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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本禹:当代精神分析的新发展

——精神分析与诠释学的融合

更新时间:2016-01-23 14:11:07
作者: 郭本禹  
在解释的真实问题上持有真相一致论,分析中所提供的对患者有关事件的新描述和新意义与患者的过往一致起来,促成患者的理解。

   这一模式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后期的谢弗和芬格莱特。谢弗认为,精神分析根本就不能查明因果关系,因为它不能产生控制、预测,所查明的不是原因,而是理由,也就是意义,他对此加以说明:“原因的想法仅仅在与由一位独立的、客观的从事一个特殊项目的观察者所做出的对前提条件的描述有关时是讲得通的。与此相反,在行动心理学中,这些‘原因’只作为动因的理由存在,这是他或她的个人意义和目标世界的特征……它就是这个人如何表征这些‘原因’……为这些表征寻找原因只会导致个体表征的更多问题,以至于原因永远不为人所了解,而所有理由都唾手可得。”(Schafer, 1976, p. 205)芬格莱特则通过阐明与隐藏现实观点相对立的意义重组观点表达了他的看法,他以诵读一首诗为例,一个人可以理解这首诗中的所有单词,但却欣赏不了它,如果这时有人为他提供一个解读的意义图式,他就会对这首诗的含义或者意境恍然大悟了,而精神分析的解释正像是这样为患者提供理解的新意义图式,从而使他能够认识和统一他的体验。

   三、诠释学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

   虽然诠释学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在具体概念和观点上有各自的主张,但他们在把诠释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过程中,从诠释学角度赋予精神分析新活力,形成了共同的基本观点。

   1.精神分析是诠释学或具有诠释学性质

   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们都一致反对把精神分析看做是自然科学,认为诠释学作为方法引入精神分析是必要的,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精神分析的诠释学特征。罗伯特·斯蒂尔甚至明确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门诠释学学科,他指出:“精神分析的目标不是支配或预测和控制,它是理解。这通过完完全全是诠释学的方法达成。在精神分析对系统反思的合并中,它在做所有诠释学学科都必须做而自然科学都不做的事情。精神分析的证实程序不是实验的,它们是诠释学的。它们甚至都不是观察的,在对一个客体观察的意义上说,因为精神分析证实需要一个会言语和提问的客体——对话中的合作者。”(Steele, 1979, p. 408)斯蒂尔认为诠释学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理解存在于语言、意义、历史和反思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因而他分别从理解和语言、意义和方法、历史、自我反思的立场这几个基本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对诠释学的特征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特征作了对比与刻画,并得出结论:“弗洛伊德的全部工作创立了一种诠释学研究。在弗洛伊德的作品和有关理解、语言、方法、历史以及反思的现代诠释学概念之中有着大量的相似之处。”(Steele, 1979, p. 396)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学说自创立伊始就是诠释学的,从诠释学观点要比从自然科学观点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只是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误解为一门自然科学。

   2.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应该被抛弃

   罗伯特·霍尔特把弗洛伊德的著作分为三个例式:其一是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它有时被归为元心理学,这一学科是一系列“精神分析体系可以建立于其上的理论假设”,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的计划》、《论元心理学》以及《梦的解释》中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二是弗洛伊德的种系发生学理论,它包括弗洛伊德的“崇高的思索,这些思索主要是进化论的和目的论的”。这一范畴的著作充满文学的引喻和隐喻,而不是严格的或“明确的心理器官的模式”,《图腾与禁忌》、《超越快乐原则》、《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和《摩西和一神教》都属于这一类著作。其三,在弗洛伊德的所有贡献中,最重要的就是“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论,以及它的精神病理学,它对精神方面的性现象的发展和性格结构的解释”;这些理论和解释是以“由人的生活史中的主要事件(现实的和幻想的)”构成的论题为基础的。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正是这一理论指导着临床诊断和治疗。(科恩,1998, pp. 445-446)

   大多数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都主张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应该被抛弃,既因为它包含大量过时的19世纪的形而上学,也因为它在临床实践的背景中不能被证实。他们认为,元心理学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模式为基础的,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会关注意义的,精神分析应该集中在弗洛伊德创立的临床理论上。

   3.精神分析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是多元的

   在诠释学看来,过去的观念是一种观念上的意义构成物,“这种构成物是我们在理解过程中通过诠释学而构造的,对于这种构造物的真理性,只能用过去与现在的综合来理解,这里可以说是事物本身与我们现在的理解的综合,过去的思想与我们现实的视域的综合”(洪汉鼎,2010, p. 542),而这个观点反映在诠释学精神分析上,则是对“重构”与“建构”的区分以及以“建构”来看待解释的多元性:重构,也就是揭露患者早期生活中所发生之事,是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相对应的,关注的是历史真相;建构是创造性解释,也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的话语,关注的是叙事真相。建构的创造性,使得分析师对同一个文本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解释存在多元性。

   许多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都赞同解释是不确定的,是多元的,这类似于演奏贝多芬奏鸣曲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而追问哪一种方法正确是没有意义的。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些多元性的解释的是非并不是最重要,也就是说,哪一个说明了历史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患者能否接受这种解释,能否由这种解释而达成对意义的理解,这才是其首要的关注目标。

   4.精神分析的基本治疗活动就是意义寻求

   诠释学精神分析的共同主张是,精神分析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揭示意义,而不是寻找事实或原因,而意义的寻求和将分析对象包含在那个寻求中的积极努力本身都是精神分析中的基本治疗活动。而且,在分析过程中,随着体验带来对理解的需要,意义被不断地重新协商,直至症状、梦和联想等的新意义为患者所理解和接受,取代之前对有关重要事件的描述和看法。

   谢弗把这些作为精神分析工作核心的被分析的意义称作精神分析对象的心理现实,甚至认为这样的分析为患者创造了一种新的或者另一种生活和心理。而临床学家莫尔斯(Stephen Morse)则将精神分析所提供的意义与宗教的作用相类比:动力心理学最好被理解为解释行为并给之以意义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对它的一个机械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对意义的提供在人们生活中是至关紧要的。不公平的是,人们常说,精神分析是现代世俗的宗教,而分析师是现代的牧师。动力治疗师大概可以权威式地将意义传授给怀疑的现代患者,因为治疗师受过精神病学或心理学方面的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现代宗教。几千年来,宗教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安慰人们以及给他们的生活以解释并将意义传授给他们。这是真实的,即使全世界宗教的精神教义在科学上不是可验证的。动力治疗师给予患者的生活以意识以及有意义的解释。总之,动力治疗是“一个提供意义并因而可以安慰人的解释性故事”(Saks, 1999, pp. 98-99)。

   5.精神分析的疗效并不是完全由真实性决定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就是要借助自由联想、释梦、移情反应和阻抗分析揭示这些症状和潜意识的关系,设法使当事人暴露深埋在潜意识中的冲突,并予以解释和澄清,使患者认识到自己症状的产生过程和原因,而患者在认识到潜意识的致病原因之后症状就会消失。弗洛伊德认为他对患者的治疗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找到了致病原因。

   然而,大多数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并不认为弗洛伊德所查找的鼠人以及小汉斯、杜拉等案例的原因一定是真实的,而其治疗效果也不一定是因为解释的真实性所引起的。解释之所以有疗效,是因为它们给了患者意义和安慰,使患者的行为变得对他们来说是可理解的,把那些未知的事和已知的事联系起来,能够逐渐把他的生活看做是连续的、一致的、富有意义的,而且把事情联系起来所产生的满意感本身就可以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而产生疗效,“在看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生活变为比较少量的有组织的原则时,会满意;在看到以前的解释(即原初场景)在新的环境中活跃起来时,会满意;最后,在发现时空上独立的事件间的相关时,会满意。毫无疑问,这些不同的满意具有审美价值。即使它们不应该与产生结果的解释的历史真相混淆,它们也不应该因其本身没有意义而不被考虑。而且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发现解释或参与它的呈现时的那种发现的兴奋,而不是推理的主要本质,解释了它的治疗效果。换言之,它作为创造性行动——作为一段叙事真相——的解释,具有优先权。”(Spence, 1982, pp. 163-164)而对于格林鲍姆等人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的疗效是“安慰剂效应”,夏普甚至表示认可:治疗的有效性并不是真相的解释问题,而是安慰剂效应。

   四、结语

   总的来看,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把精神分析视为诠释学的一种形式,主张精神分析不处理那些可以说明的事实,而是处理那些只有通过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义。他们把患者的梦、联想、动作倒错等看做是其创作的“文本”,借助解释寻求意义,以此达成对患者的治疗。

   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转向诠释学取向,就是要独辟蹊径,从诠释学视角证明那些针对精神分析所作出的方法论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弗洛伊德认为他阐述了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以前未知原因的理论,从而把精神分析误解为一门自然科学。而诠释学精神分析学把精神分析视为一项诠释学事业,所致力探究的是意义结构和叙事一致,以此可以避免有关精神分析命题的不可证实性的指责。

   然而,在进行这项“诠释学事业”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把科学和诠释学之间关系视为截然对立的,提出了颇多激进的观点,导致了诠释学精神分析有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危险的可能,引发了众多的批评,也引起了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们的重视与反思。如何消弭这种危险,真正引领精神分析走出困境,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洪汉鼎,2010:《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

   [2]科恩,1998:《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Klein, G. S., 1976,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 Exploration of Essentia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4]Loewald, H. W., 1980,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Saks, E. R., 1999, Interpreting Interpretation The Limits of Hermeneutic Psychoanalysi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6]Schafer, R., 1976, 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si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7]Spence, D. P., 1982,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 W. Norton.

   [8]Steele, R. S., 1979, Psychoanalysis and hermeneut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vol. 6.

   [9]Strenger, C., 1991,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Science An Essa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Psychoanalysis, Madison, Connecticu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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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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