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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钟文:财富的逆转:前欧洲殖民地国家收入差异的制度解释

更新时间:2016-01-14 23:11:23
作者: 张钟文  

   【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回顾那些曾被欧洲殖民的国家近500年来的发展史,存在这样一种有意思的现象:过去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却相对贫穷,即所谓“财富的逆转”。例如,1500年左右的印度莫卧尔、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比当时的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繁荣得多,但是现在后者的发展水平反而超过了前者。那么,造成这一逆转的起源究竟是地理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呢?Acemoglu等继2001年在AER上发表《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文后,于次年又在QJE发表“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明确指出是制度因素造成了“财富的逆转”,而非地理因素。

   在数据搜集上,一方面,作者使用1995年各国通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作为反映各国家现在财富水平指标。另一方面,由于没有1500年的人均GDP数据,作者则使用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作为反映各国家过去财富水平指标,因为只有农业生产力高和交通发达的地区才能支撑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而只有经济繁荣的地区才能够维持更加密集的人口。此外,作者用于反映制度发育水平的指标有三个:1985-1995年间的抵抗掠夺指数(index of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1900年各国限制公权力状况和各国独立后第一年的限制公权力状况。第一个指标来源于《政治风险服务报告》,后两个指标来源于格尔数据库(Gurr data set)。

   作者利用1995年对数人均GDP对1500年的城镇化进行OLS回归,发现城镇化率下降10%,会导致人均GDP上升108%;同时,对1500年的人口密度进行回归,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作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过去越繁荣的地区现在人均收入反而越低(见下图),即“财富的逆转”。但是,作者通过对非殖民地国家进行回归发现,过去越繁荣的地区现在人均收入越高。这说明了“财富的逆转”是一种与“欧洲殖民”相关联的特殊现象。

   为了进一步确定逆转发生的时间,作者通过对比两类国家的城镇化率演化路径:一类是1500年时城镇化率低的“新大陆”前殖民地国家,另一类是当时城镇化率高的其他前殖民地国家,发现逆转发生的时间段位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基本是工业化时期。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作者通过将人均工业产出对制度变量与工业化机会变量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发现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制度的逆转”是通过影响工业化进程进而导致“财富的逆转”。因为早期工业化时期,社会需要广大的普通大众参与投资,而保护产权的制度(institutions of private property)更适合这一发展趋势,相反,汲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因为害怕大众威胁少数精英的既得利益,从而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这样的逆转模式恰恰说明了传统的地理因素的静态效应(time-invariant effects)和动态效应(time-varying effects)在解释“财富的逆转”现象时均存在问题。静态效应侧重于强调气候、疾病对工作努力程度和生产率的影响,如果这一关系成立,那么过去繁荣的国家现在也应该繁荣。以“温带转移(temperate drift)假说”为代表的动态效应,指出早期热带地区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优势,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发明,温带地区变得更加适合生活。但动态效应预测到的逆转应该是发生在欧洲农业技术扩散到殖民地的时期,而不是在此之后的工业化时期。

   接着,作者从逻辑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证了制度因素才是“财富的逆转”现象的起源。从逻辑机制角度上,欧洲殖民者的干预使得不同的地区产生了“制度的逆转”,而正是“制度的逆转”解释了“财富的逆转”。殖民者最关心的是自身租金最大化,对于过去繁荣的地区,人口稠密提供了大量可供奴役的免费劳动力,再之经济本身发达,使得殖民者倾向采用奴役劳动进行榨取资源的政策,即采取汲取性制度;而对于过去贫穷的地区,由于当地的人口密度不够,殖民者只能靠移民过去开发,更容易将本国原有的制度带过去,形成了保护产权的制度。这就使得过去贫穷的地区更容易抓住工业化需要大量社会主体参与投资这一机会,进而使得其收入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时期超越了过去繁荣的地区,并且一直维持到现在。

   从实证角度上,作者将三个表征制度发育水平的变量对1500年的城镇化和人口密度分别进行了回归,发现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实了存在“制度的逆转”。并且,考虑制度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引入欧洲殖民者死亡率这一经典工具变量,结果仍支持了基本回归分析里面的结论,即 “财富的逆转”正是通过欧洲殖民者引入“制度的逆转”这一机制实现的。

   简言之,文章从前殖民地国家“财富的逆转”这一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入手,通过引入城镇化和人口密度这两个表征繁荣程度的指标,在统计上实证了财富逆转的现象。进而,文章通过逻辑推演和计量实证,说明了“财富的逆转”机制源于欧洲殖民者介入带来的“制度的逆转”;而制度通过影响工业化进程,从而导致了“财富的逆转”发生在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时期。

    

   【论文来源】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4): 1231-1294.

   【原文下载链接】http://jnls.cup.org/home.do;jsessionid=A46CFBAB877B4717A8A47D2FE524B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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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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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量化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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