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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斌:学术评价机制与大学的两个世界

更新时间:2016-01-11 09:32:29
作者: 凌斌  
此外,还有在前几种指标基础上的复合排序。比如复合指标的加权排序,就是把几种定量指标赋予不同权重后加总。例如,A刊的权重是2,B刊权重是1,C刊权重是0.5,再分别乘以发文数量。实际的算法多种多样,也复杂得多。再比如复合标准的分层排序,就是将不同定量指标按照先后次序排列。例如,先看年资,再看期刊,再看引证。诸如此类,五花八门。

   量化评价的好处一目了然,指标客观中立、清楚明确,因此,易于比较、易于操作;但缺点也一目了然。很显然,再精致的量化指标和量化方法,都只能是学术水平的一种近似反映。以量化的指标和方法来评价学术,不可避免会有偏差,因而遭到质疑和诟病。而且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确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量化评价的机制设计不论如何精细,都难免有一刀切的弊端。更何况,定量评价藉以量化的指标依据,往往也存在争议。比如很多中国学者都不认为,在SSCI或CSSCI的期刊上发文,就能说明一个人或者一部作品的学术质量。尤其是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存在腐败现象,使得以期刊为依托的学术评价机制,更加遭到广大学者的批评和反对。

   量化评价机制的实质是一种法治模式,契约化管理的所有优缺点也就是法治的优缺点。量化评价机制比定性评价机制更客观,更不依赖于主观评价,因此,也就不可能兼顾所有特殊情况,不可能对学术本身做出最为恰切的评价。当然,这也是理想化的法治状况。正如现实的法治会因为腐败变得比人治还要败坏,现实的量化评价和契约管理也是如此。特别是改革名义下的朝令夕改,会严重损害法治的公信力,从而彻底丧失法治的意义。一旦学术期刊以及其他量化评价赖以依靠的量化指标出了问题,一旦量化评价的规则制定被某些并非出于学术目的和公共利益的人所操纵,甚至量化标准被肆意的歪曲解释,都会使得这种制度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并且对中国学术产生窒息性的损害和破坏。

   除去法治模式本身的利弊得失,量化评价机制的执行也是很大的问题。一如前述,国内学者往往倾向于人性化管理的定性评价机制,极度讨厌甚至憎恶契约化管理的定量评价机制。没有人愿意被眼前的量化指标所束缚,特别是一刀切的、计件式的量化指标。法学学者天天给人家讲“要法治不要人治”,轮到自己,也是“法治主义对外”,特别喜欢强调特殊性,要求特事特办。学者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因此,不能按照一般标准来简单对待,尤其不能容忍按照“计件工人”式的量化方式来管理大学、评价学术。学者们总是爱用学术的名义要求得到“人性化”也就是“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对待。

   而大学的管理者最终也会向人性化管理妥协。因为一些学者会针对管理者个人要求“人性”,会在管理者的办公室闹,会到管理者的家里哭,会用大字报、小字报、匿名信、发微博的方式针对管理者个人进行打击报复。公事公办的结果,往往是个人恩怨。一个坚持量化评价的大学领导,即便没有任何私心,也不会被要求人性化管理的教师理解和谅解。很少有人愿意为公家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有多少理由应当坚持契约化管理,最终的结果都要给人性化管理留出口子。

   总之,法治的契约化管理和量化评价机制,原本是为了补救人治的人性化管理和定性评价机制的不足,但如今看来,本身也有很大的弊端,并且在执行上也有很大的困难。一如前述,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性质上相克相生的不同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以制衡、而不是放大各自制度弊端的混合体制。④然而,当代学术评价和大学管理的种种弊端,就在于两种评价机制和管理模式的制度错位。

   五、两个世界 两种机制

   如果混合体制不可避免,法治与人治、定量与定性、人性化与契约化如何搭配,才可以更好地促进而不是束缚中国学术的发展?

   不论现行体制的实际做法,还是关于现行体制的批评争议,往往不加区分地将一种模式应用于所有评价对象。这就必须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否所有学者都应当按同一个模式管理、以同一种方式评价?答案是:并非如此,而且恰恰相反。学者们并不处于同一个世界,因此,不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加以评价和管理。

   即使在同一所大学,也不意味在同一个世界。用国外“终身教职”(tenure)的说法,获得终身教职的前后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正)教授的世界,本文称之为“学术的第一世界”。一个是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讲师)的世界,本文称之为“学术的第二世界”。第二世界之外,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区分,比如,将尚未获得正式教职的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归为“学术的第三世界”。限于主题,本文只讨论前两个世界的学术评价问题。⑤

   做一个不那么贴切但可以富于启发的类比,获得终身教职而成为教授的意义,就如同公司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就解除了迫切的资金压力,获得了基本的财务自由,可以按照单纯的商业目标生产经营。学者成为教授之后也大体解除了迫切的职称压力,获得了基本的学术自由,可以按照单纯的学术目标研究和教学。当然,公司上市后也会有业绩上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目标,包括追求世界五百强或者成为百年老店的地位与荣耀。学者晋升教授后也会追求学术的和社会的影响力,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需求。但是,上市前后的公司和晋升前后的学者,仍然是不同的。上市和晋升如同一条分割线,清晰地区分出前后两个世界的不同境况。

   两个世界的根本差异,在于教授晋升前后的竞争程度不同。对于第二世界的学者而言,晋升为教授,获得终身教职,是其中绝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体制内的学者如果没能晋升为教授,即便有终身副教授这样的制度余地,也总会感到无形的压力。何况大多数重要的学术资源都是围绕教授分配的。尽管有少数学者会选择体制外的生存方式,但对大多数学者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而教授职称总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说,教授职称是一个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紧俏商品。因此,在晋升为教授之前,学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十分激烈。采取什么标准固然影响着竞争结果,但竞争的宿命无法逃避。教授职称的供求关系,决定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相比之下,第一世界则远为平和。大学教授在解决了最后的职称晋升之后,彼此的竞争性大大降低了。从此以后,与竞争的胜出相比,他们往往更在乎的是自由、尊严和体面。除了内在追求,很难再有足够的胡萝卜和大棒让教授们像晋升之前那样参与同行竞争了。

   如果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么,也可以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两者相比,第二世界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会希望晋升为教授,但第一世界中的绝大多数教授不会继续追求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资深教授。第一世界中晋升为教授的学者,个人目标往往呈现为多元化特点。有的依然追求学术,有的更在乎社会影响,还有的希望获得高层重视,而很多人都会希望改善经济状况。这在国外和国内都是如此。大学很难给予统一化的强制管理。试图通过量化指标、也就是契约化管理来强行约束教授的行为,既难以奏效,也容易造成矛盾。即便是通过人事合同,事先约定了教授的应尽义务(比如教学的课时量、科研的发表数、课题的金额),最终也难以强制执行,往往是看教授本身的觉悟。量化指标如果不以评价对象的彼此竞争为基础,就难以发挥预定的激励作用。

   对大学的这两个世界来说,晋升前后的竞争程度不同,适宜的评价机制也就不同。第一世界中,正教授之间的竞争程度低,目标多元化程度较高,决定了评价机制只能更多是引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是多样化的而非单一性的。引导性的评价机制,通常适于规定最低的而非最高的标准。这就是许多地方对教授只是规定“基本工作量”的原因所在。多样化的评价标准,首先体现为评价指标的多样化,比如发表类型可以是专著、教科书、论文等多种形式。只要是学术作品,达到专业水准,就应当予以承认。总之,对正教授的学术评价,目的不在于筛选,而是引导。就此而言,人性化管理的定性评价机制更适于已经获得教授职称的第一世界。

   与之相对,第二世界是高度竞争性的,目标的单一程度较高。这决定了评价机制只能是强制性的而非引导性的,是明确的而非含混的。只要学者之间的竞争性没有改变,量化评价的需求就很大,定性评价的困难就很大。正如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货币这一明确统一的定量标准,激烈的职称竞争也需要明确统一的定量标准。游戏规则越是明确,就越是有助于强者胜出。

   第二世界的学术评价,首要功能在于筛选。大学给予终身教职的前提,是能够筛选出具有较高学术能力的学者。从筛选的角度来看,明确的、定量的评价标准要比含混的、定性的评价标准更能鼓励学术工作。很多学者喜欢说“十年磨一剑”。“十年磨”是可观察的,“磨一剑”是不可观察的。因为人们不知道,这十年究竟是在磨一剑还是磨洋工。就算是磨一剑,是干将莫邪,还是废铜烂铁,也不好说。意愿不等于结果。没有人怀疑一个学者有着磨一剑的决心和能力,问题是这需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高度的竞争性要求评价标准是可观察的。不可观察的定性评价,将迫使学者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拉关系而不是做研究上。不论评价主体的政体类型如何,都是如此。差别仅仅在于,作为评价对象的学者是要取悦于所处群体中的多数人、少数人还是一个人。

   很多年轻学者不喜欢量化的评价标准,不愿意被指标所驱赶。这本质上是不希望竞争,希望享受特权。但是,即便是在欧美大学,一个学者也只有在晋升为教授后,才能获得不受竞争的特权待遇。年轻学者在证明自己具备教授能力之前,没有资格也没有道理要求养尊处优。这些学者没能明白的是,自己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这些评价指标,而是来自于同辈竞争,是处于第二世界的必然经历。同代人是彼此的地狱,评价指标只是走出地狱的阶梯。什么时候把竞争的激烈程度降下来,建立了严格的学术等级制,量化程度才会降下来。希克斯认为垄断的好处是内心平静,就是这个道理。相比于没有明确标准的定性的人性化管理,定量的契约化管理总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对于一个不想靠关系而是靠实力的学者而言,再坏的标准也比没有标准要好。

   总之,获得教授职称前后的学者,所处的是不同的学术世界,面临的是不同的竞争环境,因此,应当采取不同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第一世界的、已经获得教授职称的学者,人性化管理为主的、引导性的、类型多样的激励机制更为合适。而对于身处第二世界、尚未获得教授职称的学者,契约化管理为主的、强制性的、规则明确的筛选机制,对学者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都更有利。⑥本文区分两个世界,是希望可以从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找到一种对两个世界中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来说,都相对较好的制度标准。

   六、两个世界 两种自由

   很多学者都会以“学术自由”为名,主张祛除大学管理中的学术评价,甚至主张“教授治校”,摆脱学校和院系的官方管理体制。要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分两种学术自由。我称之为“初阶学术自由”和“高阶学术自由”。

   不同于一般的表达自由,学术自由不是基本权利,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获得的。⑦初阶和高阶学术自由都有门槛,各自对应着一定的学术能力。初阶学术自由要求具备的是合格的学术能力。所谓合格,就是符合学术规范和达到专业水准。从现代学术制度来看,这种合格的学术能力通常以博士学位的获得为形式要件。具备合格能力的学者,只要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禁忌,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当伤害,就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学术活动,并且表达和分享自己的创造成果。这甚至不需要教授乃至学者身份。可以说,初阶学术自由是具备合格学术能力的人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学者都具有初阶学术自由。

与之不同,只有第一世界的学者具有高阶学术自由。高阶学术自由要求具备的是出众的学术能力。高阶学术自由是一种特权,因而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高阶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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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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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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