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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作为“共同体”的单位

更新时间:2016-01-24 10:02:09
作者: 田毅鹏  

   【内容提要】 从共同体角度审视单位现象,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托于企事业单位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作为中国政治精英解决社会总体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类型和样态。单位共同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开始呈现出雏形,“一五”期间正式形成,并由工业企业向政府和事业单位扩展,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体制基础的制度架构和组织单元。1980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单位共同体”通过厂办大集体和接班顶替制度等途径,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扩张,获得新的发展生机。但从80年代后期起,我国国企普遍出现衰退迹象,导致单位制的发展步入变革期。单位制改革及变迁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单位共同体走向消解的过程,单位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企业办社会”功能的分离,“厂办大集体”与母企业的脱离,使得单位共同体开始走向终结。

   【关 键 词】共同体/单位/修复与扩张/社会重建

  

   一、“共同体”、“社区”、“单位共同体”

   自单位研究发轫以来,学界主要是循着“组织研究”、“制度研究”、“统治—控制研究”等视域展开的。而从2000年前后开始,伴随着单位制度的变迁和社区建设的勃兴,学界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单位—社区研究”或单位共同体研究。从总体上看,此研究视域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社会体制的转换问题,即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制如何转换。本文试图将单位制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特殊形态的共同体,从“单位共同体”变迁的视角展开历时性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同体”(Gemeinschaft)是一个最富有阐释空间的概念,其小可以是一个家庭、家族、群体,中可为阶级、组织、利益群体,大可以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天下、世界。同时,共同体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概念。“共同体有时是在一般的描述性意义上被使用,指某种人口集合或群体划分;有时又是在特定的规范性意义上被使用,专门用于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联结方式和交往关系。而且即便同属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该术语,思考者所指称的内容及其所表述的目的也各有侧重。”①

   虽然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及存在形态容易引起一些歧异,但仍然受到学界青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共同体主义风行以来,更是备受关注。共同体概念之所以被学界如此看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晚期以来,步入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正面临“大分裂”和“社会原子化”的挑战,而共同体恰恰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良药。同时,共同体话语的指向非常宽泛,又具有极强的批判性,自然被广泛运用。

   (一)共同体理论的起源

   在学界关于“共同体”的诸多界定和论争中,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毫无疑问是此话语最早的开拓者,其观点也最为系统深刻,也是传播最远,影响最大的。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滕尼斯运用两分法的分析范式,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与“社会”。正如后人所概括的那样: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②

   从历史上看,滕尼斯上述关于共同体的观点只是对欧洲由传统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诸多经验事实的理论抽象概括,带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浪漫性,表现了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共同体缺失”的一种惆怅和焦虑。“在滕尼斯的著作中,对典型的共同体形态的理想化描述反映了一种对于田园般社会形态的憧憬,但仅仅列举几种明显的社会现象并不能满足对这一理论进行现实操作的条件。村社、邻里仅仅成为一种故乡的象征,而非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精确定义。”③由此,学界将滕氏的共同体理论视为“社区消失论”的代表④。滕尼斯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共同体”概念,主要目的在于强调人类基于传统而形成的亲密关系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而未强调共同体的地域及组织制度要素。虽然如此,滕氏关于人类社会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分析研究,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值得长久玩味的思想观点和重要分析范式。

   (二)“社区”的再发现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欧美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美国出现了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城市社会的一系列新的观念和论断,认为“城市绝不只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城市包含着人类的本质特征,它是人类通泛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由空间分布特性而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⑤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消失论”不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在新兴的大城市当中重新发现了新的城市共同体。不过,他们将滕尼斯使用的“gemeinschaft”译为“community”,逐渐开始脱离滕尼斯“共同体”的本意,开启了城市研究的新阶段。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社区的再发现和再界定,具有突出重要的价值。首先,芝加哥学派强调地域空间的作用。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所谓社区就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⑥这样,芝加哥学派“通过增加地域特征和降低同质性要求,从而带来了所谓的社区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发现。”⑦其次,芝加哥学派强调组织制度体系在社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组织制度具体包括:生态体制,即人口和组织机构的地理分布;经济组织,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中的职业体制;文化和政治体制,即建立在职业体制基础之上的限制和约束社区成员、组织的规范系统。⑧这实际上就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要素纳入了社区的研究和理解。再次,对社区的不同类型尤其是工业社区的研究。芝加哥学派强调工业主义在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竞争过程还迫使新工业将其主要生产企业集中于一两个社区范围之内;然后,这些社区在发挥它的社会磁体的作用,从远近各社区中将适合的人口吸引到自己周围。”⑨并由此开辟了城市工业社区研究的传统,如20世纪70年代,斯塔塞和费谢尔等人通过对工人阶级社区和郊区社区的研究发现了不同城市社区在成因上的差异性,认为“对工人阶级社区而言,永久性和非流动性是促进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工人阶级的个人流动、职业流动和居住流动频次与范围较小,这有助于强化亲属间的垂直联系和朋友间的水平联系;家庭成员和朋友间在居住方面的地域邻接性不仅会增进亲属、朋友间的互动强度,而且会在强化亲属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流动性往往使许多居民拥有共同的经历并产生情感和目的方面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培育地方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社区精神的重要动力。”⑩此后,虽然在欧美学术界中关于社区的定义和界定具有多元性,但由芝加哥学派开启的社区定义传统却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11)。

   (三)中国学界社区研究模式的建立

   中国正规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吴文藻、费孝通等在翻译帕克的著作时,首次将英文的“Community”这个词翻译成“社区”。在社区理论移入及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吴文藻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即对社区概念的引入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12)同时期,费孝通在其研究中也强调,所谓社区就是“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13)。

   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在与欧美学界的互动中开启的中国社区研究传统,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进程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作为实体内容的社区研究,还是作为方法的社区研究,都被逐渐内化积淀为一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被学界表述为:“社区概念的界定必须将空间关系引入,在空间关系中分析社区才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意义。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社会实体,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在严格限定和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研究单位的整体性描述、分析和解释,以达到对某一社会类型和某一社会通则的理解,这正是社区研究的全部意义之所在。”(14)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理论多被用于村落组织或同质性较强的城市基层组织研究,而使用其来研究理解单位组织的成果尚不多见,故本文从共同体角度,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单位”,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单位共同体”的形成及特质

   运用欧美学界“共同体”和社区的理论模式来分析理解中国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单位共同体”,我们会发现: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憧憬、“忧叹”以及芝加哥学派关于社区的理论建构相比,20世纪中叶的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单位共同体”,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类型和样态。

   (一)文明危机与社会重建

   就单位共同体的起源而言,与欧美现代城市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单位共同体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明危机与社会重建的产物。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挑战下,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国政治精英和思想家们却来不及对现代社会变迁中“共同体缺失”发出滕尼斯式的感叹。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他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涣散性弊端,期望通过革命的手段,构建一个充满组织力和战斗力的新的“单位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源自西方的共同体概念远远不能涵盖“单位共同体”的内涵。现代中国社会历史上,依托于单位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作为中国政治精英解决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单位制度建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中国人传统散漫劣根性,将家族化的“臣民”改造为“国民”,整合到现代国家体系之中,造成现代多民族国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过程。虽然单位制度的建立有其复杂多元的特殊背景,但不容否认的是,现代国家认同实际上是以单位制度为直接依托建立起来的。

   (二)单位共同体的传统基因与现代性元素

基于单位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体”既与传统相联系,又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当我们直面单位共同体现象时,会联想到《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论述,亦会回忆起孟子在“井田”中所描绘的那种“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温馨图景。而透过《管子》“四民分业定居论”中所提出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杂处”(15)等命题,似乎亦可寻出单位共同体的某些踪迹。可见,单位共同体构想与中国思想原典传统中的社会模式设计血脉相通。但“单位社会”又同时是一种现代性版本。因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中国共产党已是具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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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京)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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