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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钢:大数据时代下的外交决策研究

更新时间:2016-01-18 11:07:34
作者: 陆钢  

   【内容提要】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前世界正在步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大数据时代隐然出现。那些率先适应大数据时代思维,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需要体制转型和技术变革。成立国安委跨出了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接下来与之相配套的是需要进行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为了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和质量,应该建立外交决策的大数据系统,促使粗放型的外交向精致型的外交转化。

   【关 键 词】外交决策/大数据/技术变革/国安委

  

  

外交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科学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试图借助于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法对各国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分析,以便对外交决策过程及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①。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特别是受到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限制,学者们在对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科学分析时遭遇到了瓶颈。因为当时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和信息的存储设备的容量都非常缓慢与狭小,另外更是缺乏今天非常普遍使用的计算机外围设备、互联网络以及移动网络②。这个瓶颈导致基于科学行为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行性,它无法在外交决策实践中提供可靠的指南。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科学技术开始发力,一波又一波的信息技术浪潮席卷全球,它与全球化浪潮同步发生,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前世界正在步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大数据时代隐然出现。那些率先适应大数据时代思维,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外交决策模式。在建国后六十多年里,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经过实践检验具有非常明显的长处和优势。然而,时代在前进,其他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地改进其外交决策方法,提高国家竞争力。如果中国对外交决策国际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度,依然沉湎于自身的优势,未能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改造现有的外交决策模式,那么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入后手,重新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为此,本文围绕着大数据时代下中国外交决策技术变革这个主题,从大数据时代下外交决策模式面临的挑战、当前外交决策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以及如何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外交决策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而对大数据时代中国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方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一、大数据时代下外交决策面临的冲击

   大数据时代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学者高度评价大数据技术的划时代影响,认为它给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所谓的大数据不过是统计学的另类表达,其影响力不宜夸大。其实,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当前仍然处于信息社会,而大数据时代标志着信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计算机技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当这个令人惊叹的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运用时,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场大变革③。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三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从事农林牧副业和矿业,他们的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在工业社会,机器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经过技术改造、组织严密的世界里,从事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因而创造了超过以往历史总和的巨大财富④。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并向信息社会过渡。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与物质、能源一起构成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在以往时代,力量主要由暴力和财富构成,武器和金钱是统治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但在信息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⑤

   然而即使进入了信息社会,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依然日新月异,不停地给人类带来惊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主要从三个维度发展:一是硬件技术。根据摩尔定律,每块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现在笔记本电脑变得更为小巧玲珑,出现了携带方便、功能多样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存储设备也变得更为廉价。1TB的移动硬盘已经降至千元人民币之下,它可以储存将近一百万张照片,将近一千部高清电影,两百万本数字化图书和三万多部扫描书籍。

   硬件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第二个维度。互联网络把现实世界的数字孤岛汇合成网络海洋,从简单的人类沟通变成与现实世界一样丰富精彩的虚拟世界。另外,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的无线射频技术(RFID)⑥与传感器、通讯技术、人体穿戴设备和云计算等一起实现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换,形成了物联网。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上,工程师们正在设法创立智慧城市,一种具有智慧功能的数字化城市形态⑦。

   信息技术的第三个维度是模拟数据向数字数据的发展。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以原子的形式存在,而后者是以比特的形式存在。“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好比人体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⑧由于信息社会里计算机是工作的主要工具,人们所有的活动数据包括旅游订票、住宿、驾车、求医、购物和教育等都会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在案。政府、企事业机构耗费巨资把传统的模拟数据数字化并储存下来,方便人们检索;图书馆也正在努力把书籍扫描或输入转化为电子版本。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这样描绘中国大数据的发展现状:“淘宝网站每天有超过数千万笔交易,单日数据产生量超过50TB(1TB等于1000GB),存储量40PB(1PB等于1000TB)。百度公司目前数据总量接近1000PB,存储网页数量接近1万亿页,每天大约要处理60亿次搜索请求,几十PB数据。”⑨200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年大约有5EB信息被存储⑩。2011年,全球信息总量相当于1.8ZB,即1800EB(11)。要知道,迄今为止,人类生产的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量是200PB(约等于0.2EB),历史上全人类说过的所有的话的数据量也不过是5EB(12)。

   信息社会三大维度的发展成就预示着一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时代给我们社会的工作、生活甚至思维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危机应变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洪流汇合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猛烈冲击着中国外交决策的现行体制。中国外交决策主要面临着三大挑战:

   第一,外交事务总量的爆炸式增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仅没有被开除“球籍”,反而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截至2011年7月31日,中国已经与172个国家建交(13)。从1966年到2000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了50个。中国加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58个迅速增加到1275个(14)。从1875年至2003年,中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达到273个(15)。21世纪前13年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的中国化进程几乎同步进行。产生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这些重要事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举办奥运会与世博会;中国与美欧日的经济联系日益深化;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合作密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深入;中国“走出去”战略形成的巨大海外利益;中国开放政策促使中国公民与世界的交流迅速扩大;中央高层出访与外国政要来访,等等。

   中国这两届领导人几乎每年要出访许多国家,不仅包括主要大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更包括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出访了俄罗斯、美国、欧洲国家,也访问了非洲国家、中亚国家与东盟国家,同时也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出访的国家与地区有俄罗斯、欧盟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他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八届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除了领导高层出访,国内举办的高规格会议也很多,如APEC、上合组织与亚信峰会。除了中央高层外,各部委举办的外事活动尤其是外交部的活动不计其数。具有国际影响的会议有博鳌论坛、欧亚论坛、世界和平论坛、中非论坛以及中阿论坛等。此外,地方政府也使出浑身解数提高本地的对外吸引力,包括官员出访、接待各国达官贵人与富商名流和举办国际会展等。一些边疆地区的政府转变观念,积极与邻国开展经贸合作,设法吸引中央政府重视,获取更多的财政帮助。

   如此繁忙的对外交流活动,必然导致外交事务总量的爆炸式增长,造成现有外交决策机构的超负荷运转。由于中国长期执行“外交无小事”的原则,外交部不仅要负责中央层面的外事活动,也要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组织的外事活动,导致外交部业务量急剧增长,甚至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除了官方活动之外,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活动也大量增加,作为中国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中国公民到境外的活动人数可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量。然而,当前国际局势非常复杂,在“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下,某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反华排华的现象。在有些地区,中国公民甚至遭受海盗及恐怖主义袭击。一旦发生这类危情,必然牵涉外交部的大量精力,削弱其对其他问题的关注。为了应付日益繁多的外交事务,外交部本身的职能部门也在不断地扩大,不包括驻外机构,司局级部门已经达到29个,目前还有增加的趋势。

第二,战略竞争新对手逐步增加。二战之前,由于大国争夺世界或地区霸权,时常发生大国吞并弱小国家的现象;二战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国际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较之战前有很大的提高。战后独立的100多个新兴国家基本上都能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尽管一些列强偶尔也会使用武力侵犯弱小国家,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在道义上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16)。作为弱小国家,只要善于运用外交决策艺术,巧与大国、强国周旋,不仅能够保护国家的生存,还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利益。新加坡和中亚国家是成功的例子。新加坡夹杂在中美大国博弈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间,但它的外交政策左右逢源,与中美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中亚国家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所有的大国都可以在中亚地区谋取自己的利益。作为交换,中亚国家也从各大国那里获得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但这毕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格局,大数据技术的涌现为弱小国家改变这样的格局提供了利器。大国虽然在人口、面积、军事和经济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小国只要设法避免公开顶撞大国,避免与大国全面对抗,而是选取它所擅长的在特定领域与大国开展隐形博弈。在这类特定领域博弈中,场地、人员和资源都有限制,大国的综合性优势无法发挥。比方说,新加坡倘若要与中国进行体育竞技,它不会选择奥运会而会选择足球比赛。足球游戏规则规定,比赛双方只能上场11人,在受到游戏规则限定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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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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