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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滢 王立峰: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更新时间:2016-01-30 00:24:22
作者: 李海滢   王立峰  
比如正常的求医看病、升学求职、工商注册等,当事人往往先想到的是“有没有人,有没有关系”,“我爸是李刚”这一事件背后凸显法律特权在当代社会中是存在的。

   再次,制度矫正中的不正义,即制度补救、制度监督和制度问责的正义缺失,导致权力对权利的侵蚀、破坏。“矫正正义”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阐释:“矫正正义是指在人们交往中发生相互侵害的情况下,剥夺不正当获利者的利益,弥补受损害者的损失,恢复侵害者与受侵害者之间的利益的均等。”[11]笔者认为,制度矫正也是制度正义的基本要素,应该区别于制度运行中的正义,即制度正义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制度的初始正义、制度的运行正义和制度的矫正正义。⑤不能忽视制度的这种内在或外在的审查监督机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于制度运行环节之中,只有设置“制度矫正”这一最后的铁闸,才能及时而有效地对制度的设置与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司法腐败导致的司法不公,使得法院无法成为“人们最后说理的地方”。[12]由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使得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公民权益无法得到司法相应的救济,法治建设进程受阻。信访中的闹访和截访滋生的官民冲突问题近年来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上访”这一中国特色的权益救济方式的存在就表明底层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而希望通过上级政府寻求救济的手段,这一方面表明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众对既有制度和制度实施的不满而寻求的一种法外救济,希望通过上级政府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地方权力,其中很多“无理上访”所致的博弈行为严重破坏政治和法治的生态环境。既有制度的规范和清理也是消除制度不正义的一种矫治方法,囿于中国既有法规备案、审查和清理机制的弱化,加之现有的多头立法的格局,地方治理中的法规打架现象频现,“九龙治水”有利可图时,各部门都要管,受损的是百姓;无利可图时,都甩手不管,受损的还是百姓。上述问题产生之后,确实需要一种矫正机制对不正义的制度、偏离正义轨道的制度运作进行纠正。

   综上所述,目前国家治理中的诸多困局,很多地方体现为制度的不正义性,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制度正义,尤其是结合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亟待理论给予及时回应。

   三、国家治理视域下审视制度正义的内涵

   在探讨制度正义的内涵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对制度本身的要求,才能使制度建构符合既有的传统与国情。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受制于一个传统的大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当前国家治理的战略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保障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制衡权力,保障权利,规范治理,政治清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当前国家治理视域下审视制度,如何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建设之路,制度成为国家治理倚仗的基本手段,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制度本身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国家治理对制度提出了两点基本要求,即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合法性就是一种正当性的政治认同,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是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政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条件基础之上的,即被统治者认同社会价值观念与法律的性质”。[13]合法性解决权威的正当性问题,制度合法性表明了制度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出师有名”,制度才能得到遵守,制度才有后续施行的可能。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治理下的制度合法性必须奠基于一定的条件。首先,政权合法性保障政治稳定,这是制度合法性的前提,社会动荡不安不利于制度的成长。其次,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应以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为核心内容,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应以弘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为其宗旨。再次,制度能够得到民众自觉的拥护和遵行,这不仅需要制度要好,还要在培育民众自觉的守法意识基础上对制度加以认同。

   有效性强调制度如何有效实现国家治理,形成民主、法治的秩序状态,这对制度运行的程序、技术和外部环境提出很高的要求。就中国目前的国家治理来看,如周雪光所言,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集权与分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治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诸多问题。[14]党政权威与有效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制度冲突与紧张,这不仅是国家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制度有效性所面临的困难。如果制度的有效性难以为继,最终制度的合法性也要遭到质疑,制度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所以林尚立提出了“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这一对策。[15]国家治理对制度有效性的要求即转化为制度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适应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适应中国广大民众的民心。对于制度自身而言,则要求制度应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科学性与程序性,进而增强其可操作性。

   许多学者都对制度正义的内涵有所论及,有的把制度正义与社会和谐相联系:“制度正义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的制度体系能够充分保障个人的安全、平等、自由,能够保证和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各个部分的利益协调、共存,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和谐关系。”[16]有的从伦理学视角阐释制度正义的内涵:“正义之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从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价值理想之一;然而它又是中国现代化社会政治实践中一个开放性的重大课题,只不过进至当代,其重大社会政治意义更为凸显。”[17]有的从权力制约角度论及制度正义:“制度正义内涵着权力制衡的精神,权力制衡是实现制度正义的有效保障,权力制衡过程就是制度正义不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以落实和实施的过程。”[18]实际上,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一书阐明的制度正义思想对当代学界的影响是最广泛的,《正义论》开篇即证成了制度正义的正当性问题:“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如同真理之为思想的第一美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雄辩和精致,若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者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无论多么行之有效和治之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革或者废除。”[19]罗尔斯进而认为制度正义的主题集中在“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上。⑥鉴于中国目前国家治理的现状,制度正义的内涵也要顾及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国家制度体制应倡导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以维护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为主要目标,坚持制度的民主参与性、程序公开性、科学高效性、监督有效性,在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前提下注重制度的实践性与可行性,进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稳定。”

   四、国家治理视域下构建制度正义的可能路径

   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问题,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使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一)弘扬正义——凸显制度的核心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时期的价值存在多元化的趋向。自由、平等、效率、正义等价值在制度设计层面多有体现,在很多情况下,价值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价值取舍是摆在制度主体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公平与效率,哪一个优先”,“市场逐利行为与政府管理效率间矛盾”,“先富的个体与未富的大众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政府管制与市场自主间的紧张和对抗”,诸如此类,价值冲突不可避免。制度在设计之初,必须把正义作为制度的首要考虑,这构成了制度的正义理念,也是制度的核心价值。弘扬制度正义,观念上要强化制度的伦理性,使制度内在地符合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规范,让制度得到民众的自觉遵守。强化制度正义伦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制度应以人为本,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使制度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以人为本”构成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摈弃了那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GDP而忽视人权的物本思想,人性至上而不是金钱和物质至上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二,培育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制度是僵化的,但制度可以内化为一种信仰,形成制度文化,而文化传统的培育反过来为制度提供外在氛围。如何使外化的制度成为内化的道德,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从生活中的点滴开始,逐渐形成对制度的信仰。其三,价值竞合时,正义成为制度主体的优先考虑,使制度成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社会制度的不正义或非正义考虑,只会加大原有的社会不公,要避免制度沦落为社会不公的帮凶。在多元价值冲突时,正义应为首选项。

   (二)分配正义——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给

   转型中国面临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交织,一方面是经济飞速发展,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一方面是一切向钱看的市场效益观,一方面是对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热切渴求。如何使得三十多年来改革发展成果能够为所有劳动者共享,如何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体系,彰显“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分配公平是社会平等的前提,而制度应为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服务。桑德尔认为:“要看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正义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20]从制度层面把握当下中国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让资源分配平等惠及每个公民,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公平分配给劳动者,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合理界定公共资源的范围,使资源清单能够为公众所知晓,资产与财务登记公开透明,这是分配的前提。其二,无论是采用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标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21]都应通过法定的制度确定分配标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使制度彰显分配的正义性。其三,分配制度及决策的形成应具有一定的共识,防范利益群体或垄断集团俘获立法,应有序地让公众参与民主决策之中,在制度设计中应倾听民众的呼声,顾及民众的意见。

   (三)程序正义——保障制度的运行高效

正义必须是能够摸得着、看得见的,否则再公平的结果在人们心底总是留存一丝暗箱操作的顾虑。制度施行必然借助公平、透明的程序机制来保障,程序正义不仅具有保障实体权利实现的工具性价值,还具有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程序正义对制度本身的作用可以体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以时空要素实现制度化的角色分化,形成制度内的分工协作;第二,通过程序的时空要素克服和防止制度行为的随意性;第三,通过时空要素引导人们的行为模式,并使之符合制度的规范要求;第四,通过时空要素有效地感染人们的制度依赖心理,并有效缓解制度下的人们紧张情绪。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视域下,制度的程序正义可通过以下渠道实现:其一,建构理性的协商民主平台,使公众有序地参与民主决策,只有保障民众的政治参与权,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协同。其二,建立有效的分权机制,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让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通过程序机制实现有效分立,相互制衡,防范平级机构的权力独大问题。其三,信息的充分、公开与对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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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净月学刊》(长春)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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