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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伟民:“人之死”——《词与物》的主旨及其哲学意蕴

更新时间:2016-02-04 17:07:09
作者: 莫伟民  

   【内容提要】 “后现代”并非福柯的语汇。批判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体哲学,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预告的“人之死”更是把批判的对象延伸至胡塞尔、萨特的现代主体哲学。无论是先验主体哲学,还是经验主体哲学,只要始于意识并把“人”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福柯话语考古学所要加以拒斥的。“人之生死”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所揭示的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的“人”主要在19世纪科学话语中所经历的命运。现代知识型之后并无后现代知识型。通过阐发福柯“人之死”在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和哲学观四个方面的哲学意蕴,本文坚持一个观点:《词与物》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著作。

   【关 键 词】人之死/《词与物》/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

  

   作为思想史家,福柯依据通常的历史时期划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时代)来探讨研究对象(癫狂、临床医学、科学知识、监狱、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存在的重要问题。显然,“后现代”并非福柯所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紧随现代知识型之后的不是后现代知识型,而是当代知识型。如果现代西方知识的基本布局发生翻转,那么,“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Foucault,1966,p. 398,下引福柯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探究,通过梳理、分析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到现时代这几个阶段西方知识型基本布局先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处宣告了“人之死”。因此,批判西方近现代知识史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批判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就是《词与物》的哲学主旨。福柯往后的诸种思想(非本质主义权力分析、呵护自身的主体解释学、聚焦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等)也一再秉承这一哲学宏旨。

   《词与物》运用基于历史维度、差异描述和话语实在性来进行话语分析,以这种独特方法来从事人文科学考古学,批判西方哲学史上的“基础主体的论题”、“对立的论题”、“初始经验的论题”和“普遍中介的论题”长期以来都以各自的方式忽视了“话语实在性”(Foucault,1971,p. 48),并最终通过预告“人之死”来批判患有话语恐惧症的西方传统主体哲学。显然,《词与物》与尼采思想在反对“时代精神”、“世界观”、“理性进步”、“因果关系”、“目的论”等黑格尔式总体化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尼采通过终结人类学主体主义而开创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道路。鉴于结构主义标签不甚恰当,后现代主义称谓又过于模糊,笔者倾向于把《词与物》视为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作品。

   一、人文科学考古学

   福柯既不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法,也不像利奥塔那样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反本质主义的语言分析法,而是秉承尼采的思路实施考古学探究。《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之“考古学”并不确指一门学科,而是指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福柯要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如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17世纪末的欧洲有可能开设。某个社会所暗含的、既不同于理论知识也有别于信仰知识的那种知识,不仅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哲学观念和日常舆论,还影响了制度、商业和治安实践、生活习惯。这种考古学的功效在于:由于这种研究聚焦在处于相同层面之上的实践、制度和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并探寻使这三者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探寻构成性的和历史性的知识层,因而有可能使福柯避免理论先于实践或实践先于理论的棘手问题。

   福柯既不想撰写人文科学的一般历史,也不想对科学的可能性作一般的批判。“《词与物》的副标题不是人文科学唯一的考古学(l'archéologie),而是人文科学的一种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Foucault,1994c,p. 29)。这表明福柯在《词与物》中只涉及了“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探究了生命科学、经济科学和语言科学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初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然而,福柯还假定有另一种考古学,要对自16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知识和政治意识进行专门分析,要研究历史和政治理论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而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两种考古学中所处的地位明显不同。在前一个考古学中,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仍处在由李嘉图开创的认识论空间内,马克思并未带来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在后一个考古学中,福柯假定马克思在有关人的历史和政治意识中引入了一个彻底的决裂,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领域。福柯正是在此展现了自己与导师阿尔都塞之间明显的理论分歧。福柯的知识型理论向我们指出了像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之不同思想元素(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在知识史上的不同境遇及其不同的理论地位。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宽泛定义,因为马克思系统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种种理论和现实后果而把他视为后现代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既不能解释马克思身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如何协调统一的问题,也难以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的现代性理论区分开来。

   “人文科学考古学”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知识”的对象如何构建;某类科学话语如何起作用。与此相应,“人文科学考古学”也致力于分析:“人”这个新对象如何以及为何出现在17世纪直至整个18世纪的科学话语中,人文科学又是如何以及为何能随着人的出现而有可能被构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哲学论题,即人如何以及为何既是可能科学(人的科学)的一个对象,又是任何认识据以可能的存在,是任何种类认识的源泉。该考古学已经揭示了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知识型(l'épistémè)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知识型是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或各种部门科学中不同话语之间的所有关系,是“诸关系之一个开放的并且可能是不确定地可描述的领域”(Foucault,1994a,p. 676)。知识型不是“理性的一个普遍阶段”;知识型是前后相续的差距的一种复杂关系(cf. ibid,pp. 676-677),因而与康德的范畴毫不相干(cf. Foucault,1994b,p. 371)。作为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集合,知识型就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和“物”如何运作的知识空间。在福柯“知识型”的理论视野中,对多重科学话语的间隔、距离、对立、差异、关系等的详察,取代了对“理性进步”、“时代精神”、“世界观”、“普遍意识形式”、“普遍思想形式结构”等这般总体化历史论题的深究。

   “人文科学考古学”讲述秩序的历史,“说的是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间的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间的差异借以能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合理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Foucault,1994a,p. 498)因而,《词与物》考察有关词(语言)与物(实在)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分析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撰写“知识型”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基本上是间断的历史。以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在为张力关系,以古典时期开启和终结为界,西方知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大断裂。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能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阐释被分析所取代,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古典时期对语法或财富体系的研究,只需通过能对物之序作表象的话语,而无需通过人文科学,所以,人在古典知识内部并不存在。而随着古典时代终结和现时代开启,表象理论、语言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分析和综合所取代,人(l'homme)才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人文科学空间也被打开了。只有从19世纪初起的现时代,当话语失去了它在古典知识中曾经拥有的组织作用和对经验世界的法则力量时,人才存在,人文科学才产生。

   人文科学之所以被反人文科学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其在19世纪“知识三面体”(演绎科学、经验科学和哲学)中的夹缝生存处境导致各自疆域不稳而失守,人文科学最终被精神分析、人种学和语言学这样的反人文科学所取代。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因发现无意识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结构,强调“个体唯一的经验据以被构成的能指链条与一种文化的意指赖以被构成的形式系统相垂直”(Foucault,1966,p. 392),从而不停地“拆解”那个在人文科学中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实证性的人,它们并不询问人本身,而是询问通常使得一种有关人的知识成为可能的区域。而语言学在贯穿整个人文科学的空间时,既在实证性方面,又在有限性方面来超越人文科学的整个领域。语言学就像精神分析和人种学一样依据一个话语模式揭示了人文科学的形式-界限(les formes-limites),甚至威胁到有可能使人被认识的这一切。福柯借用列维-斯特劳斯就人种学所说的话来描述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即它们消解了人(elles dissolvent l'homme)。同样,语言学同精神分析和人种学一样都不谈论人本身。就像人在语言注定散布时被构建起来一样,人在语言重新聚合时也会被驱散。“从被体验和经历为语言的语言的内部,在其趋向于极点的可能性的游戏中,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人已‘终结’(fini),并且在能够达到任何可能的言语的顶峰时,人所达到的并不是他自身的心脏,而是那能限制人的界限的边缘:在这个区域,死亡在游荡着,思想灭绝了,起源的允诺无限地退隐。”(ibid,pp. 394-395)人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人文科学从崛起到被反人文科学所取代,人类学主体主义最终被抛弃,这些都是西方知识型的基本知识布局发生变化的结果。

   为了确切地构建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知识,福柯要在不同维度上去确定17世纪以来、尤其在19世纪的科学话语的存在方式(它们的形成规则、条件、从属、转化)。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设法限定传统思想史之无边无际的空间,从而设法把话语领域从19世纪哲学强加于它的历史-先验结构中解放出来。福柯通过由不同“话语”(discourants)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实施操作,不仅质疑了至高无上的主体的论题,该论题从外部激活语言学编码的惰性,并在话语中置放其自由之难以抹去的痕迹;还质疑了主体性的论题,该论题在话语中构建意指并记录下这些意指。因为福柯的话语领域显得是一组有规则的实践,这些实践并不简单地在于赋予思想的敏捷内在性一个可见的和外部的形体,也不向事物的坚固性提供使事物倍增的显现的表面。福柯充分感受到人文科学考古学已让意识哲学家们深感不适:有点刺耳的是,福柯不从悦耳的、沉默的和内在的意识出发,而是从一组灰暗的匿名规则出发来对待话语。令人不快的是,福柯揭示出一种实践的界限和必然性,而人们通常习惯于在纯粹的透明性看到天才和自由的游戏展现出来。具有挑衅性的是,福柯把这种话语史视为一组转化,这种话语史直至此时都是由生命的令人放心的形变或生活体验的意向连续性所激发的。难以容忍的是,福柯勾勒、分析、组合、重组所有这些现在被归于沉默的文本,而不描绘出作者的面目一新。(cf. Foucault,1994a,p. 694)福柯以一句反问“谁讲话,这有何重要呢?”,把传统哲学的万能意识主体给轻松打发了。

   二、人之死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表明:人的问题既不古老(人仅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也不永恒(人正临近终结)。福柯从19世纪末起被不断复述的“人之死”这一论题出发,设法弄清楚人这个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依据哪些规则而被形成、运作、悬置乃至消失的。正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生死命运。论及人的有限性(存活、劳动和讲话)的近现代人文科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被探讨无意识形式结构的反人文科学(精神分析、人种学、当代语言学)所取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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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京)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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