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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

——“海上丝绸之路”西太平洋航线的安全保障、关键环节与力量配置

更新时间:2016-01-25 10:11:24
作者: 张文木  

  

   观点摘要

   1.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2.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3.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4.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5.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6.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过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7.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扞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8.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9.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10.“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的安排。

   11.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便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步伐加快及陆上资源开发总体趋于紧张,海洋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进入2010年后,从“天安舰”事件起,围绕黄岩岛、钓鱼岛领土归属的危机事态相继爆发。2015年9月1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表明围绕中国东部西北太平洋海域所呈现的持续紧张态势已隐然有连锁发力的趋向。对此,依据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对其海上安全环境进行整体判断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一线。东海和南海是这条线上的两条主要起航线。

  

   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中认识中国国防新常态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从大战略角度将海洋问题纳入“一带一路”的构建之中,这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海洋安全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点。

   从定位来看,“一带一路”是带动中国外交各子战略的总体部署。因此,只有首先深刻把握“一带一路”的内涵,才有可能理解其他战略。就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一种具有哲学高度因而高于一般战略的世界观(国际观),它是当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和党的17大以来所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有了当年的“三个世界”思想和政策,才有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国际环境,今天在看待与把握“一带一路”时同样需要有这种大思路。

   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对“一带一路”存在着两种误读:一是经济层面的产品输出或所谓“输出过剩产能”问题;另一个是军事层面的海外基地拓展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种误读。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要处理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即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这种看法是很不准确的,是以往的殖民时代“转移危机”的做法,绝对无法反映“一带一路”的思想。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西方式的居高临下的心理,是一种殖民扩张的思维。而习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以“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这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在一个阵营和一个平台上的,各方形成的是一种合作性的互通有无的平等合作模式。因此,中国在对外宣传时应注意强调上述合作原则,在适当情况下应该多借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宣传艺术,加强宣传的政治性。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于殖民扩张很反感,今天的中国不能在这些地区重复欧洲殖民主义老路。目前欧洲部分国家舆论将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丑化为历史上的匈奴扩张,它们还是戴着帝国主义的视镜看待“一带一路”,这需要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2013年3月习主席在出访非洲时专程赴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并于2015年6月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其用意绝不仅仅是回忆本身,而是要从老一代革命政治家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和智慧。将坦赞铁路与20世纪初沙俄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2]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体现出毛泽东的反帝反殖的外援理念,是用政治获得第三世界的友谊,而后者则遵循的是绝对的市场经济逻辑,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的扩张[3]。同样是铁路,坦赞铁路帮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谊,中东铁路却让中俄结了半个多世纪的怨——也正因此,1952年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于以婉转拒绝[4]。关于坦赞铁路,有人说毛主席不懂市场经济,即我们修这条铁路吃亏了。事实不是这样,后来中国进入联合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如按市场经济原则,这样的外交账怎么算?1965年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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