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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云:近十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06-05-28 09:33:26
作者: 王爱云  

  因此,琼斯认为,汪伪政权与欧洲傀儡政权的一大差别,就是前者基本诉求是和平,后者最大的政治号召则是反共。(注:Roger B.Jeans ,"Third-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China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China",1995.)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蒂莫西·布鲁克则比较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汪伪政权、欧洲傀儡政权的异同。1995年,他在《维新政府的成立》一文中指出,参加维新政府的多半是“北洋遗老”,他们出面与日军合作,除了有私人的渊源外,更有藉此否定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意味。从这点来看,“维新政府”与汪伪政权那种“继承国民党正统”的立场恰好相反,与欧洲各国的傀儡政权有相通之处。(注:Timothy Brook ,"The Creation ofthe Reformed Government",1995.)

  R.·基思·肖帕的论文《变换的通敌面孔:杭州,1938—1940》,把对傀儡政权的研究扩展到地方层次。通过对杭州傀儡政权进行考察,发现战时杭州的通敌行为随着时间、地点和人事环境的变化,有不同的特点。最初的“治安维持会”和“自治会”保境安民的色彩比较浓厚,但随着日军的干涉越来越直接,“维新政府”和汪伪政权又相继成立“杭州市政府”,“傀儡”的性质也就慢慢明显起来。尽管如此,基层的政权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的功能。(注:R.Keith Schoppa ,"The Changing Face of Collaboration :Hangzhou ,1938-1940",1998.)

  (五)情报工作

  战时各国在华的情报工作也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这方面的著述较多,主要有:伯纳德·沃瑟斯坦的《上海的秘密战争》(波士顿,1999年),集中考察了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战时上海安置谍报人员的情况。罗伯特·比克斯的《秘密战争事务:行动“同情”与特别行动局在战时中国的商人身分》(《情报与国家安全》2001年冬季号),描述了英国为重新控制香港所做的努力。丹·平克的《北京之旅:一个秘密间谍在战时中国》(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社,2003年),用第一人称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时中国的有关活动进行了描述。杰·泰特勒与库尔特·W ·雷德克主编的《一个荷兰间谍在中国:关于中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报告(1937—1939)》(莱顿,1999年),叙述了荷兰的一名情报官员从荷兰东印度群岛被派往中国的情况,对日本侵华早期的战略和策略作了评论。

  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著作,是俞茂春所著《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序幕》,引用了大量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和胡佛研究所的档案资料,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美国战时情报行动的学术著作。作者详细阐述了1941—1946年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复杂行动,尤其是威廉·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与其他单位如美国海军米尔顿·梅乐斯领导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后来是魏德迈)、国务院及特使赫尔利等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作者认为,对情报收集缺乏整体统一的指挥与控制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主要失误之一。从整体来说,他注意将战略情报局行动和策略置于国共两党在情报领域激烈斗争的政治背景下考察,叙述了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情报部门与潘汉年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情报组织之间的斗争。该书的一个明显弱点,是对美国情报档案的过于依赖,从而使作者在有些地方作出了不尽准确的结论,如把迈克尔斯·林赛(林迈可)确定为英国情报特务;把艾黎领导的工业合作化运动作为中共的态度等。

  西方学者还对国共两党的战时情报工作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汉斯·范达文的《国民党在华南的秘密情报行动:逮捕廖承志行动中的情报和政治工作》(《情报与国家安全》2001年冬季号),揭示了蒋介石的秘密特务与共产党的谍报人员的交锋。俞茂春的《1927—1945年间的中国电码译员》(载大卫·阿尔瓦雷斯主编的《二战中的轴心国同盟信号情报》,伦敦,1999年),详细论述了国民党电码工作的成功,但指出这对战争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沈郁的《再评中美情报合作:二战期间的中美情报合作》(《情报与国家安全》2001年冬季号),概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驳斥了那种把中美情报合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开的观点。此外,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特务头子戴笠与中国的秘密情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战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呈现全面发展的趋势。这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国民党抗战和对沦陷区的研究齐头并进,都出现大量研究成果。这与过去的抗战研究有很大不同。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抗战的研究,几乎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与壮大,绝大多数著述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经验为主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之所以获得农民的支持,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这一直是经久不息的研究热点(注: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这与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有关。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民党史在西方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研究国民党抗战表现的潮流。对沦陷区的研究起步较晚,一开始是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副产品,到90年代,逐步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日益深入。

  近10年来,这三方面的研究不仅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研究,以根据地内不同地区为个案,研究在不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推行情况。对国统区的研究,以地方史研究为主要特色,考察地方抗战情况,研究国民党地方动员能力。国民党抗战军事历史是其研究的主题,同时研究日本侵略对各地方造成的严重损失和长期影响。对沦陷区的研究,在观察沦陷区的社会情况时,多强调所谓“灰色地带”的存在。在主要城市里,日军的占领比较彻底,控制比较严密,当地民众无论是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小市民,都经常面对非牺牲即妥协的选择,而他们之中选择妥协以图自保的不乏其人。而且,西方还尝试将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傀儡政权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西方学者对欧洲沦陷区的研究比较熟悉,他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角度,值得国内学术界重视。

  第二,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开和日本侵华暴行的揭露,新的研究领域被逐渐开辟。如前所述,由于一系列原因,西方社会对日本侵华暴行一直缺乏必要的揭示和评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日军侵华暴行以及战后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例如,2000年底至2001年初,《东亚》国际季刊连续出版两期专刊,组织了各国学者写了16篇文章,对日军战时在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暴行进行充分揭露,并结合德国的战时暴行进行比较研究,还对比了德日两国战后在战争罪行方面的不同态度,强烈谴责对日本的战后处理以及日本在战后对其罪行的回避和否认,呼吁在这一问题上恢复公正,并对各国受害者进行赔偿。

  虽然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远远没有国内学术界的抗战研究深入、全面,但其研究推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对西方正确评价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深入调查、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和史料的不足等缺陷,其论著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几种需要注意的学术观点近10年来的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较新的或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并进行批判分析;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讨论,以便启发、深化我们的研究思路。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根据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胜利之路——二战中的地中海战场》提出,正如地中海战场在欧洲盟军作战中的边缘地位一样,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也是边缘的。他承认,这并不是说边缘战场不重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政治的选择可以改变战争的性质,边缘战场就可以变成中心战场。而且他认为,由于独特的边缘性质,它们会成为试验和新的战争发端地。边缘战场还可能成为第三国干涉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典型的边缘战场。他认为,把中国战场视为边缘战场,可以加强它的历史重要性。

  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与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把中国战场与地中海战场一样看待,比作二战的边缘战场,是有很大损害的。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只把中国放在盟国范围中考察它的地位,而忽略战争双方的行为;其次,如果要考察“1937—1945年中日战争在现代战争史上的地位”,把中国战场比作地中海战场,大大降低了它的地位。而且,它忽视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共产党发动农民民族主义、成功开展游击战在现代战争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需要给予充分评价。

  (二)如何评价中国抗战在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历史的西方学者中,究竟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还是用西方的军事成功或失败标准来判断中国在抗战中的行为,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19、20世纪西方组织战争的衡量标准,要以战争物质文化尤其是技术能力的术语讨论军事的威力,照此判断,中国在20世纪的军事努力是不够格的。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就持这种观点。

  汉斯·范达文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要摆脱西方用现代防御战争方式考察中日战争的思维,从这场战争自身的地方特点、历史背景而不是从西方现代战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抗日战争。他认为,面对中国被迫与现代工业化的日本作战,而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事实,蒋介石不得不适应地方现实,采取传统的军事动员战略。用这种观点来评价,范达文认为中国反抗日本的军事行动是杰出的。(注:"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2004.)

  (三)关于日本侵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的统治华北和征服中国政策的产物。这已经是大多数严肃客观的学者的共识。但是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的爱德华·德里在他的论文中研究了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军队,认为:日本军队并没有准备要打这场战争,既没有战争计划,也没有关于中国部队的情报,更没有在大陆部署部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大部分日本军队都部署在满洲里与苏联的边境上,准备与苏军一决雌雄。

  这一观点,涉及中日战争是偶然爆发的还是阴谋策划的。虽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感到担心,但日本侵略中国的长期历史表明,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占领中国,而不是击败苏联。

  (四)怎样全面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延安道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以马克·塞尔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为代表,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解决,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利用群众路线方式开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因此,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塞尔登的这些观点曾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一代学者深入到各根据地调查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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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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