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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根:论民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响应及其影响和结局

更新时间:2016-01-28 14:08:27
作者: 邓绍根 (进入专栏)  
在中国新闻界积极响应美国兴起的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和一个组织表现最为突出。此人为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马星野。他四处演讲,积极宣传国际新闻自由运动。1944年9月1日,马星野对全国发表广播演讲《新时代与新报人》,谴责法西斯利用新闻宣传发动战争的恶劣行径。9月14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团部演讲《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介绍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兴起的过程,阐述以新闻自由保障世界和平的四大理由。9月15日,他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演讲《新闻自由与“中央”通讯社》,指出“新闻自由运动的真义”是:“用国际条约,来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来废除新闻垄断制度,来废除新闻歧视制度。”(16)11月,他向国立“中央”大学师生演讲《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指出国际新闻自由运动最主要的障碍:“第一是全世界普遍的检查制度,第二是新闻的垄断制度。”(17)

   一个组织是中国新闻学会。1944年11月20日,中国新闻学会召开第三届年会,200余人出席。大会对新闻自由案进行热烈讨论,通过“响应新闻自由案”决议,发表声明:“值兹自由战争将获全胜,世界和平亟待重建之时,我盟邦美国本其自由平等进取之精神,起而作新闻自由之倡导,谋以国际协定,打破一切不合理之限制垄断与歧视,求取新闻来源之开放,电讯交通之通畅,新闻堡垒之扫除,以实现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接受及发表自由之三大要求。本会聆悉此讯,深佩远见。爰经全体会员之一致决议,郑重声明,对上述新闻自由之原则,完全赞成,并赞同以国际协定保证其实施。”(18)声明发表后,美国方面给予充分肯定。美国合众社特意发来贺电,对中国新闻界迅速表态支持新闻自由运动表示感谢。至此,兴起于美国的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得到中国新闻界舆论上的热烈响应。

   (二)行动上,热烈欢迎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访华

   中国新闻界积极行动起来,为欢迎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访华做准备。1945年1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将前往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瑞士、西班牙、希腊、土耳其、苏联、中国、印度、南美访问,考察新闻自由状况。1月17日,《新华日报》报道12个国家表态支持国际新闻自由运动。18日,《大公报》报道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将来华考察消息。同日,中国新闻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召开会议,确定“以新闻自由问题为本年度研究中心之一”(19),成立新闻自由问题委员会,搜集资料,研究新闻自由问题。

   3月28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福勒斯特、麦吉尔及亚更曼等三人抵达重庆。29日,《新华日报》、《大公报》都刊登文章介绍三位代表的生平事迹。上午,三位代表先后拜会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萧同兹等政要,同他们就新闻自由议题交换意见。下午,美国新闻处举行招待会,代表团成员介绍在欧洲及苏联考察新闻自由的情况。会后,他们前往大公报参观座谈。30日,中国新闻学会举办座谈会邀请各报负责人同三位代表座谈,请他们介绍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兴起经过,说明其发展意义以及对中国新闻界的希望。福勒斯特强调“新闻自由是世界安全的因素之一”。麦吉尔认为“要实现新闻自由,人民应该不断斗争”。亚更曼“希望中国报界努力参加运动,促进新闻自由之实现”。(20)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拥护新闻自由,欢迎美国同业代表团》表达美好愿景:“我们赞成新闻自由,赞成彻底而普遍全世界的新闻自由,且希望此一合理有益之事,能载诸将来之世界宪章。”(21)《大公报》发表社论《欢迎新闻自由》,称赞他们是“新闻自由的传教士”,“美国同业登高一呼,并派遣三位新闻自由的传教士遍访欧非各州,推动宣传,这新闻自由的种子不仅已深植于中国的土壤内,并相信这一运动一定能够获得普遍而永久的胜利!”(22)次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说:“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23)然后分“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等六部分论证“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

   3月31日上午,福勒斯特、麦吉尔、亚更曼参观“中央”政治学校,并与新闻学系60余名师生进行座谈交流。4月1日晚,麦吉尔访问新华日报馆,当看到编辑部里被删得支离破碎的送检稿样时,他感到惊讶,取下眼镜仔细审视,他说:“在美国除了军事检查之外,没有政治检查,新闻自由受宪法保障,检查新闻是违反法律的。”(24)4月2日下午,他们拜访蒋介石,报告此行收获。晚7点,中国新闻学会、重庆各报联合会为他们举办告别晚宴。三位代表分别发表告别演说,希望“和会召开时,新闻自由一项,亦当列入和约之中。我们亲眼看到中美友谊,更比过去好,更感欣慰”。(25)

   4月3日,福勒斯特、麦吉尔乘机离渝飞往印度、澳洲继续考察,亚更曼留渝处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事宜。他们对中国新闻界提出四点忠告:1.中国新闻事业要发达,教育是最重要的事,训练出能够负责、尊重自由的记者,比什么都重要。2.中国报纸要同津贴分离,经济独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3.写新闻最好不要夹杂意见,意见更不可受政治偏见左右。4.对于政治,不要顾忌任何外来侵略或内在分裂,只要有决心作政治改革工作,一点点的改革,为老百姓而努力的改革,比一切外交军事更重要。(26)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来渝一周,宣扬国际新闻自由运动,考察中国新闻自由状况,增强民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认识,获得从舆论到行动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播散中美良好友谊。马星野说:“大家对于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发生很大的兴趣,……对于国际和平与合作之衷诚爱好,对于新闻自由之深切认识,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中国比较。”“由这几天中美报人的接触的情形,可以见到中美友谊有何等深刻之基础。”(27)

   1945年4月底,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返回美国,开始撰写《世界新闻自由报告》。6月9日,三位代表受到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接见,并获得高度赞扬。10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在华盛顿召开理事会对外公布考察报告。《编辑与发行人》(Editor&Publisher)杂志出版篇幅长达26页5万余字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世界新闻自由报告》专刊。报告说:“在战时很难有新闻自由的存在,但许多政府领袖和编辑人表示对战后更大的新闻自由,有积极的愿望。他们也发现许多政府以战争安全做籍口,将报纸加以政治上的控制,有些政府领袖对于新闻自由的未来用了‘口惠而不至’的办法。”(28)报告详细列举各国“领袖对于研究战后世界的新闻自由”的反应,提议“支持在澳洲举行的全世界新闻自由会议”,并对战后国际和约中新闻自由条款提出建议,如政府保证废除新闻检查制度,保证不将媒体作为国家政策的宣传工具,保证新闻信息的自由流通。(29)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在其所绘制的世界新闻自由图中,中国被涂成一片漆黑(黑代表没有自由)。(30)

  

   三、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对中国新闻界产生的影响

   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民国新闻界得到积极响应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新闻观念、新闻学术、新闻实践以及新闻政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在中国普及推广新闻自由观念,引发中国新闻界关于新闻自由的学术讨论,推动中国新闻自由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反对新闻检查制度提供舆论支持,激发中国新闻出版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效。

   (一)“新闻自由”这一词汇和观念得到普及推广

   有研究者认为:“直至40年代中期,国人一直尚未明确而清晰地提出‘新闻自由’这一概念。”(31)这一论断值得商榷。笔者查阅大量民国新闻学著作发现:至迟在1938年中国已经开始使用“新闻自由”词汇和概念。1938年7月,报人任毕明在其著作《战时新闻学》中先后两次使用“新闻自由”一词:“在抗战期间,最大的自由,是从‘抗日第一’、‘民族利益’之下而产生的。……同时大家都要明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也有区别。……同样,我们此时不能破坏抗战政策的限制而有‘新闻自由’。”(32)词是概念的物质外壳,概念是词的思想内容。因此,“新闻自由”一词出现,说明其概念萌发。但是,“新闻自由”这一新闻词汇的普及推广与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密不可分这一点由笔者利用数据库制作的《1940年代报刊使用“新闻自由”量表》中清晰可见。1943年以前,四大数据库(见表4)显示使用数量是“0”。1944年,情形有所变化,《“中央”日报》刊登16次以“新闻自由”为标题的新闻,《申报》为“0”是因为此时《申报》被上海日伪汉奸控制。从1945年至1947年,“新闻自由”渐有增长之势,1948年达到高峰。期刊方面,1944年,《民主周刊》刊登《新闻自由运动》一文,介绍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国的兴起;《时与潮》第2期发表《威尔斯: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翻译美国原国务卿威尔斯支持国际新闻自由的言论;《民主世界》第14期刊载翻译稿《新闻自由:和平的第一步》,介绍美国古伯支持国际新闻自由的文章。此后“新闻自由”一词每年均有出现。新闻著作方面,1945年,张西林编著的《最新实验新闻学》和桑榆撰写的《新闻背后》均出现用“新闻自由”作的章节标题;同年底,侨声书店出版书籍《新闻自由》。1947年,广州出版发行以“新闻自由”命名的报纸《新闻自由报》。可见,在中国响应国际新闻自由运动中,“新闻自由”一词频频出现在报章书籍中,不断得到普及推广。

   随着“新闻自由”的普及推广,其概念含义日渐明朗清晰。1944年9月14日,马星野指出“新闻自由”是指“采访及发电之自由及采用收登之自由”。同年11月21日,《大公报》报道说:“新闻自由,不外以下三事曰: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收受及发表自由。”1946年7月,马星野在《出版自由论》中特别论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区别。他认为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是新旧问题,“‘新闻自由’之名词,为晚近所提出,其较旧之名词,则为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区别在于发表意见方式的差异,“在英美各国,言论自由Freedomofspeech乃指以口舌发表意见之自由;出版自由Freedomofpress则指以印刷方式发表意见之自由”。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常常容易混为一谈”。(33)1948年,新闻学者储玉坤指出:“战后新闻学上最时髦的名词莫过于‘新闻自由’了”,其概念含义:“实有五种自由:(一)采访的自由;(二)传递的自由;(三)刊载的自由;(四)批评的自由;(五)发行的自由”。(34)

   (二)引发新闻自由学术讨论,促进新闻自由学术研究发展

   中国新闻界在响应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过程中,引发新闻界关于新闻自由的学术讨论,包括“中国自古有无言论自由”和美苏两国不同新闻自由观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新闻自由的文章,出版新闻自由论文集,促进新闻自由学术研究发展,进一步普及推广新闻自由观念。

1945年3月30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分别发表社论《拥护新闻自由,欢迎美国同业代表团》和《欢迎新闻自由》,虽然均表示赞成国际新闻自由运动,但在有关新闻检查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央日报》承认“战争中有某种检查制度”,但辩解说:“这是为了国家生存之必要,不能不忍痛暂予保留的……今日之检查,仅以维持抗战及公共安全之必要为限度,且在日益放宽尺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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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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