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晚唐诗话·九四 晚唐诗馀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6 次 更新时间:2021-01-30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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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 (进入专栏)  

晚唐诗人亦不少,我只选讲了十七家,仅是走马看花。马戴的诗,严羽评为晚唐第一。杜荀鹤诗,宋人以为高古淳朴,贺黄公则斥之为粗鄙陋劣。曹邺诗罕有称道,而锺伯敬亟为赞赏。这些都是论晚唐诗可以研究的问题,本书亦无暇涉及。杨升庵说:“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升庵诗话》卷十一)这晚唐两派之说,颇为文学史家采用。我以为如此分法,尚未探源。所谓张籍一派,应溯源于大历诗人之钱起、郎士元;贾岛一派,应溯源于二孟(浩然、东野)。而这两派诗人又彼此出入于王维、韦应物。此外,另有一派起于王建、李贺、张祜,则温庭筠、李商隐、杜牧,施肩吾、罗隐、韩偓诸家是也。虽然成就有高下,风格有雅俗,总是梁、陈馀韵的复兴,与张籍、贾岛不同源流。

晚唐人多致力于五、七言律诗,作乐府歌行者极少,作古诗者更少。故后世人所谓晚唐体,指的都是五、七言律诗。杨升庵又论晚唐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拈断数茎鬚’也。”这样,虽然简单化,但已指出了晚唐体的特征。晚唐诗人,才学都不高,情趣也不够丰厚,几乎是为作诗而作诗。风雅比兴,就其总体来说,都不及中唐诗人。他们平常总在一联一句中求工稳贴切。得到一联佳句,便可拼凑成诗,故大多数诗人,仅有佳句而无名篇。后世人论晚唐诗,也往往都止能赏其佳句。何文焕在《唐诗消夏录》中评中、晚唐五律云: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宕,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乎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一段话前半指出中、晚唐五言律诗的缺点,后半则指出其长处。但此评以中、晚唐诗相提并论,我以为颇不公允。中、晚唐诗,差距甚远,未可一概而论。至少,所谓中唐,应从贞元以后的诗人说起,如姚合之流。若大历十才子所作,词意兼工者俯拾即是,尚无此病。至于说晚唐佳句,“犹有风人之致”,我亦不以为然,所谓“风人之致”,是指一首诗可以反映民风。这应当指全篇而言。从一联一句中求风人之致,恐怕无此可能。

宋代初期,杨億、刘筠等作诗专学温庭筠、李商隐,称西昆体。又有惠崇、希昼等九个和尚,作诗专学许浑、方干,有诗集盛传于当时,称《九僧诗》。这是晚唐诗给宋初的影响。欧阳修对这两种倾向都不满意,对西昆体则“患其多用故事,语僻难晓。”对九僧诗则说他们“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在他的影响之下,晚唐诗渐被冷淡。苏东坡、黄庭坚学杜甫、韩愈,诗风一变。尤其是黄庭坚,以他的盘空硬语,创立了江西诗派,称霸于北宋诗坛。

到了南宋,江西派的诗流于艰涩拙朴,于是又有人回过头来学晚唐诗,韩驹曾说;“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诗人五屑》十六引《陵阳室中语》)所谓“今人作诗”,就是指江西派中的诗人。奇怪的是,韩驹自己也属于江西诗派,他这几句话,无异是自我否定。

杨万里早年也是作江西派诗的,到晚年时却转变了。他有《读笠泽丛书》诗三首,其一云:

笠泽诗人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于是便出现了“永嘉四灵”①和“江湖派”②诗人。这一群诗人都学贾岛、姚合,做五言律诗。又有叶水心为他们作理论的宣扬,南宋后半期诗坛,几乎都以晚唐体为宗。江西诗派消失了。

但同时严羽作《沧浪诗话》,却竭力提倡盛唐。他有一段话专论宋初以来的诗风: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这一段话是最简明的宋代诗史。严羽以禅学论诗。主张作待当以盛唐为法,是正宗的大乘禅;晚唐诗还止是略得皮毛的小乘禅。

严羽是宋末人,他的理论,在当时未有显著的影响。元人作诗,虽然以唐诗为宗,也还没有在初、盛和中、晚之间有所偏重。因为金、元诗人如王若虚、元好问诸人,论诗的对象首先要抨击江西诗派。

到了明代,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严羽的《沧浪诗话》,至此才发生影响。从明初到隆庆、万历年间,诗人们一致推崇盛唐。可惜明代诗人之所以主张“诗必盛唐”,是从复古运动出发,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的模仿作品,艺术的创造性非常稀薄,有“泥美人”之诮。后来,袁宏道等兄弟三人崛起于公安,论诗主白居易、苏东坡,以流畅平易为上,号称“公安派”。接着,锺惺、谭元春起于竟陵,又很不满于公安三袁诗的便捷浅俚,提出幽深孤峭的标准以论诗,是为“竟陵派”。“公安”、“竟陵”两派都攻击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论。在创作实践上,“公安派”走了宋诗的道路;“竟陵派”则走了晚唐的道路。锺惺选定《唐诗归》,屡次为晚唐诗辩护、翻案,于是晚唐诗又一度时行起来。然而好景不常,到陈子龙、钱谦益出来,都提倡盛唐,学其雄浑高华的风格,黄钟大吕的声调。于是“竟陵派”的议论,一蹶不振。晚唐诗从此消失了它们曾经光荣过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①温州人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号灵舒,徐照号灵晖,徐玑号灵渊,称“永嘉四灵”,成为南宋一个诗派。

②南宋时,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群贤小集》,收刘克庄、姜夔、葛天民等数十家的诗集。这些人称为“江湖诗人”,亦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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