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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初探

更新时间:2016-01-28 14:59:46
作者: 邓绍根 (进入专栏)  

   摘 要: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仅发行三期就停刊;出版时间虽然短暂,却成为中国新闻学刊物的源头,是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标志之一。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珍贵史料,对已经散佚无存的《新闻周刊》创办过程、发刊宗旨、业务状况和历史地位等情况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机构,并由此诞生了中国新闻史上多个“第一”。其中,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的《新闻周刊》,在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新闻学刊物的源头,成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报业教育发端的标志之一。但由于历史的沧桑剧变,《新闻周刊》至今已经散佚无存,以致对它的研究迷雾重重,并由此引发诸多纷争。本文以当时北京大学公报性质刊物《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本校纪事”、“本校布告”、“杂录”和广告等丰富史料,对《新闻周刊》创办过程、发刊宗旨、机构人员和历史地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闻周刊》筹备创刊

   虽然《新闻周刊》出版时间不长,但是筹备创刊的过程却不短。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经过三个月精心筹备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开会成立。虽然在成立大会上,校长蔡元培和主任兼导师徐宝璜并没有表达创办周刊的意愿,但是蔡校长的演说、徐宝璜的《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和后来邵飘萍的《新闻社之组织》讲演,都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为《新闻周刊》的创刊提前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三人都具有办报经历,尤其蔡元培和邵飘萍都长时间从事办报活动,徐宝璜回国后也参加了《晨钟报》(1916年8月15创刊,1918年12月1日复刊后改为《晨报》)和《北京大学日刊》的办报活动。这都为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19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四个月后,一方面由于会员逐渐增加,会务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徐宝璜“担任之事过多,精力不及,恐于会务之发展有碍”[1],他提出了改组的意见。在征得蔡元培会长和多数会员赞成后,徐宝璜和谭鸣谦、陈公博、曹杰、黄欣等四位会员修改会章,准备递交会员大会审议通过。2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公布了由他们五人起草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其中,首次将创办周刊列入新闻学研究会的“应办事项”,“四,本会为增长会员新闻经验起见,应办事项如左:(甲)日刊或周刊。(乙)中外通信社。以上两项当视本会会务发达之程度,然后举行之。”[1]2月19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开改组大会。在会上,会员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并选举蔡元培为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曹杰和陈公博为干事。研究会名称也发生改变,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字之差,凸现出新闻学研究的意义;由此,该会宗旨也由“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演变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2],更加强调了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相联系的重要性。其中,对于创办周刊的倡议,会员们积极支持,只字未改,获得通过。《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24日晚,新闻学研究会开会,决议筹办周刊及通讯社计划大纲,并决定于26日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再召开大会。会上提出了筹办周刊的大纲为:“(甲)周刊。(一)周刊每周出纸一大张,于每星期一发行。(二)周刊设编辑主任一人。(三)于周刊主任之下分设三部:(A)新闻部,掌编辑新闻事项;(B)评论部,掌著撰社论评论事项;(C)翻译部,掌翻译东西洋报纸之最近新闻及短覆之评论。(乙)通讯社部。(一)本部独立于周刊之外,专对于周刊供给新闻,及承周刊之委任采集特别消息。(二)通讯部设主干一人,职员六人至七人。(丙)附则。(一)会员支配之方法。以上四部,每部设主干一人,每主干之下,设职员六人至七人,由会员每月遴值之分任。(二)供给新闻之方法。于部员调制稿件之外,拟请新闻编辑社供给。(三)各部门之细则,俟各部成立时,各别自定之。”[3]2月26日晚7时,研究会在理科第十六教室再次召开会员大会,领票选举各部主干,并讨论通过了筹办周刊及通讯社计划大纲。这就为《新闻周刊》制定了创办模式和搭建起组织框架。

   《新闻周刊》组织机构的选举,历时半个多月,会员们积极参与。3月7日,徐宝璜发表《致傅馥桂、来焕文、马义述、陈秉瀚四君函》,希望他们赶紧投票,“新闻学研究会之选举票,君等尚未送来。现拟于下星期二开票,请君等将该票即日掷下为幸!”[4]3月11日,新闻学研究会正式公布了选举结果:“第一组,曹杰四票、何邦瑞、谭植棠、缪金源各一票。第二组,黄欣四票、谭鸣谦三票、区声白一票。第三组,陈公博三票、徐恭典二票、丘昭文、朱云光、来焕文各一票。第四组,严显扬二票、杨亮功、章韫胎、杨立诚、易道尊、倪世积、罗汝荣、翟俊千各一票。故曹杰为第一组主干。黄欣当选为第二组主干。陈公博当选为第三组主干。严显扬当选为第四组主干。”[5]3月14日,新闻学研究会召开各主干谈话会,决定《新闻周刊》“春假后出版”,并进行了工作分工。周刊主任为徐宝璜,新闻部主干为陈公博,评论部主干为黄欣,翻译部主干为严显扬,通信部主干为曹杰[6]。各组主干名单的公布,为《新闻周刊》的出版提供了组织力量保证;出版时间的确定,标志着《新闻周刊》的创办进入实质性阶段。

   3月22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又添喜事。该会以前的办事机关是《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现在则有了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文科第二层二号,且研究地点也固定下来,为文科第三十四教室。新闻学研究会办公场所的确定,为《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后来也成为周刊编辑处。

   3月25日,徐宝璜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学余俱乐部函》,请辞交际干事一职。“学余俱乐部诸公大鉴:璜素不长于交际,且担任校事,自觉已重。谨辞交际干事一职,请以次多数升补,敬此顺颂!大安!”[6]表面看,徐宝璜是因为自己事务繁忙辞去该职;其深层原因是:他已经担任《新闻周刊》主任,正准备集中精力忙于筹办周刊。

   新闻学研究会经过近半年活动,在北京大学及校外具有了一定知名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中小学联合第二次运动会即将于4月1日召开,该会新闻股负责人李阐初特意光临新闻学研究会,“敦请本会会员襄助”,希望会员们报名担任新闻股员,负责报道运动会消息。运动会新闻股的盛情邀请,让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备受鼓舞,也认识到创办周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紧筹办《新闻周刊》。

   4月12日,“严显扬君因事辞职”,《新闻周刊》翻译部人员进行了改选,选举结果为:“翟俊千得三票,杨立诚君得二票,罗汝荣、张廷珍、易道尊三君各一票。”[7]翟俊千当选为翻译部主干。

   4月16日晚七时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文科第34教室,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决定立即出版会刊《新闻周刊》。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新闻周刊》创刊出世,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一方面,随着会务的发展,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产生了“增长会员新闻经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条件同时具备。当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三位组织者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而且有些会员也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如陈公博来北大读书前,就曾在广州、香港两地从事了近十年的新闻事业工作。这就为《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人才保证。另外,当时的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活动异常丰富,各种学会和报刊林立。《新青年》、《国民》、《新潮》、《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都为《新闻周刊》的创刊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万事俱备之后,《北京大学日刊》于1919年4月19日在第一版发布了“《〈新闻周刊〉出版预告》,宣布《新闻周刊》于第二天将出版。“一、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二、对于一周之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三、本星期日(二十日)出版,由文理两科号房零售。”[8]

  

   二、《新闻周刊》发刊宗旨

   1919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正式出版发行。

   有学者在写到《新闻周刊》发刊辞时,注有“《新闻周刊》一九一九年第一期《发刊词》”字样[9];但是,笔者经多方查找收集,也没有查阅到该刊,甚至连一张照片资料都没有找到,主要原因是《新闻周刊》已经散佚无存,无从睹其真容。但是,1919年4月21日,《新闻周刊》出版发行的第二天,《北京大学日刊》第三版《本校纪事》栏目中,刊登了半版面篇幅的文章《〈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详细介绍了该周刊的相关情况。

   《〈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周刊》的自我刊物定位,“本校新闻学研究会同人所组织之《新闻周刊》,业于昨日出版。据云: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10]

   第二部分,是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周报》发刊词。这份发刊词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论述了新闻事业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新闻纸之势力足为改良政治与社会之利器也”,从而论证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必要性。其二,《新闻周刊》的三大重要目的,“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由于该发刊词是目前了解《新闻周刊》最直接的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全文抄录如下:

《新闻周刊》发刊词/徐宝璜

   北京大学何为而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乎?会中又何为而发刊此周刊乎?谨作简约之答案,以为本报之发刊词。

民智开通之国,如英美有不看书者,无不看报者。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自科学发达以来,小之如医牙烹饪之事,尚有人细心研究,因成专门之学问,况势力伟大如新闻纸者耶!故美英各大学近多设新闻学一科,以研究新闻学原理,培植新闻人材,冀于新闻纸之职务及其尽职之方法。有此发见,渐导其入正当之途,而补救其流弊也。吾国新闻事业,现虽无英美之盛,然日益发达,则可必也。使今日国人所不满于新闻纸者,如新闻之纷乱而欠实,议论之琐屑而无当,不加改良,则发达愈甚,国人之不满意之程度,亦将愈高。北京大学有鉴于此,遂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可介绍欧美所已发见之新闻学识于中国。二以继为精深之研究,期有所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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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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