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罗大蒙 徐晓宗: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的缺失与重构

更新时间:2016-01-28 22:20:21
作者: 罗大蒙   徐晓宗  
并影响国家的制度建构,同理,人的观念固化和角色的"自我锁定"也是国家衰退的内在根源和公民身份迷失的内在因子。中国农民平等、独立而自由的公民身份之所以难以建构,既是国家"政治屏蔽"的结果,更与农民内在公民品性和公民精神的缺失不无相关。

   首先,农民缺乏基本的权利认知,维权意识比较淡薄。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是现代公民身份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主体的重要公民精神,民众权利意识的阙如不仅为民主人格的培育增加了困难,且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及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处理。近些年来,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城市的文明慢慢浸入传统乡村,农民的权利意识有所彰显,维权行为日益增多,但从整体而言,我国农民对权利的认知还是比较淡薄,还不知道自己应该享有哪些合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即使对于一些已经发生的维权行动,也并不是出于农民的一种权利自觉,而多是由于利益因素的刺激,即农民的"维权"实际上并不包含"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含义,其首要动力是经济利益的争取和尽量扩大。建立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刺激基础上的权利主张,虽然也是农民公民意识习得的过程,但"利益刺激式维权"对农民现代公民精神的催生功能是有限的。当下,在"维权"就等于"闹大"的思维逻辑下,农民的维权行动不仅未能养成理性化的公民品性,反而出现了大量的"缠访"、"闹访"甚而"以命相搏"的现象。农民权利认知的缺失及维权的非理性化是与现代公民身份的公民精神主张相悖的,既阻碍了农民的"公民化"进程,也不利于国家现代化治理机制的形成。

   其次,农民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力崇拜意识,顺从心理较为普遍。权力崇拜是传统臣民文化的典型表现,是独立人格缺失的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处于社会的轴心,并支配着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及民众的日常生活,皇权、族权、绅权、夫权等权力结构把整个国家的的公域和私域纳入了严密的权力体系中,每个个体都要依附于权力并臣服于权力。由此,中国自官僚系统至乡土社会便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权力崇拜意识和浓厚的官本位情结,掌权者自然高高在上,"作民父母",无权者也希望"学优则仕"。即使在当下,这种权力崇拜情结也并未终止,尤其对于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农民历来作为弱势群体的众像展现在民众面前,长期以来,弱势小农便受到国家权力或地方强势力量的欺辱和滋扰,无权无势而又老实本分的普通农民不仅会在国家与民众的利益纠葛中(如农业税取消前的皇粮国税,当下部分农村地区的土地征收、扶贫补助等)首先"败下阵来",即使是在邻里的日常纠纷中,势寡力薄的一方也经常会遭受人格欺凌和财产剥夺。在国家权力面前,多数弱势农民并不会自视为具有独立、平等人格的公民主体,而是沿循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臣民、子民、属民、草民心态。在地方强势力量面前,他们也自认无力相斗,而选择忍气吞声。长期的弱势地位,促使中国农民形成了更为强烈的权力依附甚至权力占有欲望,他们希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中国农民的这种权力情结不仅强化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农村社会的立足生根,还导致了农民"臣民"身份的"自我锁定",致使农民的"公民化",及由"身份制社会"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变遭遇了农村文化生态的阻力。

   第三,农民具有更为狭隘的个体意识,公共精神较为薄弱。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集体认同的内聚团体",家族、宗族和村落构成了村民的行为边界,个体的行为合理性取决于村落的认同,集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共责任承担是村民的道德自觉。但我国农民的传统公共精神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仅限于本族、本村,民族和国家意识比较淡薄。费孝通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研究认为,乡土社会生活极富有地方性,"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由此,中国乡土社会便形成了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13]费正清也认为,"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14]虽然自新中国建国以降,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政权下乡"、"行政下乡"等一系列政策和机制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乡土社会的整合,普通农民对共产党政权和国家共同体有了更多的认知和认同,但中国乡土社会依然是传统的,即使在城市化的推进中,农民完成了由"泥腿子"向"进城"、"上楼"的转变,传统村落型政治文化也并未完全消弭,且随着农村的日益衰落和农村公共文化的日益式微,农民的极端自利主义心态甚嚣尘上,公共价值和集体认同让位于个人利益。

   第四,农民的主动政治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被动性色彩浓厚。阿尔蒙德和维巴把参与型政治的形成视作现代公民文化的重要表征,[15]约翰·托马斯也把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看作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生活、参与国家治理、培育公众现代公民资格的基本途径。[16]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意识不仅直接反映了公民的公共精神和权利情怀,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公众现代民主公民资格的培育和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形成。当前,在我国的农民群体中,自觉、自愿关注政治和权利,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现代公民已大有人在,他们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实现地方善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我国广大农民而言,参与型公民资格并未养成,在他们的思维意识中认为政治是"居庙堂之高"者应该关注的事情,作为普通的升斗小民应该坚守本分,做权力的顺从者和被管控者。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无论是村庄的选举,或是农民的维权,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如若与自身利益无直接相关,除非被动员,他们很少去参与政治或村庄的类政治生活,且如果不参与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他们宁愿放弃参与的权利。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阙如不仅锁定了传统的农民身份,农村社区中的合作治理模式及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也困境重重。

   第五,农民还缺乏基本的协商谈判精神,暴戾之气盛行。协商和谈判精神既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也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它是一个国家和公民个体文明程度的体现和反映。现代契约型社会遵循着基本的市场理性逻辑,主张社会各主体在平等的协商和谈判中寻求基本共识和最大公约数,由此,社会便不会陷入各利益冲突主体之间的无谓斗争之中,社会可保持和谐,公民个体也会在理性中取得利益最大化。但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文明过渡阶段的中国农村社会,一方面面临着传统村落文化的凋零,另一方面现代契约文明远未确立,因而中国农村既难以沿袭传统乡土"礼俗社会"中的"礼治秩序",也难以依赖现代法治文明建构法治秩序,中国农村靠道德伦理调节着的私人关系随着礼俗的缺失日渐利益化,农民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纠葛在传统礼俗和现代法理的双重缺失下往往以私人暴力的方式予以解决,农村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挑战。

   三、精神化育与身份认可:农民公民身份的重构

   现代民主国家共同体的主体性构成要素是每一个独立的公民个体的存在,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是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性内在规定。农民公民身份的化育和再造是实现农民由"身份"向"契约"转变的必然体现,既需要农民公民精神的养成教育,也需要农民公民资格的国家认可和承认。

   (一)加强公民养成教育,塑造农民现代公民品性

   任何社会形态向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型,其首要前提就在于对其公民特质和公民精神的化育和塑造。我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首要表现为农民的"公民化",即农民公民精神的养成和重塑。因而,我们要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化应当注重农民公民品性的养成教育,把现代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作为农民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着力加强对农民现代政治文明教育,以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起农民独立、自主、参与的公民身份。同时,"公民是一个自由、平等、负责的权利主体。这意味着在公民教育中必须摒弃那种无视与否定人的自由、平等、责任主体属性的灌输方法",[17]在公民教育领域应充分尊重公民主体的人格自由,采取公民自主性选择的策略,这样现代公民精神才能更容易被消化和接收,内化为公民的人格特质。强制灌输的方式只会造就表面的服从者,却不能培育现代公民精神,而自主化的选择则更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不仅能够发挥公民的创造潜能,还能养成公民的责任意识。

   (二)拓展农村公共空间,培育农民公民精神

   公共空间是公民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公民精神养成的基本介质,公共空间的衰落或兴盛直接关系到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民公共精神的形成。当代中国农民普遍具有较低的公共关怀意识,不仅造成村落内部公共事务无人问津,村域公共活动式微,也导致农民集体行动的难以达成,以至在强势的国家权力面前,农民"弱势小农"地位难以改变。因而,拓展农村公共空间、延伸农民公共活动领域,不仅可以培育农民公民精神,还可以促进农民组织的形成。

   首先,要继续推进农村村民自治,为农民供给自治场域。村民自治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制度化场域,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不仅可以锻造农民的民主能力,还可以促使农民进一步习得对公共事务关怀的意识、对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伸张精神,以及提高农民对自治的进一步认知。目前,我国的村民自治建设虽然遇到了一些困境,但我们不能以此否定村民自治的价值,而是应该进一步深入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为村民自治建设,乃至乡镇自治探索提供实践基础。

   其次,要鼓励农村民间组织的建设和成长,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能力。农村民间组织既是农民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也是改变农民原子化状况,提高农民面对强大政府和强势市场的重要社会资本,农村民间组织的成长和发育构成了农村公民社会建构的组织基础和农民公民精神养成的重要场域。杜润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主张建立农民协会,以争取和保障农民的平等公民权利,他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他少数群体如青少年、妇女、工人等都有自己相应的组织,只有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有了农会,就能够保护农民的权益,替农民发言,强化农民的谈判地位。农民有了谈判地位,就能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与其他社会阶层共谋国事。"[18]组织之于农民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组织资源的拥有,还直接影响着农民在社会秩序建构的作用及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占有了组织资源,农民便拥有了在公共生活中与政府进行平等对话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农民也具有了与市场资本平等博弈的社会资源。[19]

   第三,要复兴农村公共文化活动领域,重构农村文化生态。公共文化的充分供给是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保障和对公民文化需求的基本满足,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既可向农民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也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宣传和农民对国家认知程度的提高。由于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的衰落,不仅致使农民自私自利心态的养成,还导致各种糟粕文化和非法信仰甚嚣尘上,甚至占据了农村文化的主流阵地,如此不仅不利于农民良好公民精神的养成,还威胁着党和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宣传和教育也会受到抵制。因此,需要继续深入推进"文化下乡",重建农村图书馆、电影反映室、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活动场域,深入供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从而为农民搭建良好的文化生态基础。

   (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城乡关系的制度安排,其实质是构建城乡不平等的政策制度体系,限制乃至剥夺农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权利。"[20]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直接导致了农民与城市市民难以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在政策的制度性消解中农民沦为国家的"二等公民",从而致使农民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低下且备受歧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uodam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754.html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6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