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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云:近十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06-05-28 09:33:26
作者: 王爱云  

  没有给协商、第三种力量留下足够的空间,尤其是在1929—1949年间,根本没有实现中间道路的机会,因为国共两党谁也不愿向对方妥协。1946年后,“中国政治的第三条道路结束了”。作者还分析了中间力量失败的内在原因:他们有些人格外地幼稚。例如,胡适的“幼儿园政治”;张东荪也“极其幼稚”。他们带有中国政治的流行病——“地方派系”,而且,他们在1946年的分化破坏了他们长期以来所起的第三种力量的作用。最重要的,他们倡导的是一种“精英民主”,对中国工农大众利益不关心。这样,他们就不能发动基层对其运动的支持。(注:Edmund S.K.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China ,1929-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国民党军事斗争

  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汉斯·范达文,以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历史而闻名。1997年,他在《中国季刊》6月号上发表了《共和国的军事》一文,揭示军事在中华民国的体制、经济和政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的军事动员,1840—1949》(载杰里米·布兰克主编的《1815年以来近代世界中的战争》,伦敦,2003年),把国民党放在安全环境不断变幻、财政问题持续的情况下努力保持主权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他还研究了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认为蒋介石拒绝接受史迪威所提出的起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建议,是他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的因素之一。(注:Hans Van de Ven ,"Stilwell in theStocks: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nd the Allied Pow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Asian Affairs 34,3(February 1998).)

  他的著作《战争与中国民族主义,1925—1945》,探讨了国民党军队的起源和发展,认为跟日本先进、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比,国民党军队力量非常薄弱,所以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初,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了防御战略。2004年,在哈佛大学“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他进一步在中国军事历史背景下考察了抗日战争,尤其指出要充分认识中国边远地区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这些边远地区提供了锻造新联盟、使日本侵略军陷于困境的机遇,也提供了发展新收入来源、创造反抗侵略的缓冲地带的机遇。(注:"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1937-1945",200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黛安娜·拉里多年从事抗战军事历史研究。她指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战争,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从事实中寻找真相”。而现在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还很狭窄,需要对中国的各地区、各专题进行研究。近些年来,她对徐州战役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先后发表有《保卫中国:徐州战役》(载范达文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一书,波士顿,2000年),《浩劫之地:1938年徐州地区所遭受的蹂躏》(载她和斯蒂芬·麦金农主编的《战争创伤: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一书,温哥华,2001年)等文章。2002年,她又写了《战争的地域性影响:广西,1937—1945》一文,对战时广西和战争对广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对广西来说,这场战争是悲剧:它开始于广西的部队北上与徐州战役中的日军作战,然后形势呈螺旋形下降,一切变得越来越糟。一个在1937年前运行良好的省份,战争使它走向了毁灭,它的两大城市南宁和桂林都遭到了破坏。(注:Diana Lary,"The Regional Impact of War :Guangxi,1937-45",Minutes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 China:Regional Regimes and Conditions,1937-1945".)重视战争的地域性影响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的观点则谬误明显,因为,假使广西的部队拥兵自守,整个情况肯定会更糟,广西所受的破坏也会更重。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斯蒂芬·麦金农的文章《武汉惨案,1938》(《近代亚洲研究》1996年10月)详细考察了日本在战争前期凭借优越的技术和严明的纪律,逐步取得胜利,对中国人展开杀戮的进程,同时揭示了这种胜利对日本军事的影响。他提交于2004年哈佛大学“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的文章集中研究了武汉的防御,讨论了中国军事和参加防御的政治人物在防御中的作用。

  (四)沦陷区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所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研究成果颇多。如1995年,在温哥华召开的“中日战争”学术讨论会上,多半学者探讨了沦陷区问题。2001年,大卫·巴雷特与拉里·舒将其中11篇关于沦陷区研究的论文集结成《中国人与日本的合作,1932—1945:调和的限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与日本的谈判”、“傀儡政权”、“精英合作”、“内地”四个部分,探讨了汪精卫与日本的合作、日据时期上海的情况,“蚕食”的特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等问题。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沦陷区的研究,可分为如下两个部分:

  1.沦陷区社会情况

  西方学者对沦陷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的社会、文化,而又以对“孤岛”时期或沦陷时期上海的研究居多,论著非常丰富。如1998年纽约出版了一部以《战时上海》为题的论文集,由叶文心(Wen-hsin Yeh )主编,收集了研究这一领域诸多学者的论作,内容涉及战时上海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颇为全面。2003年,叶文心又与克里斯琴·赫里奥特一起主编出版了《在太阳旗的阴影中: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一书。

  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维持上海治安,1927—1937》,对上海的治安和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1996年,他又出版了《沪上荒地: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运用租界巡捕房记录、美国外交档案和当时上海的西文报刊资料(如《密勒氏评论报》等),考察了日本占领期间上海的犯罪与政治情况,描述了“孤岛”时期日本军警、国民党特务和汪伪政权特务等各方势力在上海租界的角逐。将战时上海的政治暴力活动放在城市犯罪的架构里来考察,可以说是较为新颖的角度。(注:Frederic Wakeman,Jr ,The Shanghai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02年,魏克曼又写了《上海沦陷区的中国医生》一文,通过考察1942—1945年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中国医生,解释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中心问题,即通敌与反抗。魏克曼把上海与欧洲的战时医生进行了对比,指出:欧洲的医生们以团结一致而闻名,这样使他们很少对试图与他们合作的占领政府妥协;然而在上海,医生们不能保持拒绝与日本合作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利用了西医与中医之间存在分歧的这一弱点。由于缺乏西药、日本文化当局控制了中医协会、日本企业接手了上海的药厂等原因,中医成为了当时上海医药界的主角。尽管接受中医协会等组织提供的机会,医生们也是冒着被贴上汉奸标签的危险的,但一些医生仍冒这个险,牟取医药市场的利润。(注:Frederic Wakeman,Jr ,"Chinese Doctors in OccupiedShanghai",Minutes 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 China :Regional Regimesand Conditions,1937-1945".)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作者描述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但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由于战时上海是近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发迹之地,所以许多学者对当时上海的文化、文人及文学、文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傅葆石的《消极、抗日与通敌:沦陷时期上海的思想抉择,1937—1945》(注:Poshiek Fu,Passivity,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9-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对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进行了考察,把他们对日军占领的反应分为三类,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他还对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进行了详细研究,从这个颇具趣味性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他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娱乐至上:日本占领下上海电影的政治暧昧性,1941—1945》、《影射历史:战时上海的大众电影文化》等。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国新城市文化的绽放,1930—1945》一书中,也论述了沦陷时期的作家和文艺作品情况。对“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电影等的研究,既有助于扩大沦陷区城市研究的视野,也有利于厘清近代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上海是近代中国贸易金融中心,上海资本家在抗战时期的境遇,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帕克斯·科布尔在这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日本新秩序与上海资本家:合作与冲突,1937—1945》、《分裂城市里的生活:上海的中国资本家,1937—1945》和《合作与抵抗:中国资本家和日本人,1937—1945》等。

  近年来有关沦陷时期北京的西方论著,以索菲娅·李的几篇论文为代表作,如《日本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秩序,1937—1945年》、《沦陷时期的北京市政府》等。她承认沦陷区里存在镇压和屠杀,但也指出,当时若干中、日知识分子,确曾在战火中致力于文化交流与合作,而且日军统治下的北京民众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作者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背离了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本质。日军在沦陷区包括北平实行的都是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所谓民众生活安定,只是日军刺刀下的表面现象。

  南京在抗战初期即陷于敌手,后来又成为“维新政府”和汪伪政权的中枢所在地,它的战时情况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马克·埃克奥特的文章《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学生生活》,考察了沦陷时期南京学校的情况,尤其对汪伪政权所设立的“中央大学”进行研究,发现在这个为汪伪政权培养人才的高级学府里,都有抗日情绪与活动。

  2.沦陷区傀儡政权

  西方对沦陷区傀儡政权的研究,以汪精卫政权为主。大卫·巴雷特对汪伪政权有一系列论文,是近年来西方研究傀儡政权的代表作。这些论文主要有:《1940—1945年的汪精卫政权:国民党中国的延续和断裂》(1995年)、《在意识形态真空里建国:南京的汪精卫政权,1940—1945》(1996年)等。他的研究,尤其是对汪伪政权与战前南京政府之间的比较研究,较有特色。他认为二者相似之处在于都积极反共,都以领袖个人(蒋或汪)为权力核心,都有派系斗争,都缺乏社会基础,都不推行根本的社会经济改革等。但二者也有一些差别,如汪伪政权对外国势力的依赖远远超出战前的南京政府,它所凭借的武力主要是日本占领军。巴雷特还将汪伪政权与欧洲各国的战时傀儡政权——主要是法国维希政权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欧洲傀儡政权多极力攻击战前本国政府腐化或左倾,从而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争取人民支持;而汪伪政权正好相反,它的基本口号是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强调延续战前南京政府的声望,从而沿袭了战前南京政府在制度、人事等方面的各种弱点。

  罗格·B.·琼斯在《战时中国的第三党汉奸:以国家社会党为例》一文中,也比较了汪伪政权与欧洲傀儡政权的不同。他通过分析汪伪政权里国家社会党人诸青来、陆鼎揆等人的思想和背景,认为他们之所以支持汪精卫政权,似乎并不是由于受到其反共意识形态的吸引,而是出于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和对沦陷区情况的忧虑,希望协助汪精卫组织一个新政府来收拾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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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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