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宁: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

——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更新时间:2016-01-18 11:02:57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从个体或小圈子的范围来衡量和评判,似乎是理性的,但这只是一种个体理性或微观理性。从该地方作为一个大局或宏观的范围来衡量和评判,这种行为就显得不理性,它造成一种整体性的负面后果。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官员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负外部性。

   同样,我们可以把理性单位分为两个不同的范围:个体理性单位(或微观理性单位)和宏观理性单位。个体理性单位是从个体或小群体的范围来衡量和评判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否理性的社会范围,宏观理性单位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衡量和评判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否理性的社会范围。相应地,按照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说法,理性可以分为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11)。在这里,“整体”是在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行政区划或一个国家。显然,个体的社会行动的理性有两个层级:个体理性(或微观理性)和整体理性(或宏观理性)。

   上面说过,由于每个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不同,因此,不同的个体的行动后果所波及的社会范围不同。越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低层的个体,其行动后果所波及的社会范围较小,其行动的理性单位也较小,因此,这类行动者往往奉行个体理性原则。相应地,这些人在职业角色履行中往往也只要求奉行个体理性原则,因为“整体理性”多半不是他们的职业角色所考虑的问题。相反,那些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据较高层级的人,其行动后果所波及的社会范围就较大,因此,其行动的理性单位就较大,其行动的理性程度就越是必须从更大的社会范围来评判。但由于这些人与其他人一样也是自利人,因此,这些人的职业角色履行行为必然引出关于“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关系问题。

   以公司为例。一个公司员工的个体理性行为对公司造成的影响是狭小范围内的(12),因为他在公司权力结构中处于低层。但公司总经理的理性选择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则是全局性的,因为他在公司权力结构中占据高层。显然,公司要达到整体最佳的目标(整体理性),必须对公司整体有一个通盘考虑,并作出以公司整体为理性单位的最优化决策。这种决策行动,必须奉行对公司整体而言最有利的原则,即整体理性的原则。而做这种决策的人,不是一般员工,而是公司决策层。可以说,公司总经理就是公司的整体理性的代理人。如果一般员工不太考虑公司的整体理性,那么,公司总经理必须如此,因为奉行公司的整体理性原则是总经理的职责所在。

   既然奉行整理理性原则就是公司总经理的职责,那么,如何能确保公司总经理履行好职责呢?当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做到让公司的整体目标与公司总经理的个体目标相一致,即:公司的整体理性其实就是公司总经理的个体理性,那么,公司总经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个体理性行为与公司的整体理性的关系,就得到有效的处理。但问题在于,如果公司治理结构无法确保公司的目标和总经理的个人目标相一致,那么,公司总经理的个体理性就会与公司的整体理性发生脱节。从现实经验来看,公司总经理作为一个代理人,常常会有与委托人和公司员工不同的目标或利益(1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总经理只奉行个体理性原则,就有可能背离公司的整体理性原则。例如,在“次贷危机”后的纽约华尔街,许多金融证券公司的业绩下降、公司裁员,但公司总经理的薪水却飙升。这说明,公司总经理的个体理性与公司的整体理性,并非总是一致的,二者常常有不一致的时候。当二者不一致的时候,公司总经理往往会牺牲公司的整体理性而奉行个体理性原则。

   同时,从理性的时间单位来看,由于公司总经理具有流动性,往往会比较关注公司的短期理性,而不太关注公司的长期理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司的短期理性比较容易与公司总经理的个体理性形成一致:公司总经理在实现公司的短期理性的目标后,可借此业绩而流动到更好的公司去。至于公司的长期理性,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或激励手段的条件下,公司总经理往往会因为它与其个体理性不太挂钩,而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

   既然一个组织、行政区划或国家的整体理性是通过其管理层成员(即:整体理性的代理人)来落实的,同时这些管理层成员也有着自己的私利,并因此具有天然的奉行个体理性原则的动机,那么,管理行为就内在地蕴含了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关系。在理论上,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如激励制度或晋升制度),使管理层成员的个体目标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区划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这种理性张力就可以克服。但是,在现实中,管理层成员的个体目标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目标之间,常常难以取得一致。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的自主性空间。尽管宏观行动者没有绝对的自主性,但相对于那些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低层的人而言,他们无疑拥有更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空间,有助于宏观行动者在不确定和变动的环境下,及时作出事关整体利益的战略选择的需要。这种战略选择需要客观上要求其负责人能奉行整体理性原则。这种对宏观行动者奉行整体理性的要求,就是一种角色规范。但事情的悖论在于,宏观行动者的自主性空间往往意味着外界、下属或上司无法对其进行充分有效的监督,这就为这些宏观行动者留下了权力设租、权力寻租和权力自肥的空间。一旦权力设租、权力寻租和权力自肥的收益大于宏观行动者的源于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总体绩效而挂钩的制度性收益,且不会被发现,那么,从个体理性出发,这些宏观行动者就会理性地选择追求个人私利,奉行个体理性原则,并不惜牺牲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总体目标和整体利益。

   随着职业管理层的兴起,公司治理和政府治理采取了委托—代理制。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者与委托者往往“信息不对称”,这对委托者监督代理者构成了挑战(14),也为代理者的个体理性与其所代管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引入了张力,并客观上为代理者在面临这种张力时奉行个体理性而背离整体理性留下了操作空间。即使委托者要对代理者进行监督,依然要委托专业监督者(如审计专家)作为其代理。后者也依然会因为其职业角色地位而理性地寻租,并同所要监督的对象达成某种地下交易,与其所要监督的对象联合起来欺骗委托者。

   这说明,宏观行动者或代理者的个体理性行动存在某种程度的“脱嵌性”。所谓“脱嵌性”指的是,各种旨在对宏观行动者或代理者的监督性制度,都会因为信息不对称以及这些代理者的个体理性而被肢解或规避,进而宏观行动者失去充分有效的制度约束。于是,宏观行动者作为自利人或理性人往往理性地选择追求个体私利,而不惜牺牲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利益。当然,委托者不会坐视这种情况不管,他们会改进监督制度。但委托者的监督制度的创新,常常跟不上代理者的反监督策略的创新。因此,尽管不论是委托者的监督,还是代理者的反监督,都在不断经历创新,二者之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差。正是这个时间差,使得宏观行动者获得了追求个体目标、牺牲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目标的空间,相应地,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之间,便持续性地处于张力之中。

   四、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现象

   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涉及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宏观行动者的一种角色张力。这种角色张力的存在,导致宏观行动者在职业角色履行时的实际行为与其职业角色规范(奉行整体理性原则)可能发生脱节。这种脱节现象就是角色异化。

   当然,宏观行动者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并非总是矛盾的。只要制度安排得当,二者可以是一致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在监督制度的创新和反监督策略的创新之间始终存在时间差,二者便常常处于张力状态。当二者处于矛盾的时候,宏观行动者便可能因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而违背整体理性原则,为了追求某种“超制度性”或“反制度性”的个人利益而不惜在某种程度上伤害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利益或长远利益。

   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在不同的领域均有体现。在市场部门,公司总裁作为代理者与委托者(如投资者)虽然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双方也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从代理人的角度看,其个体理性原则是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从委托者的角度看,其个体理性原则是分红的最大化,为此就要求公司的绩效最优化(即公司的整体理性)。公司的整体理性与公司总裁的个体理性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由于代理者与委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的缺陷,公司总裁就可能置公司整体效益和整体理性而不顾,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15)。

   在政府部门,公权私用现象也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的例子。公权私用指的是在公权领域,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出现了宏观行动者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不一致的情况,宏观行动者偏离其角色规范,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通俗地说。公权私用就是一种把公权当作私人资源以谋求私利最大化的过程,即:把公权当作实现个体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谋求公共或整体目标的手段。公权私用是中国社会中的公私分化不足的结果(16)。公私分化不足体现为制度安排的缺陷,从而引发社会整体理性与官员的个体理性的脱节。以下所列都是公权私用的例子,尽管它们是局部现象,却具有典型意义:

   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公权角色承担者不是出于大局考虑组织的人事关系,而是把权力看成私人资源,并以此交换各种人脉资源,在公权组织中结成互谋私利的共同体,共同谋求小团体利益,置组织的整体理性而不顾,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后果。中国一些地方“买官”现象的出现,则进一步把任人唯亲演绎成任人唯钱。尽管任人唯钱具有经济交易的性质,但不妨碍这些公权握有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性质。这种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现象,导致官场中的逆淘汰现象。奉行整体理性原则的官员得不到重用或提拔,相反,那些违背整体理性原则、奉行个体理性原则、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的人得到重用或提拔。

   唯我独尊,挟私报复。从个体理性出发,公权握有者希望自己的权力稳固,而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无疑构成权力稳固或晋升的威胁。因此,宏观行动者在履行其角色的时候,如果不容许批评意见存在,甚至报复批评者,就是在背离整体理性原则,奉行个体理性原则。例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些官员把那些向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视作“敌人”,并借“反右”的机会把批评者打压下去。于是,组织被个人绑架。其结果,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失去了正常的有助于组织及时地自我纠错的批评机制。这种批评机制的缺失和人人自危的局面,构成随后爆发更大规模错误(如“文革”)的条件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在“反右运动”中整人的人,在“文革”中也成为被整的对象。

   权力寻租,以权谋私。权力寻租者以权力为资本,借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手段,不断从受权力管控的市场领域套现权力资本的利润。公权被当成谋求个人私利的资本。以这种方式,公权在某种程度上被私人化了。公权私用现象的本质就在于,在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公权角色的承担者奉行个体理性逻辑,把公权角色扭曲,背离公权角色所应奉行的整体理性原则。相应地,公权私用者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往往倾向于任人唯亲,形成共同贪腐的小圈子同盟,并对检举揭发者打击报复。

谋求特权,脱离群众。公权角色的履行往往被要求维护政府形象,而政府的形象的根基,在于其合法性。从政府组织的整体理性角度看,公权握有者不应该有高于人民的特权,公权握有者与公众是平等的,差异只是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但追求特权的公权握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423.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5年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