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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性学,期待着方法论的突破

更新时间:2016-01-11 09:33:53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目前,性学研究的方法论可分为“实验室学派”、“社会调查学派”和“心理——行为学派”。对于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性现象来说,这些学科的划分实在是太片面了。我们不仅应把性的三种不同存在形式,综合成一种系统化的整体存在,而且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还应把这一整体存在规定为经过认定认知之后的那种存在——性存在。为此,性学研究期待着方法论的突破。

   1844年,德国医生卡安第一次提出“性学”这个概念。1885年,奥地利医生克拉夫特-埃宾出版了《性的心理病》一书。至此,世人公认“性学”诞生了。

   110年来,性学的长河中浪峰迭起,弗洛伊德、蔼理士、金西、 马斯特斯等伟大的名字在浪尖上闪闪发光,至少在欧美的平民大众当中也是威名远扬。到今日,仅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各种“性学家”就有3,000人之多。性学的门类已经细分为十几个,理论流派的数目则更多些。

   但是,世界学术界的眼睛里,性学仍然只不过是一股尚在远山迷雾中千迥百转的涓涓溪流,离科学之海仍然路途遥遥。

   为什么?因为性学还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适用的、独特的方法论。它那以上千本巨著堆砌起来的学科殿堂,还缺乏一个使之具有生命力的灵魂。结果,110年来一批批路过的民众,只是好奇地一望, 或者诡秘地一笑,没有多少人真的前来顶礼膜拜;结果,在美国每年生产出的10万名以上的博士当中,性学家只有区区数人。

   性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生命现象。它毫无疑问是人体内众多生物活动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它又被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所支配;同时谁也无法排除社会因素对性的巨大作用。这样一来,凡是能够涉及到人的一切学科,都可以用来研究性,都可以运用本学科固有的方法论。

   1929年以前,研究性现象的主要是心理学家,因此当时性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对临床病例的分析与归纳。随后,性学开始兵分三路。

   第一路是“实验室学派”。1929年,莱克(Reich )创立了“性高潮中心论”,主张运用在实验室中进行观察与检测的方法,着重研究性的生理反应过程。他的梦直到1966年才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一书给圆了。后两人观察和测量了382位女性和312位男性的数千次性反应。1978年,法卡斯、希思、伊万斯这三位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个性与性存在”的论文,创立了男性观看性电影时的反应的常规模式。1983年,另外三位学者又论证了上述常模也适用于女性。时至今日,这一学派的研究已经纵向深入到PC肌、脑电波、激素分泌水平等层次上,横向扩展到恋爱中的性反应了。

   第二路是“社会调查学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学者就调查了上千人的性行为。但是这个学派被公认的创立,则是在金西于1948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1953年出版的《人类女性性行为》,俗称“金西报告”。后来又出现了许多报告,但是学术水平都是等而下之。1972年,盖格农提出了“性脚本”理论,被认为是“性社会学”的创始之作。到1994年10月,劳曼和盖格农等4 人运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第一次完成了对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出版了《美国人的性生活》(普及本)和《性的社会组织》(学术本)。

   第三路是“心理—行为学派”。它的鼻祖虽然是弗洛伊德,而且有德门特、马斯洛、罗洛•梅等后继者,但是现在的发展却大多脱离了他的轨迹,更加强调把性心理现象与性行为实践统一起来研究。这一学派在理论上的主要建树,一是创立了数十种性心理的量表,可以测定许许多多的性心理障碍和性心理发育水平;二是1979年卡普兰发表的《新的性治疗学》和1989年罗比科罗创立的性的系统疗法。目前,遍布北美的成千个“性诊所”,大多数都是运用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技术。

   这些从不同角度照射来的辉煌,交织在一起,必然产生某些阴影甚至是盲区。其本质就是方法论的冲突。

   社会调查学派批评实验室学派说:你们所挑选的那几百个被实验者,能够代表全人类吗?如果换一批社会特征完全不同的被实验者,你们的结论还能成立吗?心理—行为学派也批评说: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行为,跟他(她)在家里的性行为难道一样吗?

   实验室学派则批评社会调查学派说:你们那叫“假数真算”。你们怎么知道那些被调查者对你们说的,就一定是他们的真实行为呢?即使他们不撒谎,难道人人都具有客观总结自己的性行为的能力吗?心理—行为学派也批评说:从你们的调查数据里,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吗?这些因素不仅作用巨大,而且常常混杂与重叠,你们如何加以测度呢?

   心理—行为学派无疑是试图处在实验室学派和和社会调查学派之间,弥补它们双方的缺陷。但是社会学家质问他们在制订量表时的抽样方法,生理学家则怀疑他们的疗法有没有生物学依据,而且许许多多经典心理学家干脆认为,人类的性心理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用工具技术来测量和矫治。

   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对经典性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性学的这三种兵马一股脑都看作是“科学教”,是迷信“价值中立”的荒谬产物。他们以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反客观,反统计,反规律,更反对所谓“性教育”与“性治疗”。只不过现在北美的绝大多数性学家都是受过严格的科技训练的,因此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基本上不屑一顾。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也还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投入性的研究。比较有份量的人本主义性心理学,也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痕迹太重,无法使人耳目一新。文化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社会医学、心理社会学等等新学科,对性现象都有过零散的涉猎。但是它们之所以还难以撼动经典性学,问题并不是出在结论上,而是由于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目前都还仅仅处于批判传统的阶段,离建设还很远,因此它们在性研究方面还提不出任何一种可操作的新方法。

   这就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危机。不仅是经典性学的危机,也是性学发展上的危机。

   各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冲突,首先来源于它们对于性的属性有着不同的假设。实验室学派显然强调性的生物存在,社会调查学派当然强调性的社会存在,而心理—行为学派自然强调性的心理存在。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现代的对于人的科学,就是起始于把整体的“人”划分成不同的存在形式,才在不同的方面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不用太费力气就可以看出,对于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着的性现象来说,这些学科的划分实在是太片面、太教条了,甚至很有些荒谬。

   我们不仅应该把性的三种不同存在形式,综合成一种系统化的整体存在,而且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还应该把这种整体存在规定为:经过认定认知之后的那种存在,也就是参加了整体的解释之后的存在形式。笔者把它叫做“性存在”,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的sexuality。 我们似乎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假设可以使性学之树再披上一层新绿。

   但是,从理论设计和实践操作的层次来看,如果仅仅如此,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这是因为,传统的每一种假设,都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成熟的方法论,而且每种方法论之间都是相互冲突的。结果,问题又绕回来了: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把这些方法论统一起来,我们也就无法创立一个新的、完整的对于性存在的基本假设。

   各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它们各自的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同。

   实验室学派按照生物学的规定,强调物种的同一性,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因此在总结人类的性行为时,就象做药物试验一样,并不需要随机抽样,只要具有相当数量的样本就足以了。社会调查学派则把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人的社会特征,也就是人的群体所属。因此它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必须保证所研究的样本具有总体代表性。心理—行为学派却把个体作为自己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个性和个性差异,因此个案研究是它的家珍。

   这样一来,虽然大家研究的都是人类之性,但是如果想把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三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却根本就无法确定,我们的基本研究单位究竟是什么,又怎么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呢?

   各学科的验证手段也在互相冲突。

   实验室学派只相信在可控条件下的客观观测结果。社会调查学派的一切数据都是当事人主诉的情况。心理——行为学派力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是恰恰因此而造成两边不讨好。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吗?随机抽取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3000人,把实验设备搬到他们每个人的家里,实地观测他们的真实性行为;同时(性生活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心理测量与行为分析;最后还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主观认知与评价。

   即使我们终有一天能够这样做,也仍然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各学科检测所获得的数据,根本就无法换算,无法合成。

   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为例:他们在进行生理测试的同时,也询问了被试者的心理状况,分析了被试者的社会特征。但是,如果某个女性被试者,在性高潮期间的血液收缩压为55毫米汞柱;心理上出现“中等强度”的性高潮体验;性态度是觉得“很平常”;社会特征是28岁,大学毕业;那么,汞柱数值与年轮或者文化程度能够进行数值比较或者数量运算吗?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能够得出一个综合的数据吗?即使能,它究竟能够说明些什么呢?

   这就是各学派之间根本的冲突。笔者目前所能设想的是:只有把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三种因素,统统转化成定性的数据,才有可能把三者统一成一个直观的数据化的结果,来描绘某个性现象。但是,不仅后现代主义思潮会批评这仍然是试图搞“价值中立”,而且这样一来,被传统科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量化研究方法也就不得不变成定性研究,而这在传统科学看来,恰恰是一种倒退。再者,目前对于定性数据的统计分析,国际学术界还进展甚微,可用的方法很少。

   可是,舍此之外,性学还能有什么发展呢?传统的三大学科的研究,目前已经接近极致,已经不大可能会再出现本质上的突破,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更加广泛地运用既有成果而已:实验室学派至多再把性反应观测运用于各种人的各种真实性生活;社会调查学派已经达到随机代表性的顶峰,最多再把问卷深化成探索式的;心理—行为学派还可以总结出许许多多的量表,但是只要生理数据与心理测量数据仍然无法合成运算,社会特征与心理状况在数据上仍然不可比,那么在方法论上,也仍旧是徒劳无功。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学科的进展都依赖于方法论的突破,然后是发明相应的操作手段。我国的性学研究已经起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性现象里至少存在着生物的、社会的与心理的三种因素。但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中国性学离综合研究还很远,还不具备在方法论上进行突破的能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最需要的恐怕还是首先把各自学科中现有的方法运用好;需要在难得的少数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中,更多地关注各种研究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它们的结论。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许多学者的定性分析能力是相当强的,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认识,在原则上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是相通的。如果说,人类可以跨越过量化研究的历史阶段,直接奔向未来的新方法论,那么中国性学家们说不定也可能因祸得福。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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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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