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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

更新时间:2016-01-14 21:41:03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13]。

   著名的华人传播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潘忠党教授一次和笔者聊天时说,“我从来不考虑我是什么学科的学者身份”。这样的话,社会学家戈夫曼在一篇访谈文章中也说过,“Ican'ttakeanythatlabelingveryseriously”。罗杰斯在其著作中还这样描述过被称之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14]看来,大师们的想法是相通的。

   其二,传播学需要关注一些人类普遍关心但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们一道,回答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不能自说自话。在笔者看来,诸如“自我”、“善”与“恶”、“快乐”、“需求”、“权力”与“权利”、“结构”与“秩序”、“时间”与“空间”、“真实”、“自由”、“民主”、“正义”、“平等”、“发展”、“共同体”、“阶层”与“社会网络”等等都是人类普遍关注的知识,但传播学似乎很少为这些知识提供理论基础。

   社会学出身的塔奇曼教授,花了一些精力研究了新闻生产领域中的权力问题,便立即引得我们击节共鸣(她的著作也被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传播学著作之中),那是因为她的问题问得好,她是从微型权力的角度去分析新闻生产问题的,此前,传播学家们虽然也关注新闻生产过程,但很少从这样的角度来寻求问题的答案。而正是缺少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知识的持久关注,导致传播学科许多成果看起来很精细,也很有功力,但一旦放到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就会发现,这些研究的贡献并不大。笔者不认为传播学界没有这样的野心,实则是我们学界限制了自己的眼光。

   其三,需要传播学家们分析梳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并建立一个相当开放的学科体系。指出传播学家要走出传播学狭小的天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些相对集中而又能体现本学科特色的概念体系来支持。在本人看来,传播学研究需要立足于自己学科的核心框架来关照人类的普遍知识。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有自己的身份定位,但另一方面又要将自己的分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

   在库恩看来,理论就是明确的概念体系。传播学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按照库恩的说法,当然就谈不上理论了。纵观传播学领域,“理论”之多令人无所适从,以至于有学者追问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传播理论[15]。诚然,传播学有各种所谓的“研究的里程碑”,也有众多的学术星光在闪耀,但这些理论片断、学术星光,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链。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基本的概念抑或理论框架,都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仿佛只要装进篮子里的都是菜,传播学就成了一个大杂烩,看不出什么是主菜。这样的结果可能会使我们迷失。

   那么,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呢?在笔者看来,杜威笔下的“沟通”,米德那里的“符号互动”或者萨林斯笔下的“文化象征体系”,福柯、西敏司、杜赞奇等人笔下的“权力”或“权力网络”,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公共空间”,哈耶克、伯林的“自由”,卡斯特笔下的“网络社会”,葛兰西笔下的“文化霸权”以及卢卡奇笔下的“意识形态”和布尔迪厄笔下的“社会资本”都是可以参考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研究进路来再造这些概念,就像布尔迪厄对一些既有概念和理论进行“转移调用”进而达到理论创新一样。

   其四,学术研究的目的终究是服务人类自身,其研究对象的核心总离不开一个大写的“人”字。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曾谈到思想必须关照人类自身时说:“要是真观念对生活没有好处,或者要是关于它们的认识的确不是有益的而只有错误的观念是有用的话……如果世界是那样的话,我们的责任毋宁说是逃避真理了。”[16]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指出:“我把我放到作为中心点的生命概念里去;从这里开始,有道路一方面通往灵魂和自我,另一方面通往观念,通往宇宙,通往绝对……生命显然是我们作为有灵魂的主体所能直接接触的最外在的客观性,是主体的最辽远和最坚实的客观化。连同生命一起,我们就站立在自我与观念、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宇宙之间的中点上。”[17]

   人的生命和尊严,是人自身珍惜的对象,当然也是学术研究应该珍惜的对象。这应该视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公理条件。因此,从传播的角度看,平等的对话、充分的商议,是我们这个社会运作的基石。是以,当我们的研究沦为特定阶级阶层的代言人,或者可能成为国家机器剥夺人们过有尊严的生活的鼓吹手,甚至可能成为部分人借以愚弄大众而获得私利的工具之时,我们应该反思。以边沁的观点来看,提升最大范围内的人的最大快乐,也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而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更是传播学研究的关怀核心。因此,带有一个关怀之心,以容忍之胸怀来研究人类自身的交往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平衡与互惠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关怀,我们就会剔除许多伪学术问题,比如是否应该限制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问题,是否应该公布个人隐私问题,是否应该“给”公民以自治权或民主权问题。

   其五,与政治权力和商业权益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学术理性思考的前提,也是学术获得独立尊严的保证。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思想,主要有三重向度——学术向度、道德向度、政治向度。布尔迪厄认为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社会学对人类的苦难和时代的困惑无动于衷,或服从于政治权威,那么其学术品性便无从谈起。但自从芝加哥社会学派独立与批判的研究立场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退场之后,美国的整个社会学研究就步入了行政管理研究的圈子。因为“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有关的过程。而芝加哥社会学‘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经常和官方出于政治原因奉为神圣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受到保守派主流文化的压制,逐步趋于衰落”[18]。这种学术场域内的权力转向很快就对新生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他们“服务于政府机构如战时信息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会图书馆等,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机构操纵’作为宣传分析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消失了,学者们更聚集于能使信息产生态度与行为效果内部过程、机制及因素的研究,效果不光写在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中,而且在学者们的实际研究中被不断强化和凸显”[19]。这一转向从正面来看,传播学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并很快在高校获得广泛普及;从负面来看,传播学一开始就失去了学术的自主性,主动成为政治权力的奴隶,进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学术尊严。

   当年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应邀参加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时,被该项目“类似于工厂一样的气氛”所震惊,他写道:“我对业已进行的研究的第一印象是:完全没有任何详尽理解的痕迹……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和同事们交谈,听到诸如‘喜欢和不喜欢的研究’和‘某个节目的成功或失败’之类的话语,对于这些说法,我一开始几乎就听不懂……”①阿多诺对此类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学术研究的进行应该推进知识的新领域,而不是为了使富有的媒体巨头能够变得更加富有”;就研究方法而论,“认为在刺激物中发现的社会含义与体现在‘反应’中的社会含义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一致性,这是天真的做法”②。李金铨教授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20]

   我们大陆的一些所谓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沦为被动的政策解读者(之所以用“解读”,是因为我们甚至很少有创造性的“阐释”),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而今天,他们又华丽地转身——投进金钱的怀抱——为商业营利者出谋划策,学术成为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隶。可怕的是,这样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成为大陆学界的主导,自由的研究越发变得弥足珍贵了。如果我们看一下某些社科研究基金的资助项目指南或者一些人撰写的著作,应该不会太难发现这样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直言,他从来不申请什么社科基金这样的东西。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企图忽略这个事实,正是引起进一步混乱的原因之一。”[21]82这就意味着,学术界不但要在“科学上”和“学术性”的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在“道德上”和“政治性”层面进行反省。

   这不由令笔者想起了韦伯。在笔者看来,韦伯的“价值中立”不仅仅是要祛除研究者的主观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彻底把社会科学从为当权者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为了强调研究者有权利、有义务独立解决问题,而不必考虑所得出的结论对国家事务有利还是有害。韦伯认为,在成熟的讲究方法的研究中,价值中立可以把社会科学从政策制定者的巨掌下解放出来。它会结束社会科学的无自由权状态,为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扫清道路……”[22]9布尔迪厄也一再强调,社会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要想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而要想改革沟通结构,只能依赖一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理性政治,方法是协助改变那些生产科学的领域的作用方式,改变在这些领域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从而改变在形塑行动者性情倾向中发挥最为重要作用的制度机构,那就是大学[3]。只可惜,中国的大学也越来越行政化,蔡元培先生那样“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已渐行渐远了。

   其六,主义可以拿来,问题须土产的,但理论的关怀应该是全球性的。秦晖教授曾认为:“‘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23]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即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利用西方的理论来关照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是一种双赢结果:一方面,我们能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并为我们选择的西方理论提供另一种注释;另一方面,我们又解决了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说,这样的选择对长期处于表象上的“主义自明”(实则思想封闭)的中国学者们来说,有利于增强其学术对话意识,走出自说自话的学术场域。但当我们希望自己的理论进入世界学术话语圈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我们虽然拿来了主义,也可能解决了现实问题,但理论的创新很少。怎么办?

   布尔迪厄以其杰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主义可以拿来,问题是土产的,但理论的关怀则是全球性的。布尔迪厄一生研究的素材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也就是说,他的问题是土产的,但其理论建构不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启示意义,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启示意义。比如他研究的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法国的电视与知识分子、法国的科学场域以及基于兴趣而产生的社会区隔等等,案例和问题几乎都是法国本土的,但其解释的力量却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传播学研究只有胸怀这样的志趣,方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提供理论支持。

   总之,传播学的荣与枯已经是相当紧迫的问题了。我想真的是需要传播学研究者好好思考了。

   注释:

   ①TheodorAdorno,“ScientificExperienceofaEuropeanscholarinAmerica,”转引自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②同上,第248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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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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