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中国股市并没有万象更新。似乎是为了“测试”熔断机制的有效性，竟然上演了四个交易日四次“触发熔断”的高频率场面。更戏剧性的是，中国证监会（果然）又连夜喊停熔断机制。似乎还嫌股民的伤疤不够疼，证监会高调宣布调整强化了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由主席肖钢担任组长。中国的股民一定很想知道自己是否符合“灾民”标准。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李剑阁再次站出来警告，“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他的警告再度引发对证监会“能力”的质疑。
李剑阁的话很有份量，一是因为他在2015年股灾之前曾严厉指责制造“国家牛”、“改革牛”的危险做法；二是因为他在朱镕基任内曾任证监会常务副主席，是当年应对股市波动的“老法师”；三是因为他之言点中了证监会的穴位，道出了证券市场紊乱的根源。
熔断机制为何如此尴尬
2015年股灾付出了沉重代价。导致此次股灾的根源在于：一些官员和官方媒体为牛市背书，导致所谓“改革牛”、“国家牛”的一致预期，迅速走向“疯牛”格局；监管层在牛市疯狂期间执法不力，坐视“配资”野蛮生长，打击虚假信息、内幕交易、股价操纵软弱无力；在股市崩盘后又开始“运动式执法”，严查配资、造假、股价操纵，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
这些工作如果在牛市期间就认真去做，何至于此？这是典型的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股灾发生后，证监会完全被行情牵着鼻子走，行为紊乱、方寸全无，一遇大跌，就连夜出台政策，沦为股市庄家，加剧了市场预期的紊乱；为了救市，证监会任性修改规则，甚至逾越《证券法》规定，第九次暂停新股发行，限制大股东、董监高的股东权利、迫使券商救市、允许内部人在六个月内先卖出再买入（这是违背《证券法》的）……凡此种种，不仅起不到救市效果，更令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基础产生严重的信心动摇。
出了这么多问题，证监会并没有自我反思，反而制造“假想敌”来转移焦点：第一，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第二，归咎于股指期货；第三，归咎于缺乏熔断机制。事后证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境外敌对势力原来是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以及救市国家队“中信证券”；对股指期货的打压导致这些重要的金融创新岌岌可危，令很多机构投资者不得不重新构建交易模型；在存在10％涨跌停板制度的情况下，还推出5％、7％的熔断机制纯属“画蛇添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熔断机制进一步束缚了股市的流动性，加剧了恐慌心理。
熔断机制如此搞笑的推出、又如此搞笑的退出，并非证监会真的“很傻很天真”，而是缺乏自我反思的勇气，一味寻找替罪羊，结果只能是手忙脚乱、一错再错。
对于证监会的行为紊乱，李剑阁指责说，“去年6月份出现危机，为什么每次证监会在市场的逼迫下每天晚上都要出新的政策调整，你事先在哪？既然在4天后宣布暂停熔断机制，说明在去年紧急状态下我们出台的一些监管措施是仓促的、粗糙的。我们想问的就是，到今天为止，是不是也有足够时间总结一下我们去年出台的还有什么是粗糙的？”很可惜，尽管证监会近期已有姚刚、张育军等高层落马，但并未看到证监会进行深入自我反思的迹象。
证监会缘何行为紊乱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一个核心要义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刘鹤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最初，中国证监会对股市保持了强烈的父爱主义情结，可以理解。彼时既需要利用股市来帮助国企脱困、体制改革，又需要逐步完善监管体制，干中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证监会对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开始取得突破，特别是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在1996年的A股泡沫中，监管者不断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连发“十二道金牌”。朱镕基说，“这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让中国证监会同志起草的，实际上是讲了三个道理：第一，这个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第二，股票市场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人能把股市托起来。第三，股市风险自负。赚了钱你多得，赔了钱你自赔，政府管不了。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赔了钱的找市政府，砸市政府的玻璃。现在不警告他，将来出了事怎么办？”
应该说，经过97年股灾的教训和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厘清，投资者风险自负观念基本确立起来。
遗憾是，2015年的股灾导致证监会再次方寸大乱、“行为紊乱”，政府与市场边界更趋模糊。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25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制度倒退。无论证监会的初衷如何，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化，只会加大信息干扰，加剧市场的不公平博弈，长此以往，股市将面目全非。一个连稳定的规则都无法预期的市场，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几乎为0。因此，股市最大危机不是暴跌，而在监管者的理念、操守与定力。或许证监会认为自己“很努力”，但其行为在事实上成为新的风险来源。
行为紊乱是表象，其根子在于理念的紊乱。如何正确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证监会必须认真反思警醒的重大课题。 中财办主任刘鹤最近指出：“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证监会应该做什么
监管是证监会的核心职能。证券市场是资金、信息密集型市场，违法犯罪的诱惑力极大。因此，监管者能否以严厉的监管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是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基础。
回归监管本职，意味着：无论熊市还是牛市，证监会都必须严格依法监管，严惩违法犯罪，不能搞运动式执法；监管的主要对象是造假上市、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目前《证券法》对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太小，应该修法显著提高威慑力。
监管当然不是容易活儿：证监会不仅要与犯罪份子斗智斗勇，提高监察能力，更要不畏惧犯罪份子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因此，搞好监管，最重要的不是执法能力，而是执法意志。惟有以中纪委王岐山式的历史勇气，才能让中国的证券监管重新树立威严。
证监会不应该做什么
更应该强调的是，证监会目前做了太多越位的事情，必须予以纠正。
一方面，不应关心股价指数。证监会官员应该避免发表影响股市走势的言论，更不应该出台政策去打压股市或者托市。股市有涨有跌，甚至出现泡沫和崩盘亦是动物精神所致，不必大惊小怪；不能人为干预新股发行节奏，上市公司根据市盈率高低增加或减少股票发行，本就是价格与供求相互作用的市场机制，人为干预只会破坏市场的机理。
另一方面，不搞选美。哪些公司能够上市、什么价格上市，只有买方才有资格用钱投票。监管部门判断哪些公司具备上市资格，本就是严重的越位和对市场行为的粗暴干预。
可见，理念的模糊与偏差，是证监会的死穴，是证券市场乱象之根源。“忠言逆耳利于行”，忠心期望李剑阁的点穴，能给证监会猛击一掌、警醒起来。证监会要做好监管者并不复杂，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理念，严守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让市场的归市场，而不能落入被指数牵着走的陷阱。只有理念正确了，才能不被市场波动的“浮云”遮望眼，才能避免陷入坏的循环。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即将启动的注册制改革是证监会回归监管本色的一次历史性机会。证监会应把握机会、自我革命，切不可以股市承受力等奇葩借口再次葬送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
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而言，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年。要推动去杠杆，就必须尽快落实IPO注册制改革。因此，从中国经济转型的改革大局出出发，中央须及早出手解决证监会的“人才危机”。人对了，股市才能真正好起来。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