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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聚任:论空间的社会性

——一个理论议题的探讨

更新时间:2016-01-15 14:13:01
作者: 林聚任  

   内容提要:空间是一个早已存在且似乎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基本范畴。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兴起,空间的社会性意义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关于社会生活空间性的讨论已成为当今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出现了各种理论“空间化”的观点。本文结合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试图通过对社会空间概念的辨析,从社会理论上提出深入探讨空间的社会性问题的一些议题。

   关键词:空间 空间性 社会性 后现代主义 理论议题

  

   一、引言:理论的“空间化”问题

  

   随着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勃兴,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带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理论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趋势(苏贾,2004;Shields, 2013)。当今社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不但开始扭转社会科学对空间忽视的问题,而且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空间社会意义的探讨,赋予空间以新的内涵。因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空间被当作是死的、凝固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Foucault, 1980:70)。或者把空间看作是一种附带现象,“这意味着就空间组织被称为空间组织而言,任何对它的解释不得不在一种主要是去‘空间的’或者一些人所偏爱的‘组构的’社会理论内部寻找。”(格利高里、厄里,2011:2)

  

   尽管地理学家一直关注空间分析,但传统上地理学研究似乎跟社会理论也一直是脱节的。随着“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关注空间问题成了其结合点。如后现代地理学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又译索雅)指出:“对空间的重申以及对后现代地理学的阐释,不仅仅是经验性考察的一个聚焦点,也是对这样一种需要的回应:对具体的社会研究和熟悉情况的政治实践中的空间形式,需要加强注意。对空间的重申,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社会理论进行一种隐喻性的重构——这是一种表面化的语言学空间化,使地理学看起来如同历史一样在理论上显得重要。若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空间,那就需要在抽象的每一个层面上,包括本体论在内,对批判思想进行一种更加入木三分的解构和重构。”(苏贾,2004:10)其结合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观念。他进一步指出了推动社会理论“空间化”的三个主要途径:“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苏贾,2004:94)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詹姆逊)更明确地指出:对现代主义理解的关键术语是时间化,而对后现代主义理解的关键术语是空间化(Jameson, 1991)。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空间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或理论范畴。当然,后现代性概念也正在重塑社会理论和人们的认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后现代性概念的引进,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形态、一个新纪元或新时代的存在,同时也试图描述一个相当新颖的‘状态’(conditions)或‘状态’(mood)的发展,这种状态形塑了个人行为与经验,并在其上表达出来。”(Smart, 1997:23)

  

  

   二、后现代主义与新的社会空间观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出现的空间转向成了一个突出的新生长点,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新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来自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有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W•苏贾、多琳•马西(Doreen Masscy)等。

  

   这种空间观的转向是跟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如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指出:“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但要使空间化这一概念具有暗示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强调其内涵,即把它所指的空间看作一种新的空间形式,而不是那种旧的空间形式,也不是材料结构和物质性的空间形式,而是排除了深层观念的文字纯表面之间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那种关系。”(詹明信,2013:238-239)可以说,詹明信将空间概念引入对后现代社会及文化的分析,成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突出特征之一。就如乔纳森•克拉克对詹明信的理论所评价的,其“对后现代的理解及其文化政治事业的关键之处,就是从一种时间性的逻辑过渡到后现代的空间逻辑。”①

  

   显然,詹明信所说的空间不同于传统上一般意义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概念。即其时空观是全新的,所强调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而是一个包含多维社会要素的“超现实”的空间。于是,詹明信使用了“超空间”(hyperspace)这一术语,以此来分析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秩序。他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种“超空间”,伴随着跨国资本的扩张,这种“新的空间涉及对距离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和空地的无情渗透。”②因此,超空间是一种幻象,承载的是摹拟体和仿真,它“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指导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詹明信,2013:407)

  

   要理解詹明信的这一空间概念,需要跟他所提出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联系起来。詹明信通过所谓的“认知绘图”把空间分析运用到了分析社会结构。这种方法是一种美学性的文化认知模式。此模式不是去“再现”事物,而是找出认知主体与所认知对象的社会联系。“广义的认知绘图正要求我们把经验资料(主体的实际方位)跟非经验的、抽象的、涉及地理整体性的这种观念互相配合调节。”(詹明信,2013:419)詹明信认为,借助于这种新的文化模式,我们可以呈现出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的空间。他把这一点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分析的重要使命。“假如我们确能发展一种具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詹明信,2013:422)

  

   戴维•哈维则在詹明信和法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又译勒菲弗)等人观点基础上,更鲜明地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意义。在他看来,时间与空间都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所赋予的,由于这些实践活动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是变化的,因而我们发现,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以不同方式被建构的。简言之,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组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和概念。”(Harvey, 1989:204)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人们所体验的时间和空间形式存在着差异。哈维特别对比说明了时空观念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根本差别。比如传统上,人们把空间看作是一种客观外在的存在,看作一种“自然化”的东西。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哈维指出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的发展,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完全变了。时间消解了空间,且各自不同的空间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空间组合意象。哈维说:

  

   大众电视跟卫星通信一起使得人们有可能几乎同时体验来自不同空间的形象的冲击,从而在电视屏幕上把世界空间碎片化为一系列意象。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一位独裁者的垮台、政治高峰会议、致命的悲剧……而大众旅游、特定场景拍摄,使得许多人可以获得极为广泛的世界范围的模拟性或间接的体验。各种场所和空间意象跟其他东西一样,已变得向生产活动和短暂使用开放。(Harvey, 1989:293)

  

   但哈维同时指出,空间障碍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空间意义的缩小。于是,他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新术语对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做了概括。他说:“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属性革命化了的过程,使我们被迫做出改变,有时是以相当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如何去呈现这个世界。我用‘压缩’这个词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上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这个世界有时在我们看来似乎要崩溃了。”(Harvey, 1989:240)伴随着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人类的时空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时空压缩现象和紧张“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方向错失和颠覆性的影响”(Harvey, 1989:284)。这种文化与知识层面的变革深深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将人类推进到一个转瞬即逝的、不确定的多样性世界之中,使人类实践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哈维正是基于后现代主义观点,同时又在借鉴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时空压缩”特性,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属性的变化做了批判。

  

   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同样既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他在其代表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试图从批判性社会理论的角度确立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概念。通过追溯西方社会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发展,他认为空间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关键方面,并分析指出,在传统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中存在着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空间问题一直是被忽视的,或者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他说:“在对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进行这一明显具有宽泛和囊括性的描述里,我希望建立的这一主要论点,不仅仅在于空间性在批判社会理论里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空间的工具性在政治和实践话语里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苏贾,2004:53)

  

   而这一理论困局的突破,苏贾认为主要归功于一批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列斐伏尔。他指出:

  

   在勒菲弗的作品中,何谓这种标志性的荣誉、卓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和沉着冷静的原创性?我认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勒菲弗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人物。他卓尔不群,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筋,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苏贾,2004:65)

  

因此,由列斐伏尔所发动的这一理论革新,可以称为是理论的“空间化”运动,旨在挖掘空间的社会性意义。这一理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包括福柯、吉登斯(A. Giddens)、哈维和詹明信等人。其中,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屈一指的空间理论学家,并成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倡导者。”(苏贾,2004:73)苏贾认为,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具有重建意义的空间理论,在强调空间性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间问题的分析上,是最强有力的理论主张和政治主张。因此,苏贾在其观点基础上,极为重视空间的社会性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与空间的辩证法”。他特别强调,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因此。这种空间观完全不同于强调物质性和客观外在性的传统空间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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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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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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