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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涨宝 狄金华:中国的社会建设:传统、现状及其理论反思

更新时间:2016-01-24 09:52:36
作者: 钟涨宝   狄金华  
特别是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推进的民生工程建设则有助于缓解因市场进行资源调配形成的社会分化。国家通过对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品的投入,形成资源分配的再调整,这有助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后果进行修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事实上是国家在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社会的保护,国家试图通过社会建设来进一步调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和谐社会结构关系(22)。

   第三,通过社会建设缓解社会矛盾。如何改善民生进而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是摆在新时期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国家通过社会建设,一方面加大公共品投入,建立起初级民生保障体系,使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另一方面,通过扶持社会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成长,让它们在社会服务和纠纷调解等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这都将极大地消除社会矛盾隐患,低成本地化解社会冲突,从而促进社会安全、良性运行。事实也证明,伴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商务、教育、择业、照顾弱势群体、社区维护、民间艺术传承以及更加复杂的劳动权利、环境保护和宗教活动之中,极大地填补了新时期国家角色弱化和改变后所留下的服务供给和社会协调方面的缺陷(23)。

   三、目前中国社会建设的特征

   自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以来,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进社会建设实践。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实践,总体上存在以下特征:

   第一,地区差异明显。以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建设为例,东部沿海地区推动的成效要相对明显一些。这一方面与该地区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增长有关,同时也因为此一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地方政府有较为充足的财力进行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的投入,以及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地方财力的限制,地方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都投放在经济建设上,由此形塑了社会建设的区域差异特征。新近的研究也发现,民间组织的发展繁荣程度与其所在地区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丰富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越低的省份,民间组织的总体密度越高;与此同时,在政府推动下城镇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高也有助于各类民间组织的发展,特别是明显地促进了公益类民间组织密度的提高(24)。

   第二,“社会”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关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在2012年出台了《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细则》,这进一步明确表明了政府要积极“构建对社会组织引导性的政策体系”。回溯199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政府有明显的依赖性。有学者用“非制度性依赖”来概括中国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特征,即社会组织在资金、目标、行动策略、领导等维度,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路径实现对政府的依赖(25)。这种依赖性不仅决定了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而且这种依赖性由于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呈现,而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在社会交换理论看来,当一个组织所需要的生存资源主要来自外部的其他组织时,必然会对资源的输出组织产生依赖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组织自身的自主性。

   四、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反思

   自19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被广泛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所涵盖的理论前提、逻辑思路也被不断运用到诸多中国经验现象的分析之中。在使用这一舶来的理论框架过程中,学者开始逐渐推进对这一理论框架的反思。例如对“社会”之维的解析,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中,“社会”更多的是指产生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市民社会”,其是相对于国家而言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空间(26)。通常市民社会的观念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1)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2)在其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特定的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用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3)有一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或市民的风范(27)。

   显然,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并不完全具备上述“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不仅如此,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并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自近代以来,摆在中国面前的便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羸弱状态,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正是在国家与民族双重危机的状态下不同政权通过不同的路径强化“国家”这一维的建设史,其或是以促进社会建设来推动国家建设,或是约束社会建设来保障国家建设。细言之,自国家1880年代晚清中华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亡国亡族的危机便使得中央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需要完成国内的政治整合,结束割据的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另一方面,国家亦需要通过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来实现国家的富强(28)。这构成了早期孙中山与孙本文等提出社会建设理念的基本背景,在此一时期,政学两界都试图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强化国家建设。因为对当时的政府而言,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与资源汲取能力,但这两者能力的提升则又有赖于国家加强整体的政治整合,而政府主动加强社会建设则是试图通过对“社会”这一维的用功来达至“国家”这一维的强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建立起了独立统一的国家,但摆在新政府面前的富国目标仍然需要国家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对整个社会的强动员与汲取能力,并以此为基础来获得后发性现代工业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传统的以伦理与礼俗为主要纽带的社会整合机制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整合机制所替代,这种转变的本质就是以纵向的国家政治整合完全取代横向的地方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摧毁,“社会”被“国家”所内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成为社会资源的重要配置方式,“市场私域”(private sphere)的兴起使得“社会”在国家权力的退让后获得了一定重新发育的空间。在此结构下,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血缘、地缘组织(如家族宗族组织、同乡会)伴随着国家政治整合的松绑开始重新兴起;另一方面依托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体制外的组织,新的社会性力量开始酝酿并获得逐步发展。在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当诸多社会问题凸显,社会治理困境加大时,国家逐渐意识到政府的大包大办已经难以应对,于是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社会建设,将社会性力量引入到社会治理之中。

   通过粗略地回溯近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看见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如西方社会那般存在彼此争夺空间;相反,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国家与社会比西方社会理论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关系要复杂得多。其中,既有自晚清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汲取,也有民国时期试图通过社会建设来倒推国家建设的改革与实践;既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完全将社会内化,即通过单位、公社办社会将“社会”吸纳入体制内;也有新世纪之初,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社会建设,以培育社会性力量来缓解国家建设的压力。在这一复杂性的关系内部,存在着一条显性的线索,即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因为特殊的历史境遇以及国内外复杂环境常常交织在一起,彼此观照又互相影响。当前中国推动的社会建设更是清晰地呈现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图式: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社会建设,补给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反过来,社会建设又以促进社会秩序形成、维护社会稳定为主要宗旨,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五、小结

   社会建设在中国近代的政学两界都有自己的传统,孙中山和孙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强调了通过社会建设来推动国家建设的必要与可能。从此一时期所开启的社会建设开始,国家与社会便获得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彼此互相促进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国家通过单位、公社办社会将“社会”吸纳入“国家”体制内,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汲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的“社会”力量逐渐获得发展空间;而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和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国家通过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建设,扶持“社会”的发展,以此来实现新时期社会秩序的达成。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实践本身也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注释: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3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4页。

   ④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⑤ 宣朝庆、王铂辉:《一九四○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⑥ 孙本文:《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1期。

   ⑦ 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⑧ 同一时期,国内社会学界组织出版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专刊、《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社会行政》季刊、《社会服务》月刊等同样在推动社会建设研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⑨ 宣朝庆、王铂辉:《一九四○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⑩ 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1) 孙本文:《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1期。

   (12)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59页。

   (13) 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龚瑞雪、胡婉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

   (14) 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15) 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16) 2009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03-2012年的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公布的数据,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1/t20130118_17719.html,2014年8月1日。

   (17) 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1/20/c_119040570.htm,2014年8月1日。

   (18)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M].Belmont: Thomson Higher Education,2006.

   (19)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0) 张海波:《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总体特征、生成逻辑与化解之道》,《学海》2012年第1期。

   (21) 胡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逻辑与制度现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6期。

   (22) 刘平:《社会建设:修复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3日第445期。

   (23) 安•弗洛里妮、赖海榕、陈业灵:《中国实验:从地方创新到全国改革》,冯瑾、张志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4) 李国武、李璐:《社会需求、资源供给、制度变迁与民间组织发展:基于中国省级经验的实证研究》,《社会》2011年第6期。

   (25) 葛亮、朱力:《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

   (26) 参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7)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载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8) 狄金华、钟涨宝:《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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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建设》(京)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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