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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立平等:社会转型与风险控制:回到实践中的中国社会

更新时间:2016-01-18 11:10:46
作者: 仇立平   刘博   肖日葵   张军 (进入专栏)  
建立社会公正和公平秩序都是社会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四,前苏联的经济社会改革。前苏联改革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中国改革的道路,经历了曲折痛苦的过程。时至今日,前苏联追求的完全西方化的社会经济改革既没有换得西方的经济支持,也没有使它融入西方国家,其中既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上的冲突(在历史上沙俄与西欧国家就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强国,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援助来扶植一个能够与自己抗衡的国家,即使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与它们完全一样。因此,强国的崛起不可能乞求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当中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时,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仍然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之所以能够燎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大批有知识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向农村和工厂去“唤醒”工人和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成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最强大的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近十余年来的改革实践所依赖的实践资源及其实践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文化革命”实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也会对现在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说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甚至有时对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几乎没有停止过,并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和物质基础。(20)

   需要注意的是,实践感受到开放性的习性和场域的影响,同时实践感排斥反身(亦即返回过去)、注重现时,但从时间中展开发现的种种可能性来说,实践既与习性相联系的当下有关,也会面对那些习性绝无可能生成的行为,如“危机”所提供的机会及其对潜力的发现。因此危机处理过程和所激发的潜力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一方面意味着习性将会面对新的实践环境的风险性,另一方面也会生成新的实践感。

   二重社会风险下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实际上是制度或体制改革。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风险理论,任何社会转型或制度改革都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当风险被认为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制度之中,即当社会风险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时,社会转型或制度改革同样充满了风险。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这种风险有可能被放大。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巨型国家,其社会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它面临着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其中包括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近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变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各种利益交叉、博弈使得国内改革环境日益复杂,从而使社会转型的风险大大增加。

   正如贝克所说,风险社会肇始于自然的终结,风险社会开始于传统的终结。按照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产生于现代社会的制度之中,是现代性制度变异过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制度性风险和非预期性后果。简言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风险社会来自工业社会内在的制度结构中,是工业社会自身的悖论;(2)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意外后果;(3)风险社会的来临源于现存制度的危机。

   无疑,风险社会理论来自西方高度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化社会的语境中,虽然学术界对于风险社会的认识不尽一致,(21)但是当风险社会被看作是现代性的特征时,它所昭示的思想及其分析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

   根据笔者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可简约概括为如下命题:

   命题1:新的社会形态因素孕育于原来的社会形态制度结构中。(22)

   ∵风险社会来自工业社会内在的制度结构中,是工业社会自身的悖论;

   ∵风险社会的“基因”来自于工业社会之中;

   ∴新的社会形态因素孕育于原来的社会形态制度结构中。

   命题2: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有可能是非预期性的。(23)

   ∵社会结构既是行动者行动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系统再生产的结构性条件将会否定系统本身;

   ∴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有可能是非预期性的。

   命题3: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既是逻辑的,也是非逻辑的。(24)

   ∵新的社会形态因素孕育于原来的社会形态制度结构中;

   ∵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有可能是非预期性的;

   ∴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既是逻辑的,也是非逻辑的。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二重风险社会”的性质。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在开始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程时就进入风险社会了(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它不仅表现为生态风险(这种风险是因为整个工业社会制度和科技发展促成的,具有本体性的关联)(25),而且还具有风险社会理论所推导出来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既是逻辑的,也是非逻辑的”风险性,即当中国面临工业社会路径选择时就会发生非预期性后果的风险。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性改革,从而和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发生的生态风险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二重风险社会”特质。正如贝克认为的那样,工业社会是一个实验室,没有人对实验的结果负责(26);并且社会实验遵循的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对结构具有建构意义的行动)的“实践逻辑”,而非科学逻辑(27)。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具有一般工业社会实验室的特点,而且要比西方工业社会的实验更具有风险性。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制度变革(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实际上也是制度选择的实验,每一种实验都会产生社会风险,使得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的经济社会改革实验释放的风险成为一种“叠加”甚至“相乘”的效应。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产生生态风险,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从本质上说,上述“二重风险”都属于现代性本身具有的风险文化,但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风险还具有“转型风险”的特点。

   以上分析的“二重风险”实际上都内生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制度结构之中,它既与工业文明或现代性是一个悖论,也是工业文明或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可以称之为“内生性社会风险”。除了内生性社会风险以外,中国作为巨型国家的崛起,还面临“外生性社会风险”。外生性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作为巨型国家崛起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影响;二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战争、政治运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严重影响到文化的传承。

   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外部风险最为主要的是:(1)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已经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大国竞争有可能长期存在。(2)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世界资源能否承受中国崛起的需要,尤其是满足中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或小康社会的需要。(3)全球化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分享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但全球经济风险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4)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中国很有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异类”,在信息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表现为“硬实力”,也表现为“软实力”。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很有可能产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既不可能沿袭早期日本“脱亚入欧”的模式,也不可能仿效俄罗斯的模式,冀图以西方为模式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主义市场来换得进入西方门槛的入场券(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进入西方的门槛)。中国只有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发扬能够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本土文化,惟此才有可能和平崛起。

   毫无疑问,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也积累了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紧密相连。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单一型社会,而是一个混合型社会,社会发展的逻辑也不是单一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给社会转型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是在具有前工业、工业、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同一时段里进行的(28),它是一个混合型社会。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基本上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但是,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地区或许刚刚进入工业化社会,有些地区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有些地区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因此它既存在前工业社会的问题,也存在工业社会的问题,同时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共同作用,又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问题。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复合型的,从而在最近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或者说,西方国家在三百多年发生或积累的问题,我国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最近十余年里集中爆发。

   因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社会发展逻辑,或者简单地类比西方社会,它不是单一性质社会能解释的。尤其是晚清之后,中国的社会的发展逻辑受到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内的西方各种理论的影响,对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产生很大的“变轨”作用。

   风险控制:路径依赖和实践感

   为了将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所面临的风险降至最低,路径依赖下的社会改革就成为重要选择。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依据报酬递增的原则,某种特性的发展路径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一旦进入这样的路径,不论结果如何都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诺斯看来,路径依赖具有以下特征:(1)路径依赖既有可能使经济增长获得最大化的有效性,但也会产生与制度相关的利益集团,即使这样的路径不利于经济增长。(29)(2)路径依赖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因此,只有从制度的历史发展中才能找到路径依赖的依据,不同路径的选择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有关。(30)(3)路径依赖是分析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31),因为制度变迁的常态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的,即制度变迁很少是非连续性的,而是渐进的(32),革命平静之后仍然会恢复到常态的制度变迁,它会“产生一个新的远离革命的均衡”(33)。(4)强调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认为行动者的观念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路径依赖或闭锁除了经济政治的因素,“还有非正规制约赖以存在的文化遗产作用”(34);革命后建立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激励机制被破坏,是因为建立在深层的文化遗传基础上的非正规制约是很难改变的(35)。

   柯武刚、史漫飞也有类似的表述。由一个共同体共享的基本价值系统及其元规则是相对稳定的,这有利于较为稳定的制度演化:革命性的颠覆在演化中形成的制度系统,然后用自觉设计出来的规则系统取代它们,必然是破坏性的;如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人们发现,其长期结果所遵循的路径要比革命者们所曾期望的路径更具可预见性;尽管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中发生了无处不在的“文化革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传统规则的固守仍然是那么绵延不绝。(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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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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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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