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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立平等:社会转型与风险控制:回到实践中的中国社会

更新时间:2016-01-18 11:10:46
作者: 仇立平   刘博   肖日葵   张军 (进入专栏)  

   因此,路径依赖的社会改革并不显得那样“保守”,或者很难用“保守”或“激进”的判断下结论。诺斯的研究告诉我们,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恰恰是很多国家在长时段历史中的选择,因此才是研究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而且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路径依赖也有可能产生路径闭锁,尤其是和利益集团相联系的那种路径依赖。诺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他证明了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创新是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变迁或改革,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也只有在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坚持制度创新,一方面使路径依赖的社会改革能够持续发挥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有效性,防止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渐进性的制度改革可以避免因为“革命”或“激进”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实践感意在表达实践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知道(确信)而又不好言说的“感觉”,并以此与理论知识区别开来(或者说,理论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已经“上升”为经验(37),不管是“预言的自我实现”还是“预言的自我失败”(38),更多的是在表达由理论上升到经验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或实践感,既和当下的情景有关,又和历史的文化的影响有关,也包括理论或抽象上升到经验或具体的“经验一般”。路径依赖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也是影响实践感的各种实践资源。(39)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二重社会风险”,只有在实践感和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创新的社会改革实践中,才能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才有可能在历史、文化相联系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渐进式的变革进行制度创新,在实践中“发现”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及其目标,尽可能避免激进式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

   以这个视角去观察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其改革主要是为了消解影响社会安全的最基本、最紧迫的矛盾。最近十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对于中国人的生存或生活质量的改善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从废除收容制度,到废除农业税费、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对资本的约束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居民住房市场要素(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以政府为主导的房屋租赁等)的培育等,基本上都在解决政治经济学时代(40)应该解决的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不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20世纪90年代过度的市场化改革遗留下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税费的废除从根本上消解了农民和地方政权的直接冲突,根除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起义或暴乱的萌芽,甚至也消解了20世纪20年代农民闹革命的起因。因此对于农业税费的重大改革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让利于农的政策调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或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王朝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过重的徭役税负迫使农民集体抗争,甚至成为推翻历代王朝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不少也是从抗租抗税开始的。

   因此,2006年开始的废除农业税,基本上消除或缓解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直接抗争。周飞舟的研究表明,在没有废除农业税之前,农村基层政府是“汲取型”政权,其后则是“悬浮型”政权。(41)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民之间矛盾的转化。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实现对农业的反哺,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已经成为基本国策。自200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总体上看,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消解了马克思意义上两大阶级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的沦落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这是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根本原因。由此必然会爆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现实情况看,直接导致马克思意义上的两大阶级的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原因,是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当工人的劳动收入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当工人仍然在生存线上激烈竞争时,都会触发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且最低工资标准在逐年提高),劳动条件的逐步改善以及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避免了工人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为底层社会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创造了条件。(42)

   第三,守住底线,即防止出现那种“非常组织化的、追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43)。工人和农民与其他阶层或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有可能是非对抗性的,也有可能成为对抗性的,甚至有可能上升为对国家政权的挑战,从而威胁基本政治制度的安全。其中最为敏感的就是经过一些精英的“启蒙”,底层阶级或阶层从“自在”状态转变为具有政治意识的“自为”阶级或阶层。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方针,为社会秩序重建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因此,警惕可能出现的任何抗争性事件演变为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挑战,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如果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可以发现对社会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底层社会的稳定,而底层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现阶段基本上是经济问题。从历史看,无论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前还是之后,甚至是在“文革”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很多是以经济主义为取向的。(44)近十多年底层社会出现的大多数抗争性事件基本上也是因为经济问题或经济利益受损而产生的,其采取的抗争策略主要是“依法抗争”,即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是一种带有一定对抗性质的政治行动,又常常使用边缘的‘踩线不越线’的手段”。(45)也就是说,这些矛盾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底层社会出现的以维护经济利益为主的抗争性事件虽然具有“抗争政治”的一些特点,即以政府为诉求对象,维护公共利益,但并不具有抗争政治所包含的采用“超制度性常规做法以提出他们的要求”(46)的特点,因此,仍然属于非政治性抗争,即不是以改变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目标的抗争性行动。换言之,虽然以政府作为诉求对象,但不是为了推翻政府。

   因此,最近十余年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实践最主要的是在化解或试图解决容易引发对现存制度发起挑战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基本矛盾,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制度。

   当然,本文并不认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各种问题都解决了,正如有研究表明的那样,最近几年各种群体性事件还是不断发生,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已经大大下降。(47)尽管如此,我们在考察各类抗争性事件的时候,仍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这类事件是否具有可逆性,如果不可逆的话就有可能引发对国家政权的挑战,例如因强征农业税费、强制执行一胎化政策以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阶级处在绝对贫困化状态下引发的抗争性事件,都属于不可逆的,即如果不改变的话,这类抗争性事件因为涉及底层社会的生存底线,就有可能出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其次,这类事件是否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决,如果能解决的话就是可逆的,不至于引发对国家政权的挑战。即使如2012年发生的两起因为环境问题(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而引发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最终也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化解。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决策更加透明,更多地听取民意,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和民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本来是不会酿成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的。

   除了上述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基本矛盾之外,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权力腐败的不满甚至愤懑,是导致执政党执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民众强烈要求进行改革的重要方面。但是,如果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化解或解决,就贸然启动其他社会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虽然权力腐败和绝对贫困化具有内在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只有解决或化解社会的基本矛盾,才有可能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2010年前后,高层对于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的呼吁(尽管对于普世价值有不同的认识)或许意味着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或化解,从而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社会转型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和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实践感引导下的社会转型的改革实践也是社会转型阶段和目标的发现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超越习性生成的新问题的“危机”,但对“危机”的处理仍然离不开路径依赖的渐进式的改革和治理。从中国社会转型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主的社会转型阶段。(48)这个阶段的目标或改革实践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下文统称为“中共一党执政”(49))的社会建设或社会重建。(50)中共一党执政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由“实践感”所决定的。同时也因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改变了它的阶级政党的性质,从而成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不同利益群体或阶层的博弈为社会建设或社会重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将有可能出现一党执政下的新型民主体制,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机制,有可能产生类似风险社会下的“亚政治”特点: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阶层通过这种博弈机制为向上塑形社会创造了可能;在法律的框架内经过讨论、妥协达到相对利益的一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种新型民主体制至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也就是说,中共一党执政下的社会建设或社会重建,是一个“有限社会”。不同于竞争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一党执政的中共合法性不仅来自于政治领域中宪法所赋予的地位;也来自经济领域中执政党领导下的经济稳定增长,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时还来自社会领域,因为是一党执政以及执政党崇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它仍然要承担“父爱主义”的角色:在社会领域通过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做大事”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育或对社会的让渡至少在一定阶段里是有限的。因此,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可能是:社会只能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社会”只有在维护和增强执政党合法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有限的发展。

   第二,坚持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市场化改革方向。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面对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可能完全走以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道路,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为自己的改革目标。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博弈双方的优势资源及其策略决定了双方的胜负。如果完全以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参照,即使完成了这样的改革,但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较,我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更不用说,正在发生的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凸显出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重大缺陷。

当然,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既可以是私有经济也可以是国有经济。有些国家的国有经济仍然占有相当高的比率,有些国家甚至主要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国有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有的甚至很有效率。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主要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廉洁、透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真正做到政企或官企分开,遏制权力腐败。并且,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有进有退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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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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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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