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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辉:重建风华:晚清民国前期乌鲁木齐的庙宇与社会融合

更新时间:2016-01-12 16:35:52
作者: 王鹏辉  

  

   摘  要:乌鲁木齐遍及城乡的佛寺道观庙宇建构的社会空间和开放的周期性庙会活动凝聚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民生,为多种族裔的居民创造生产、生活的社会机遇,客观上造成社会文化交融的自然历史机制。晚清至民国前期乌鲁木齐形成迪化汉城、巩宁满城融合的城乡定居格局,在清代前期多种族裔居民共存共生的社会格局基础上,社会融合进一步发展。乌鲁木齐地域社会在经历政局动荡的社会灾难后,恢复多种族裔居民社会融合的机制,重建了边疆都市繁华的社会生活风貌。

  

   关键词:晚清民国前期;乌鲁木齐;庙宇;社会融合

  

   19世纪60年代新疆政局发生大动荡,自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四年(1878)新疆历经14年的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一度繁荣的城市乡村基本被摧毁殆尽,同样一度兴盛的佛寺道观庙宇也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期间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天山北路地区城镇人口损失巨大,农业生产衰落,佛寺道观更是大部分毁弃,往日繁华的社会景象变为萧条零落。光绪六年(1880),在迪化城的东北重建巩宁城,光绪十年新疆建省,迪化成为省会城市。光绪十二年(1886),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改建满城和汉城,从满城的东南隅起接到汉城南门拓展城基,汉城与满城两城合并为一体,清王朝前期的民族区隔政策在乌鲁木齐被社会融合的历史潮流所冲破。同年迪化直隶州升置迪化府,并设迪化县,原直隶州管辖的城乡事宜概归迪化县经理,县域内有99个村庄。清朝政府以善后局为民政机构,招集流亡,重建城市,恢复生产,随之原有的佛寺道观或恢复、或新建,逐渐复苏。宣统二年(1910),迪化县划分东、南、西、北、中5区,总计83个村庄。虽然1911年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的覆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但新疆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在跨越这一巨变中仍然保持稳定的连续性。民国初期,迪化县先后隶于迪化道和迪化区行政长公署,区划沿袭清制。清末复苏的佛寺道观庙宇和庙会在民初迪化继续有所发展。晚清以来新疆的民族分布格局有了重大变化,天山北部仍有汉、回、满、蒙古、锡伯等族军民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众多哈萨克牧民进入这一地区游牧,而维吾尔族农民不断到天山北部的乌鲁木齐等地区自由谋生落户。[1]乌鲁木齐城乡人口主要以满、汉、蒙、回等族裔为基础,清代中期以后维吾尔人大批进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附近游牧的哈萨克人也陆续进入乌鲁木齐城乡定居。[2]本文拟以学术界对乌鲁木齐城市风貌的研究为基础,[3]探讨近代乌鲁木齐以佛寺道观庙宇为场域的城市社会融合样式。

  

   一、晚清乌鲁木齐的佛寺道观与民间信仰

  

   刘锦棠率军一路规复一路重建政权,抚民成为第一要务。官府和地方绅民相互支持,动用各自所拥有的权力资源重建阴阳两界的社会秩序。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际,乌鲁木齐九家湾民人捐资在山上修建一座仙姑庙,供奉仙姑塑像。[4]仙姑庙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庙会,信众布施祭祀,人流的集中带动了商贸集市的出现,许多民人借此商机补贴生计。乌鲁木齐地区现存一座清末东梁寺,原貌犹存。东梁寺寺院建在东梁上,在距永丰乡政府所在地15公里处,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寺院分前后两院占地约2亩,从西向东有前廓三间、后殿三间、厢房各八间,大殿正中挂一块书有寺名的长方形横匾,匾上题录捐资修寺的68位人名。[5]东梁寺由乡民捐资共同修建,是所在村庄的社会活动中心,捐资人人人有份的公产。刘锦棠收复迪化后于光绪十三年(1887)借助“迪化府城隍神灵显应”,“奏准敕封‘灵感’”,[6]官方提升城隍的权威级别,提高迪化的安全感。光绪十四年(1888),迪化绅民高廷选等人的联名呈请迪化府知府迪化县知县陈希洛,陈希洛向刘锦棠禀称“迪化城西关向建有龙神祠,灵应素著,已历年所。今岁夏间雨泽愆期,经官绅户民虔诚祈祷,立沛甘霖,御灾无形不致旱魃为虐,洵属效灵助顺,允宜旷典崇封”,刘锦棠认为“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例得请加封号”。[7]刘锦棠和时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联衔会奏请朝廷饬加封号以答神庥而顺舆情,迪化绅民在非常时期推动官府力量扶助民间主导的龙王庙帮助普通民众度过难关。光绪十七年(1891),水磨沟水磨河畔修建一座八仙庙,平面布局呈“凹”字形,建筑有山门、大殿、东西厢房、配房,大殿神龛为八仙塑像。[8]道光年间水磨沟就有的农历六月六日庙会依然延续,八仙庙也参与其中,搭台唱戏,成为城乡民人在水磨沟区域的又一个民间信仰活动中心。

  

   光绪十七年(1891),陶保廉跟随其父新疆巡抚陶模到达迪化,行至城南的南梁和南关间,“又西北小庙当道,额曰‘普渡’”,[9]普渡寺应当属于佛寺。光绪三十二年(1906),方希孟西行考察铁路建设计划,在迪化的十字口大街,看见“庙宇局所,舞台歌榭,大似京都前门景象”,[10]迪化十字街是城内庙宇集中的场所。迪化西门外乌鲁木齐河西边南侧有三官庙,方希孟过桥游览,“陟阶升,入门,有厅,东西各三楹窗,对南山”,[11]三官庙以南树林有池塘亭阁,环境优美。当时四月适逢三官庙庙会,“游女千百成群,衣香鬓影,佩响钗声,不意长安曲江水边丽人,近在沙漠”,[12]庙会景况堪称盛会。在三官庙的位置东看红山嘴,红山庙宇群依然存在,“一塔挺立峰巅,峥嵘耀日,寺宇罗列上下,朱甍碧瓦,彩炫翚飞”,[13]红庙的名称继续流传,只是已经完全不解其来历了。晚清的新疆山水小地名中,乌鲁木齐河“又北经红山嘴西,红庙子东”,[14]显然红庙子有非常明确的专指小地名。虽然红庙子的名称比附红山及红山庙宇,指称乌鲁木齐,但是九家湾东面平顶山虎头蜂一带红庙子的小地名仍然长期流传,从民国至今乌鲁木齐市依然保留着红庙子街区的地名。光绪末年,芬兰人马达汉受命俄国俄军总参谋部的指令以探险名义考察中国西北,1907年8月12日对乌鲁木齐红山地貌有仔细的观察。马达汉描述山顶玉皇庙为“一座漆成红色的小‘教堂’建在山顶岩石上面,旁边竖着一根带斗的旗杆”,在红山下有“一座尼姑庵,庵堂的飞檐屋顶在深灰色的岩壁衬映下显得格外有情趣”。[15]宣统二年(1910),英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到达新疆首府,莫理循注意到官方命名迪化府,百姓一般称为红庙子,于4月24日至5月4日在迪化城内外参观访问。莫理循会见了因支持义和团而据《辛丑条约》被遣戍迪化的辅国公载澜,载澜送给莫理循一些自己拍的照片。载澜拍摄的一张红山嘴照片中,包括了山顶的玉皇庙、红山塔,山脚下的三皇庙、地藏庙,显示了较为完整的1900年代的红山庙宇群。[16]迪化的佛寺道观庙宇早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庙会提供了富于生机的社会事件。清末迪化民风“尚巫鬼,饰寺观”,“每岁四五月,晴燠少雨,即赛神树下,河滨征演歌剧,男女杂坐,车服炫侈”,[17]庙会期间人们竞相赴会,人神互娱呈现一派城市繁华。其时的各族市民都会游乐其中,“男则卖浆,张帘幄,擿杜达、探布、鼓敦巴克讴胡曲,使妇女数人,曳绮縠振袂赴节,蔿朗以为乐”,[18]庙会为市民的各有特色的活动创造了公共舞台。当然,庙会之公共舞台也暴露了社会的丑恶一面,“其游氓之逋荡者,则聚而博塞,强者拔刀相向,弱者或破产,吏不能禁”,[19]无业游民的聚众赌博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有的弊病。迪化的庙会会期以农历四月、五月最为集中,再则就是七月十五日的城隍庙会规模巨大。城隍庙七月十五日的庙会融合了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中元节,强化了民间的阴间鬼节信仰,“出城隍行像三日,盛陈卤簿,设鼓吹杂剧,来往通衢,观者如堵,否则多夭札也”,[20]祭祀鬼魂是为了人世的安宁。清末迪化的庙宇大部分都延续到了民国,意味着清末新疆首府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已经共和的民国初年继续延续。

  

   光绪末年,新疆地方官员在编写乡土志时所记载的迪化城内外的佛寺道观庙宇虽然失之简略,但相比建省之前已经较为稀少。大约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迪化县乡土志》所记迪化城内外的庙宇有:

  

   城内设文武庙,火神庙,城隍庙,文昌宫,定湘王庙,刘猛将军庙。暨敕建左文襄祠,刘襄勤祠,陶勤肃祠,平襄忠祠,万寿宫金忠介祠,昭忠祠,景建威将军祠各一座。城外设先农社稷坛,玉皇阁北斗宫,地藏王庙,红山庙,财神楼各一座。[21]

  

   《迪化县乡土志》所列庙宇只是当时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庙宇并没有载入。城中新增的庙宇类型为定湘王庙,定湘王庙供奉的定湘王是湖南长沙善化县城隍。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军政人员中湖南人居多,定湘王信仰在湖南和湖北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湖南人所到之处就带入湖南的定湘王信仰风俗,各处兴建定湘王庙。红山庙宇群继续得以保存,山上玉皇庙、山下大佛寺、北斗宫(三皇庙)和地藏王庙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表1)。

  

   清末成书的《新疆图志》记载了迪化县的宗教人士,“道士八十三,女冠二”,[22]只有从事道教的职业人士而未见佛教僧侣,同时并列的宗教种类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和耶稣教。这并不意味着迪化县不存在佛教信仰,更常见的情况是佛寺也由道士主持,佛道之间的融合在民间几乎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清末迪化的佛寺道观基本都由道士主持,道士在修盖新房、婚丧嫁娶等百姓日常生活中多主持选择吉日、诵经画符和斋醮超度,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乌鲁木齐市西九家湾的平顶山南首关帝庙遗址东面距离120多米的缓坡地带,有关帝庙的道人、和尚墓10余座,其中有一座塔状墓的墓碑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23]同一座关帝庙既有道士又有和尚,说明清末迪化的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共存格局,进一步说明庙宇的佛寺和道观双重形态。另外,佛教信仰更多表现为在家居士的形态。水磨沟有一座道姑坟,属于道教女弟子的公共墓地。59座墓葬中有6座碑文可见,其中有一座墓碑记述了赵姓道姑生于咸丰元年(1851),死于1926年,其中有三座墓碑表明墓主为全真道龙门派的传人。[24]水磨沟的道姑坟可以反映清末乌鲁木齐地区的道教的势力较佛教为大,并且道教以全真道为主。迪化乡村通过一些村名提供了庙宇的历史信息,如南部永丰乡以地处山湾的古庙命名的庙湾子村,[25]南部水西沟乡以村中古庙命名的大庙村、以沟口光绪末年所修龙王庙命名的庙尔沟村,[26]但详细的情况已经无可查考。总体观察,清末乌鲁木齐的佛教和道教都很难定义为制度性宗教,并不构成独立的宗教生活体系。无论和尚还是道士都依靠为信众的世俗生活提供服务来维持生存,那么清末乌鲁木齐的众多庙宇和信众呈现的是民间信仰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民间信仰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二、清末民初乌鲁木齐的佛寺道观与城市社会空间

  

迨至民国初年,迪化庙宇和庙会继承清末余绪继续发展,遍布城内各个角落,是城市生活中活跃的力量,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表2)。庙宇的香火和周期性的庙会往往会形成一定生活空间内的社会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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