民”?要辨析清楚,真需颇费思量。梁氏将“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的内容分解为“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千年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而且在结合西方历史与现状时,认为“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属于白种人,而所谓白种人者,则阿利安人而已,所谓阿利安人者,则条顿人而已”。以此可知,在梁氏的观念中,“人种”问题最终还是落脚到“种族”上。“人种”这个概念,是一个色彩中性且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与梁氏在同一文本中大力提倡的“民族主义”相冲突。实际上梁氏采用这一概念,只是其在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之下的一个变通,此后很少使用。至于“国民”,其与国家与国族的联系,昭然若揭,不必再赘述。故此一时期真正让梁氏在历史书写主体上纠结不定的,只有是种族还是国族这个问题。

   梁启超一度比较倾向于书写种族的中国史。在《新民丛报》第4号刊登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中,梁氏对汉以后的中国史进行评说:“吾国历史弥天之大辱,而非复吾所忍言矣,计自汉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间,我中国全土为他族所占领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黄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41)很显然,此时他是站在“中国者,汉族之中国”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中国历史进行观察,故满清一朝也被其视为“他族”侵占中国“三百五十八年”中的一部分。梁氏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观察,清晰地呈现了他此时的历史主体是“汉族之中国”。可以说,在反满革命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梁氏的历史思考基本上抛弃了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的这种观念亦有所流露。比如在“论正统”一节中,针对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以“以中国种族为正”来判定是否是“正统”时,梁氏首先说“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42)据上引文可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号公开显露自己的反满革命思想,把满清政权划归为“他者”。到了丛报第11号(7月5日发行),他还在公然提倡“破坏”,所以虽然他在“论正统”时批评了狭隘的“夷夏观”,但他以种族为历史观察和书写主体的意识仍然可以清晰地被感知。

   梁氏晚年自我评价,他是“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43)具体到《新史学》写作时期,“保皇”和“反满”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前后相矛盾,以至于他对历史书写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问题,摇摆不定。梁氏在这个问题上的变换摇摆,与他此时对世界史学的了解不够深入可能有关系,但是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可能是梁氏已经意识到写谁的历史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回答谁是中国人,而且决定了如何写谁的历史。换言之,梁氏在历史书写主体问题上的徘徊,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史书写的包容度、立场观念、价值基准与目的该如何确立。历史书写主体一旦确立,历史书写也就趋于定型。因此,这一问题也就需要反复探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梁氏自谓反满意识最为强烈的“壬寅秋间”,他在历史书写问题上逐渐又回到了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上。

   在《新民丛报》第14号“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中,梁氏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44)梁氏此处明确提出了“国族”的概念,且尝试将“群”“国民”“种族”等概念纳入到“国族”的概念系统之中。这与他在此节中提出的“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的论断有些自相矛盾。

   在《新民丛报》第16号《新史学》“论书法”一节中,梁氏将历史书写主体确立为“国族”的思想得到了发展。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本“春秋之义”建立起来的“笔法”提出根本性质疑,称“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而不必着力于褒贬一二人。梁启超认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真实的情况是,“先有无数量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万亿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视进退于一二人,其有济乎”?梁启超这段话看似在批评别人,实质是在反思自己。因为此一时期梁氏激烈反满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慈禧等人未归政、荣禄等人未受罚的不满。此处之表白,不仅意味着梁启超已经回归到国族的立场,而且也回归到理性的“新民”认识上,认为“史也者,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45)在这种观念下,梁启超消解了传统夷夏观或伦理价值赋予历史的褒贬:在传统观念下,以洪承畴为清史贰臣传之首,史可法为明史忠烈传之魁,“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但是此种历史书写,实质上却是“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的行为。回归到现代国族立场的梁启超认为,史学书写不应该像欧阳修《新五代史》、朱熹《通鉴纲目》等书“咬文嚼字,矜愚饰智,断断于缌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应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46)很明显,梁氏在此已经明确地抛弃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春秋大义”“夷夏之防”,而给历史书写赋予了帮助国族实现现代化的职责。

   陈平原曾指出《新史学》“论书法”一节是梁启超的“神来之笔”,并特别指出这段话于理解梁启超“史学革命”之意义,即展现了梁氏史学书写文体的特征。(47)其实此段话不仅展现了梁启超对史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之追求,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梁启超对历史学思考的新进展,摆脱了在国族认同与种族意识间的纠结,把历史书写主体确定为国族——“民族全体”。概括言之,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之时,梁启超的“新史学”才最终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其目的在于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以改良中国,御侮图强。自此,梁氏也完成了“新史”“新民”“新国”逻辑链条的建构——“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制度”,“新制度”以“新政府”,“新政府”以“新国家”。(48)梁启超在此后一个时期所撰写的史学论著,基本着眼点都在此处,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集矢于激发汉族人反满革命情绪的“汉族史”完全不同。

   就整个清末思想学术界来看,将“新史学”理解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可以说是不少政治改良者的共同认识,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刊发以后,较为迅速地获得了他们的回应,纷纷对中国史学进行反思,并投身到史学书写中去,把“史界革命”发展成为“新史学运动”。

   三、汪荣宝、刘成禺等人对历史书写主体问题之探索

对于一直希望用现代史学推动变法改良的梁启超来说,经过变法失败、庚子勤王等事件的磨砺,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更为清楚:“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49)他企图用“新史”来培养“新民”,故希望在新观念的指导下来写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不过梁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部通史“犹未能成十之二”,(50)而且作为这部通史导论性质的《新史学》,也拖延了很久。阻滞梁氏新中国通史和《新史学》写作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梁氏面临着一个较难解决但是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934.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5年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