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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毅 江然婷:中国北方的草原遗珍:宾大博物馆所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更新时间:2016-01-22 19:42:32
作者: 程方毅   江然婷  

   中国北方的草原遗珍宾大博物馆所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所藏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由任萨姆(Isabel Ingram)与威廉麦尔(William Mayer)夫妇于一九三〇年在中国北方地区收藏。收藏地域包括了山西、陕西、内蒙古、北京与河北。这批藏品最初共有四百七十七件,后有十三件遗失。这批数量巨大的藏品几乎囊括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所有类型,其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极为丰富。

宾大博物馆中国厅内景

  

   对于在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似乎可以被称为收藏中国文物的黄金时期。大量博物馆负责人和文物采集者都在不同的基金或政府资助下涌入中国,伺机进行田野调查与搜集中国文物。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批文物的收藏者,至少在他们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时,并未卷入这一股收藏热浪之中。

婉容与英文老师任萨姆

  

   任萨姆(一九〇二年~一九八八年)的父亲是北美公理会的成员,早年被派遣到北京,是组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主要成员之一。任萨姆在北京出生并长大,成年后前往美国卫斯理学院学习艺术史,并且在一九二二年获取本科学位后旋即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中国后,任萨姆从她姐姐那里接替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务。这个职务十分特殊,因为她的工作地点是在当时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住所北京故宫,学生则是溥仪的皇后婉容。本文之所以称Isabel Ingram为任萨姆,正是因为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这么称呼她。任萨姆父亲的交际圈以及她在故宫里的特殊地位,让她能够有机会与当时在北京的学者、探险家以及旅行者们建立起联系。任萨姆的后辈保存的一张照片可以让我们窥得当时他们生活的一角。一九二四年,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的陪同下游北京。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便藉此机会向溥仪引荐了泰戈尔,因此溥仪在御花园「召见」了他。也许是在会见结束后,庄士敦又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泰戈尔一行,任萨姆便也在客人的行列之中。这张照片所展现的,正是任萨姆与他们在庄士敦院中庭前的合影。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溥仪和婉容被冯玉祥的军队驱出了故宫。于是任萨姆和庄士敦便都结束了他们的宫廷教师生涯。

  

任萨姆(前排右)与泰戈尔(前排中)、林徽因(前排左)及徐志摩(后排左)的合影

  

   此后不久,任萨姆回到美国,担任当时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霍拉斯·翟荫(Horace H. F. Jayne,在中国,翟荫并不以费城艺术博物馆、宾大博物馆或大都会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而闻名,而是以随同后来臭名昭著的华尔纳前往敦煌揭取壁画而著称)的助手。任萨姆藉这个在博物馆工作的机会,重新拾起自己艺术史方面的训练,先后在《宾州博物馆期刊》上发表了对中国绘画与佛教塑像研究的文章。当时的费城还处在如日中天之时,博物馆也抱着与欧洲博物馆一争高下之心,大举收藏。据费城艺术博物馆档案记载,一九二八年,任萨姆曾随同翟荫前往中国和日本。这次旅途的主要目的便是购买大型的木建筑以供展览。正是在这一趟从美国驶往中国的游轮上,任萨姆结识了威廉麦尔。这个在太平洋上结缘的人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并且与她一起收藏了宾大博物馆的这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任萨姆与威廉麦尔于一九二九年左右共结连理。麦尔与任萨姆的家庭背景稍有不同,他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平民家庭。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太多,麦尔并未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是早早离家谋生。成年后麦尔选择参军。一九二八年,他是首次以一位美国军官的身份被派驻中国。此后的十年间,麦尔一直在美国驻华或者驻菲律宾使馆担任军事观察员。抗日战争期间,麦尔又被派往重庆成为驻华武官。虽然从麦尔的教育背景来看,似乎他应与收藏中国古物无缘。但事实上,麦尔在这一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中似乎是主导者,他对这类青铜器的收藏抱有很深的兴趣。因为麦尔的工作原因,任萨姆与其结婚后,继续留在了中国。而在结婚后不久,他们便踏上了搜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旅程。

   在开始讲述任萨姆和麦尔的收藏旅程之前,有一件与任萨姆相关的传闻值得在这里讲述并澄清。根据胡嗣瑗的《直庐日记》记载,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份,当时已经天津静园的溥仪给他发了一份「手敕」,其中提到了溥仪向当时代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在中国采购的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出售中国古画之事。所录溥仪「手敕」原文如下:

   有前充皇后英文教习英人蓝菘引一美国人自称为该国博物馆馆员某者,来看内藏书画,检购十二件,内有三件因谐价相去大远,命其剔去,但教习遽手颤欲泣,争执再三,既知未可终强,则谓其余九件非一律听其买去不可,匆匆划出价码而去。后查视竟多取去一件所划之价与原拟数目不及十分之一。最可怪者,当其来时,本欲叫陈曾寿与之面议,任教习固请『不必叫来,免生冲突』云云,显有他意。随派人往觅该美人,则为已携所购画卷赴京,及觅到该教习,竟谓价经说定,不能翻悔,一气驳回。

  

李成《小寒林图》

  

   此事后来闹到法庭上,才从史克门这里追回了他顺走的这几幅画,其中有一幅便是今天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北宋画家李成名作《小寒林图》。今天学者通常都认为溥仪所提到的「皇后英文教习英人蓝菘」便是任萨姆。溥仪后来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也曾提到了任萨姆,并也是将她记载为「英人」。尽管任萨姆为美国人,可能她的家族是由英国迁往美国,并向外介绍时都自称英国人,因此溥仪认为她是「英人」。但后来溥仪依旧记得任萨姆这个名字,为何当时在天津又以「蓝菘」称呼她呢?其实溥仪这里提到的蓝菘很有可能并非任萨姆,而是同样曾担任婉容家教的任萨姆的姐姐 Ruth Ingram。与Isabel相比,Ruth更有可能是蓝菘的译音。

   在讲述完这一插曲后,让我们重新回到任萨姆和麦尔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上面来。今天看来,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已经兴起了一股收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热潮。究其原因,应与当时在欧美正盛的斯基泰(Scythian)研究有关。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斯基泰人是居住在黑海与里海周边、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人群。而这批人群在当时的波斯帝国的记载中,被称为塞人(Saka)。今天的学界多将其定位为公元前七世纪至四世纪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伊朗语族人群。

   一七六三年,装饰有斯基泰动物纹饰的精美金银器在南俄草原首次被发现,随后激起了当时俄罗斯贵族们的收藏热情。随着动物纹饰的金器的大量发现,斯基泰研究在十九世纪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研究热点。到十九与二十世纪时,大量类似的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在南俄草原之外的广大欧亚草原地区被发现,这些在中亚、蒙古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在当时也被称为斯基泰式,或者中﹣斯基泰式(SinoScythian)青铜器。埃利斯·敏斯(Ellis H. Minns)是一位从事斯基泰研究的著名英国考古学家,在他的关于斯基泰研究的著作中,讨论的地域范围便从东欧草原一直扩展到蒙古高原。也许正是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热潮,激起了任萨姆与麦尔的收藏热情。敏斯在赠予麦尔的一张欧亚草原带的地图上写道:「来自地图中极西之外的埃利斯·敏斯,赠予来自地图中极东之外的威廉麦尔。这象征着对于斯基泰研究的兴趣,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除了敏斯,在任萨姆写给当时已经是宾大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翟荫的信中,她还提到了数位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著名学者。

   除了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热潮,也许还有其它原因让任萨姆与麦尔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产生了兴趣。随着动物纹饰的金器的大量发现,斯基泰研究在十九世纪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研究热点。到十九与二十世纪时,大量类似的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在南俄草原之外的广大欧亚草原地区被发现,这些在中亚、蒙古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在当时也被称为斯基泰式,或者中﹣斯基泰式(SinoScythian)青铜器。埃利斯·敏斯(Ellis H. Minns)是一位从事斯基泰研究的著名英国考古学家,在他的关于斯基泰研究的著作中,讨论的地域范围便从东欧草原一直扩展到蒙古高原。也许正是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热潮,激起了任萨姆与麦尔的收藏热情。敏斯在赠予麦尔的一张欧亚草原带的地图上写道:「来自地图中极西之外的埃利斯·敏斯,赠予来自地图中极东之外的威廉麦尔。这象征着对于斯基泰研究的兴趣,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除了敏斯,在任萨姆写给当时已经是宾大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翟荫的信中,她还提到了数位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著名学者。

   除了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热潮,也许还有其它原因让任萨姆与麦尔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产生了兴趣。弗朗斯·拉森(Frans August Larson)是任萨姆家族的世交,他一直居住在蒙古地区,与蒙古地区的活佛交从甚密,影响颇大,并且自称公爵。也许与「拉森公爵」的交往也让任萨姆对蒙古地区的文明与历史产生了兴趣。值得一提的是,从当时学者的研究来看,许多外国的考古学家都对中国文明的「外来因素」或者「外来说」充满兴趣。中国北方的斯基泰式青铜器也许便可以作为这些观点的重要证据之一。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固然与当时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亚起源说」密不可分,但作为当时在中国的既非政客亦非学者的普通外国人,也许收集这些所谓「斯基泰式青铜器」,能够为他们作为外国人而在中国生活而正名吧!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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