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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芳:现代诠释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6-01-24 14:01:35
作者: 王国芳  
而是(应该)把语言分析同因果联系的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哈贝马斯,2002, p. 218)因此,精神分析的语言就被当做一个有待破解和批判的文本。精神分析的解释研究的是主体自身在其中产生错误的符号联系,弗洛伊德的深层诠释学与狄尔泰的语言学诠释学相对立,所涉及的是主体在其中对自己产生错误认识的原文。在这一原文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内容之外,还有主体本人不了解的、异己的、然而却是属于他要了解的潜在的内容。对潜在内容的揭示依赖于精神分析的深层解释。

   在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的解读中,语言或符号联系是异常重要的,它是通往人的潜意识深处的路径,语言符号既表达主体又掩盖主体,它能够泄露语言表述者本人未曾了解的、异己的内容。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遗忘、口误、笔误、错误、手误等日常语言活动(包括言语和行为)都可以在不经意间表露主体内心未被认知的一面,它们是可以容忍的限度内的偶然失误。但是,假如原文(患者的语言)错误比较明显,达到病理的程度,则成为神经症的症状。而这些原文错误既不能被主体否认,也不能被主体理解。然而神经症症状是意向性联系的一部分:记录主体日常语言活动的原文是被某种内部干扰所破坏的。神经症歪曲了如下三个内在的符号联系:语言表达(强迫性观念)、行为(强迫性重复)、同身体相联系的体验表达(躯体形式的歇斯底里症状)。在受到身心干扰的情况下,神经症症状与最初的原文根本不同,因此,原文的符号特征必须通过解释本身才能被证明。哈贝马斯总结说:神经症症状是主体所面对的、他不能理解的、被曲解的原文造成的疤痕。

   同样,梦则是被扭曲的原文的非病理性的模型。做梦者制造梦的原文,显然也是一种有待解释的意向联系。梦的象征使抗拒与解释相对立。弗洛伊德把这种抗拒归于梦的稽查。在治疗过程中,这种抗拒表现在尚不具备的、犹豫不决的和间接的联想中,以及表现在事后可以弥补的原文遗忘中。分析者的任务就是解释梦或病症,把一种心理材料从一种表达方式转变为另一种表达方式,从而使人重新理解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

   2.精神分析具有自我反思的特性

   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认识论意义,它深刻地表现出兴趣对认识的重要作用。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特性及其认识论意义可以从分析师的任务、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加以说明。

   如前文所述,梦与神经症都是主体自我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是主体(语言主体与行为主体)同自己的交往受到了破坏的常态和病态形式。如哈贝马斯所说,“无意识动机的私有化语言,脱离了自我,虽然这种语言反过来从内部有效地影响着由自我控制的语言的使用和自我的行为动机,其结果是,自我在他自觉创造的符号联系中,必然对自己的同一性产生错误认识”(哈贝马斯,2002, p. 228)。面对神经症患者,分析者就是一位解释人,他的任务是教他们理解自己的语言。即:分析者通过指导让病人学会阅读被他自己肢解和歪曲了的原文,并且学会把语言符号从一种个人语言上被畸形化的表达方式转换为社会交往的表达方式。这种转换会开启病人一直被封闭着的早期成长经历,使病人意识到自己症状的形成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精神分析的诠释学不同于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它的目的不是整个符号联系的理解;精神分析的诠释学进行的理解活动是自我反思”,“显然,把诠释学说成是对原文的翻译是不够的;把无意识翻译成有意识本身就是反思。压抑只能靠反思来消除。”(哈贝马斯,2002, p. 229)

   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是一种逐步让病人克服阻抗,让意识了解潜意识的过程。以具体的治疗过程为例。医生对症状产生的基本判断就是:致病的根源,并不是病人内心深处的欲望,而是病人对这些欲望的“抗拒”。抗拒是一种自我防御,不过是病人“当时进行压抑,现在又想维护压抑的自我的一种表现”。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医生的任务不是急于揭示病人的潜意识欲望,而通过解释来澄清病人的阻抗,从而削弱病人的心理防御,间接地降低社会力量对病人自我本性的束缚,进而鼓励病人敞开自己的心扉,说出被自己所抗拒、所遗忘的事情。哈贝马斯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医生诱发的病人的认识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病人的自我反思过程”,“分析具有直接的治疗效果”,因为学会用他人的眼光看自己和学会在诸种症状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从而批判地克服意识障碍以及中止虚假的客观化,能够唤起病人重新占有失去了的那一部分生活史,从而取消分裂过程”。(哈贝马斯,2002, p. 233)因此,病人的这一自我反思过程就是对被遭到破坏的自我同一性的重建,也是病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过程。

   3.分析性的认识就是一种自我反思

   哈贝马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最终使分析性的认识与兴趣结合了起来。首先,在分析的认识中包含着两个要素:认识的要素和激发情感的要素。哈贝马斯认为,分析性的认识本身包含着消除教条主义思想的分析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的认识即批判。而如同批判也以实际改变需求开始那样,批判在改变激发情感的基础上结束。假若批判不以批判的激情为动力,批判就不会具有打破虚假意识的力量。而在分析性的治疗中,病人具有的烦恼与痛苦的经验以及对消解沉重的压抑状况的关心,即类似于一种激发情感或动力,是治疗本身取得成功的前提。

   其次,弗洛伊德要求,在分析性的治疗中病人应当禁欲。因为他想阻止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急于用没有痛苦性质的代替性的满足去代替症状。这种看似荒谬的要求,在分析性治疗中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成功不取决于医生使用有效的医疗技术对病人的机体施加影响,而是取决于病人的自我反思过程。但是,只有对病人的激起抗拒的动机的分析和认识受病人对自我认识的兴趣的推动,病人才能进行自我反思”(哈贝马斯,2002, p. 235)。反之,欲望的满足会从某种程度上平复病人的内心反抗,削弱了他对自我认识的兴趣,从而阻碍反思的进行。

   最后,弗洛伊德始终强调,处于分析性治疗中的病人,不能像对待肉体上的痛苦那样对待他的疾病。患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患的疾病就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他不应该把自己的症状及其原因看做外部的东西,而是应该对疾病承担某种责任。换言之,由于精神分析要求病人具有自我反思的经验,所以也要求病人对疾病的内容“负道德责任”,因为精神分析的认识证明:病人的自我应该在他自己的、由疾病体现出来的另一个人(作为同他自己相异己的自我)中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同这另一个人相认同。在此意义上,病人对自我的认识也是一种伦理认识,而指导认识的兴趣恰恰是这样一个范畴,即“它表达着我们感兴趣的对象同我们实现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哈贝马斯,2002, p. 204),或曰理性蕴含着使理性变为现实的动力。

   4.元心理学的唯科学论梦想是一种自我误解

   在精神分析创建之初,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经验,弗洛伊德曾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解析心理病理现象,创建元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体系。即像自然科学那样,遵循物理主义的语言法则,总结出关于人类精神状况的一般性规律,并将此一般性规律运用于各种具体经验。按照这一思路,心理状态的表达(本能、焦虑、冲动、快乐、不快乐、愿望)与诸种物理过程(能量的贮存、张力、释放、移动和流淌)相对应。哈贝马斯批判弗洛伊德的唯科学论梦想是一种自我误解,也是自相矛盾的。

   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对“人的关系”的科学兴趣和他早期所经受的医学和生理学的训练使他产生了矛盾的兴趣,这种兴趣实际上促使他在实践中建立了一门新的人文科学即精神分析学,然而他却始终把人文科学当做自然科学。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从神经生理学中学会了用医学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些人类学中重要的问题。他指出,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语法规则上遵循的是统一的物理语法。而在精神科学中,恰恰不是按照主体互相之间承认的规则行事的。以分析治疗为例,病人的语言是一种分裂的、被症状所曲解的语言。症状对思想的掩饰以及对主体之间沟通性的干扰,最初无论是对分析师还是对病人自身都是无法理解的。只有在医生和病人共同用反思的方法冲破交流的障碍时,主体之间的共同语言才会建立。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指出,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框架首先是从分析情境和梦的解析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它不仅具有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而弗洛伊德因执迷于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却未能认识到这一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精神分析学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中更多地起着一种工具性的作用。借助于对精神分析的反思和批判,哈贝马斯反击了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方法论,重建了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把认识与兴趣结合起来的批判的社会认识论。

   四、结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诠释学的关系是密切而且多元的。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上支持了古典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和发展,而在现代诠释学家那里,精神分析既被当做重要的“文本”来解读,又被视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工具。利科和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的解读效果也是多元的。利科将诠释学引向无意识和象征领域,对诠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哈贝马斯借助于对精神分析的反思和批判,重建了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把认识与兴趣结合起来的批判的社会认识论,反击了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方法论。反过来,他们的解读,也向人们揭示了精神分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过程,启迪后人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理论,感叹它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经久不衰的多元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郭本禹,2007:《百年历程: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2]哈贝马斯,2002:《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北京:学林出版社。

   [3]哈贝马斯,2004:《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者前言第2页。

   [4]李炳全,2004:《诠释学的发展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演变》,《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

   [5]李幼蒸,1996:《结构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利科,1988:《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蒙甘,1999:《从文本到行动:保尔·利科传》,刘自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代译序第2页。

   [8]王国芳,1999:《诠释学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9]王国芳,2009:《潜意识的意义》(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0]Buxton, C. E. (ed.), 1985, Points of View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Psych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文章来源:转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

   (作者简介:王国芳,心理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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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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