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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改革几乎是中国经济的宿命

更新时间:2016-01-31 21:50:55
作者: 钟伟  
回顾改革,是为了更坚定的走到市场化之路来。如果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就会走向生死存亡的关头。改革对中国而言,甚至是一场生存或死亡的宿命。20年前朱镕基对经济体系的强力施政仍历历在目,苛刻一些说,相当多的改革一开始并非顺应市场,政府有形之手一度无处不在。照观当下,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我们还走在改革开放之路,还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必然毫无选择地走向真改革。

  

   三十多年来,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前途而言,几乎是宿命,甚至是一种缘木可以求鱼的奇特宿命。当下,人们对深改的预期日益强烈时,我们也许可以用少许剖面,去回顾那段跨越1993-2003的改革历程。

  

   1

   清理三角债的挫折

  

   其实,清理三角债在1991年和1993年各有一次,强行注入的资金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的决心和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结果却令人沮丧。可见在经济低迷时,试图清理有毒资产,哪怕有再大毅力,也可能越清越多。

  

   当下中国,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封闭有毒资产,等经济企稳甚至重新进入繁荣周期之后,再回头清理有毒资产也不迟。

  

   当下中国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债务问题,真实的债务压力有可能在2015年下半年才得到真正的重视。标志性的事件是,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迅速扩大了对地方存量债务置换的规模和节奏。而在2011-2014年中国经济明显下行时,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系统甚至还在整体推高中国债务成本。

  

   2016年中国政府能做的,是对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长期信贷资产进行操作,放长久期和降低利率,使得中国巨债务的雪球滚动起来慢一些。看起来中国巨债仍处于可控状态。

  

   2

   汇率双轨制的合并

  

   1994年初开始,朱镕基合并了人民币多重汇率并行的尴尬局面,并令汇率重估一次到位。这次改动比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的汇改动静大得多。但毋庸讳言,1994年之后,原本相对市场化运行的外汇调剂市场陆续关闭,仅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以及外资外贸企业的外汇,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迅速向央行集中,中央政府积累外汇储备和调节汇率的能力空前强化。1994年的汇率并轨和金融学上的汇率市场化差异巨大。

  

   幸运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强行积累的外汇储备和汇率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底牌更多。朱镕基时期做的汇率并轨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强制结售汇制度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集汇于官而非藏汇于民的逆市场尝试。尝试的结果是,私人部门的外汇迅速集中转换为官方外汇储备。

  

   当下中国也在试图处理汇率问题。央行对人民币尝试市场化重估的努力无疑是必要的。这推动汇率信号顺从市场,推动汇率重估有利于实体经济,也使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相对正确的汇率信号之上。离岸与在岸之间仍远未形成规模化的汇率套利渠道,而离岸人民币规模实际上在不断收缩而非扩张。

  

   但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十分有限的波动仍然引发夸张的轩然大波。这显示国内外投资者对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依赖惯性和浮动恐惧,以及对中国央行承诺的非理性期待。由于错过了次贷危机之后的贬值良机,由于在此后全球量宽模式中实际有效汇率的持续偏离。市场必须接受人民币逐渐重估和浮动的进程,舍此之外并无出路。

  

   3

   财税改革

  

   主要是分税制带来的财力集中和“诸侯”削弱。王丙乾(1980年8月-1992年9月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中国财政到了相当羸弱的状态,以至于王部长有了重振财政的呼吁。1994年初,财税改革迅速启动,财政包干制被打破。

  

   事后看,这次税改的结果,一是GDP蛋糕中,财政的汲取能力大为增强,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持续攀升;二是财力上收,事权下放,使诸侯向中央的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弱化,财政转移支付日益重要;三是初步厘清了税、费、债的框架,以及国税和地税两大体系。这种集中财力、加重税负、削弱诸侯的做法,在推进过程中,会被多大程度上视作市场化改革呢?事后看,该框架的确立,对后续经济体制改革有非凡意义,例如重大基础设施的落地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都需要强大中央财政作后盾。

  

   分税制改革一举摆脱了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财政联邦制的可能性,使财税收入迅速向中央集中,财政收入与GDP比例不断上升。最大优点在于避免了中央财政的破产,最大缺陷在于强化了财力上收,事权下放。幸运的是,1998年之后,地方政府很快寻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妙手。

  

   近年来,随着楼市供求失衡和土地财政的枯竭,地方财政危机逐渐暴露,十几万亿巨额地方债务本身就是对上一轮财税改革的反讽。应当警惕的是,当下仍有对扩大财政刺激的期待。如果按3%的赤字率扩张五年,到2020中国债务率应该和欧债危机中的欧猪五国持平。这已明显提示,稳增长除了催生严重产能过剩和资源不当配置之外,对增长转型产生了严重制约。

  

   现在中国财政仍应侧重重建,而不是赤字刺激。尽管地方债务在重新置换之中,但地方必须有自己可靠的税源;中央和地方必须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保障水平维持在和国力相称的水平;未来政府税收的主体必须从企业生产转向居民消费、从流转转向所得。现在离形成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财税框架,还相距十分遥远。

  

   4

   国企脱困战

  

   国企逐渐进入困境,是1995年之后,1996年山东诸城对国有小企业进行了以卖为主的彻底改革,出了个“陈卖光”书记。对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诸城经验,决策层有鼓励,也有不能一卖了之的暧昧。

  

   随后1998-2000的国企三年脱困战,是一场艰巨的关停并转去产能、下岗待业去冗员,银行大量贷款注入,一心想要把国有企业尽量搞好。付出了重大社会、经济、金融代价的脱困战最终无路可走,只能走向市场。它催生了中国特色的产权交易市场,加速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催生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脱困战到市场化仍经历了代价沉重的、漫长而痛苦的进程。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必会为其一生中的重重坎坷刻骨铭心。以此为鉴,当下缺乏强烈危机感、缺乏深刻共识的国企改革,也必然会在重雷区中艰难撞冰,再图破冰吧。

  

   当下国企改革仍然十分晦涩。产能去化、政府采购、PPP模式等都似乎在形成新一轮潜在的国进民退。在产能去化中,被率先去化的可能是私企或者地方国企,而大央企却更大;政府采购和PPP都变相成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官员非常害怕和私营企业打交道,害怕被扣上利益输送之类说不清的麻烦。人们观察到的国企和私企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深。

  

   5

   中国加入WTO之旅

  

   谈判当然曲折,中央部委和地方观点杂陈甚至尖锐冲突,斥责加入WTO为卖国的声音也不少见。如果总是强调重大改革需要成熟的时机,那么,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企业亏损面广,银行体系岌岌可危,加入WTO的条件恐怕基本不具备。但事实上,中央顶住了巨大压力。正是中国入世,使得中国抓住了次贷危机之前最后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窗口期。开放的压力也带来了改革的动力。

  

   对中国而言,任何时候进行方向正确的改革,都是必要的,不应以条件成熟预期作为回避,推迟改革的借口。

  

   6

   银行股改上市

  

   在朱镕基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手术中,金融体制改革似乎没有重大突破,银行体制改革是其中一项成就。但其大部分是在2003年温家宝主持下,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奇迹般地完成的。

  

   中国从2003-2007年的短短五年期间,将濒临崩溃的银行系统,改造为全球效率最高和最赚钱的、令人敬畏的银行体系。但即便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改革,当年也脱不了铺天盖地的“银行贱卖论”的批评。

  

   当下中国金融体系也在面临挑战。考虑到朱镕基时期银行业不良率一度高达25%,因此未来数年中国银行业逐渐承受和处置至少10万亿级的不良资产,是必要和难以避免的。而中国的资本市场,至少近期股市并非在创造财富,而是在不断激起贪婪和恐惧。看起来,必须先修复实体经济,然后才有修复金融体系的可能;而在金融发展中,银行业、货币市场和债权市场可能需要优先于权益市场获得发展。总体而言,当下中国银行业承受经济增长转型和失业浪潮冲击的能力,远远好于朱镕基时期。

  

   回顾改革,是为了更坚定的走到市场化之路来。如果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就会走向生死存亡的关头。改革对中国而言,甚至是一场生存或死亡的宿命。20年前朱镕基对经济体系的强力施政仍历历在目,苛刻一些说,相当多的改革一开始并非顺应市场,政府有形之手一度无处不在。照观当下,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我们还走在改革开放之路,还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必然毫无选择地走向真改革。

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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