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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 楼春豪: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6-01-18 10:57:30
作者: 傅梦孜   楼春豪  

   【内容提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体两面”之一,其推进与所成将注解一个已然壮大的中国的海缘经济战略方向,亦会溢出深远的政治与外交意义。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有其必然逻辑与考量,也需清晰明确其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徐图渐进,以更好推进与有关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战略目标。

   【关 键 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缘经济/风险挑战/路径选择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期间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①与此前习主席于同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呼应。由此,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然成形,引起世界关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国家、地区众多,海情地域复杂,政策关联性强,值得学界深入研究。本文拟探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在逻辑与意涵、其面临的挑战与路径选择,以期对推进这项战略提供某种有益的参考。

  

   所谓“丝绸之路”,是指中国经陆路连通中亚、西亚、南亚至欧洲,或由中国沿海经南海到印度洋沿岸的文化交流与商贸路线。古代中国有“丝绸国”之称,这条路线因此得名。这些路线已历两千多年,但囿于西方中心主义视域的局限,加之近代中国相对落后,其学术概念直到一个多世纪前才出现②,国内外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国际关系等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也显得极为不够。

   与经济利益网络化拓展相伴随的是,国家海上力量的崛起与走出去。新航路开辟后西方的殖民扩张及与之相应的制海权争夺,就是最好的注脚。马汉的海权论强调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海上贸易通道和海外利益;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乃至美国,也将维护贸易通道作为海上力量的重要职责。随着中国经济利益和经济存在的对外拓展,中国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需求更强,国家战略也必然要遵循前行。

   与历史上西方殖民扩张不同的是,中国倡导和平、互利、合作,中国提出的海洋强国目标内涵是和平、和谐、合作的新型海洋安全观,“海上丝绸之路”“要推动建设的是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是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反映了时代特点,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注入新的内涵。有学者在论述“一带一路”时提出了“离岸一体化”的概念,认为“要超出传统的地缘经济合作的视野,将生产、货币、金融、贸易、投资、劳务等领域的整合性制度安排,推向全球所有对中国的发展或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增加中国与这些地区之间、以及这些地区通过中国的相互依赖,使得中国成为联通这些重要领域和重要地区的一体化枢纽”。④

   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由此带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频密,打造或完善贸易通道、推进中外良性互动并释放更大产能比任何时候更为紧迫,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既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将增强中国经济“生命线”——海洋通道的安全系数,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对外联系的保障。中国经济的成长与外部紧密性不断增强,“在贸易、投资、金融和制度等方面都对国际或地区经济体系存在很强的结构性依赖”,⑤也有学者甚至将中国经济称之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⑥中国对外贸易的90%都需要经过海上通道,尤其是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煤炭等能源资源进口严重依赖海运。以原油进口为例,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额为2203.95亿美元,其中通过海运进口额为1991.68亿美元,占总量的90.37%,其中80%左右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预计2020年时中国进口石油将占总需求的66%以上,2040年将达到72%。因此,确保能源安全事关中国的命脉,对马六甲海峡的严重依赖造成“马六甲困境”。除马六甲海峡外,其附近的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也直接关系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区域——南太平洋,大部分不能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巨型油轮,只能途经这两条海峡。虽然,修建经过缅甸和巴基斯坦的两条输油管,可减轻对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一望加锡海峡的依赖,但仍无法取代海上能源供应线。为破解“马六甲困境”,中国只能寻求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海上合作,以保证通道的可选择性。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将进一步密切新时空背景下中外经济良性互动,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网络。改革开放前,由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布局的重心放在内陆地区,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有限,甚至可谓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打造全方位、高水平、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与外部世界的融合日益深化,尤其是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有效调动外部生产要素,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⑦以东盟为例,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步入快车道,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五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据中方统计,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2012年达4001亿美元,是2002年的7.3倍,2013年增至4436亿美元。截至2014年9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达1231亿美元,其中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超过900亿美元。⑧目前,双方正在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努力打造双边关系“钻石十年”。中国与南亚、南太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发展迅速。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Raja Mohan)表示,“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已不再局限于南中国海,而是涵盖整个印度洋区域,这是个自然延伸的过程”。⑨

   其三,“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种互通互利的贸易通道,可以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基于巨大的人口优势和市场潜力,中国产业可能比任何国家同类产业具有更大规模,产能的累积自然导致过剩,由此形成中国开辟或扩大多元贸易通道的内生动力,古代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行业和今天更多的产业发展皆遵循这个逻辑。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中国传统出口市场,但其增量空间已不大,而“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助于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时值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和产业链升级问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制造业落后、难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中国过剩产能转移的供需局面和态势。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劲的发展需求,一些国家出台了经济发展规划,但却面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发展资金捉襟见肘等问题。中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国家’”,⑩亟需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例如,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2011年就曾提出推动国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即: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厘、巴布亚和马鲁古,并以此带动印尼全国经济发展,涉及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需求。印尼现任总统佐科2014年10月上台后提出了“海洋轴心战略”,力图促进国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海洋资源开发,将印尼打造成“印太中心”和“世界海洋轴心”,对资金技术的需求也很高。印尼总统外交顾问利扎尔•苏克马(Rizal Sukma)就认为,印尼的“海洋轴心战略”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存在项目重叠性,双方可以加强合作。(11)

   还有,中国能源进口需求大,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东、北非以及澳大利亚等则蕴藏丰富的能源资源,沙特、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联酋、科威特等位列中国石油进口前十大来源之中,澳则是中国最大铁矿石进口来源国。这种能源资源生产地与需求地之间的失衡,加上海洋作为自然障区的阻隔,也需要通过加强海上互联、互通予以克服。(12)

   此外,经济发展存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市场的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开展经济活动,而国家的逻辑是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以便增加本国的权力和经济福利,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必然发生这种冲突”。(13)“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并未在经济上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贸易和生产体系中具有优势地位,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依附于这些体系。中国凭借独特的社会制度,在平衡处理市场与国家关系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重要目的,就是强化中国对外部经济的正向外溢作用,同时解决双方互动过程中资源配置不均或受阻的失衡问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基建、技术等领域援助,促进中国与沿线地区和国家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在巩固现有周边自然经济区域的基础上,在潜在的地缘经济空间上,进一步发展新的跨界区域经济合作,创建更多的经济联合体和市场共同体”(14)。互联互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是促进贸易投资自由流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今新的时代不再只是传统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15)为此,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优先支持互联互通项目,打通“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中国政府还将设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最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利于中国克服外向型经济中生产要素流通的两种失衡或挑战。一是沿海地区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导致国内经济布局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失衡,沿海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地。二是对外依赖引发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问题,尤其是漫长的海上通道面临多种风险挑战。中国在历史上多次遭受陆上强敌的入侵和占领,但最终都将它们融入中华文化的泱泱大潮,唯有从海上入侵的强敌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当前,中国的外部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而对外经济依赖度高也意味着受制于人的风险较大。换句话说,经济的沿海化,强化了中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沿海化经济造成对海上通道的严重依赖,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瓶颈。(16)就连长期以来皆非中国海洋战略重点的印度洋作为“能源通道”、“贸易通道”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与安全中愈发占有重要地位。(17)“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有助于消除或缓解上述两大失衡。

   中国所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非局限于海上,而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铺相成,嫁接桥梁就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通过参加两大走廊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新疆、云南等内地省份可以更有效地吸引更多生产要素,成为沿边开放高地。比如,云南可通过西南通道进出印度洋,从内陆省份变为间接的沿海省份,对外开放通道更加畅通。

   此外,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主张与沿线各国加强海上互联互通,通过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海上通道安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所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繁荣之路,对中国以及沿线地区和国家来说是莫大的善举。但是,客观地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其安全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首当其冲的有大国海洋秩序博弈、海洋权益争端、沿线国家治理之困、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能引发现有海上强权的担忧与疑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导更加公平的海洋秩序与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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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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