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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村: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阈下的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

更新时间:2016-01-10 15:52:12
作者: 何村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它为我国报纸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有其特殊性,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本文就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发展现状、影响和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其对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并试图探究其内涵和本质。

   【关 键 词】民族主义/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

  

  

   报纸“大众化”是19世纪初期和中期,在美、英、法国家由廉价报纸创办而兴起的。这是资产阶级报纸“大众化”的开始。我国的报纸大众化萌芽于上个世纪初期,而在抗战时期达到了阶段性高潮。纵观我国报纸大众化的进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取得了显著发展,它为我国报纸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报纸大众化的严格意义上来要求,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是特定环境下的报纸大众化,有其特殊性,是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报纸大众化,与国外19世纪资本主义的报纸大众化具有一定的区别。

   “民族主义”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达到顶点。民族主义思潮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现并且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

   一、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产生的社会背景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报业内迁催生新的媒介生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我沿海城市,导致国民政府等相关机构不得不转移到大后方。致使新闻媒介也开始转移。曾经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社等都相继迁往到武汉、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由于内迁,媒介组织发生了变化。一是报社的设备受损严重,昔日完备的报纸印刷设备由于颠沛流离变得七零八落。二是纸张供应紧张。三是人员散失严重。四是媒介组织的观念发生变化。过去在大城市办报,如今由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和偏远不发达地区。新闻媒介由过去的高高在上,如今必须走向大众。过去的读者是都市精英人群占多数,而目前,社会中下层读者占多数。作为媒介,必须根据受众的变化,办受众欢迎的报纸。要想获得受众,报纸必须成为社会中下层人群的良师益友。可见,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报纸大众化与否,是报纸发展的关键。

   2、国共合作,新的民主政治的形成,新闻自由的环境得以显现

   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救亡成为全社会的主要核心任务。特别是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新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修正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删除了“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国民党承认了各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1938年4月,国民党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1938年7月,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国民参政会成立。至此,国民党由集权化向政治协商化转变,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发展,新闻自由的宽松环境得以形成。新闻自由是报纸大众化的重要条件。

   3、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宣传的重视和战时宣传的需要

   抗战开始后,政治宣传和战争报道成为媒介的中心。国民党当局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举全国人民之力,通过新闻宣传团结民众,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为此,蒋介石多次发表讲话和指示说:“当今全国努力抗战之时,我国新闻界为国奋斗,责任之重大,实在不亚于前线冲锋陷阵之战士,如何宣传国策,统一国论,提振人心,一致迈进,一达驱除敌寇,复兴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义国家之建设,实为新闻界之积极奋起是赖”。蒋介石曾要求报纸应“不惜成本,不惜牺牲,充实内容,提高效率”,将党报办成“消息迅速确实”、“发行普及”的“三民主义的文化服务”机关。①同时,国民党中央动员各级党政军机关,给报社提供一切便利。还要求,各地方党政部门除要负担一定的经费外,还要帮助报纸做好发行。政府对媒介的支持和重视,成为报纸大众化发展的有力保障。

   4、大后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抗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处在东南沿海以及沿江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些地区的工厂、企业几乎全部内迁至重庆、武汉、桂林等地,许多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机构也随之迁入。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也把企业迁往内地。内迁的企业、工厂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了生产,使昔日经济并不景气的大后方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成了工商业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发展使报纸的广告等业务也发展起来,使报纸收入增加,并降低了价格。而报纸价格降低,促使社会下层民众的购买力增强。同样,经济的发展,也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快速发展的大后方经济成为报纸大众化发展的基础。

   5、文艺大众化的影响

   抗战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多次展开讨论。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具体措施。

   华北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大众的抗日浪潮不断高涨,顺应时代潮流,文艺大众化运动也开始和具体现实的大众抗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1936年,周扬等中共文艺界人士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将文艺大众化运动和群众抗日活动直接连为一体。鲁迅等人还进一步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反映新形势下的文化需要。“与文艺的大众化不断发展相伴随,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众化进程也开始走向深入。”②文艺大众化,也直接冲击和影响了新闻业,为新闻业的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探索与发展

   1、大众化办报运动

   国民党的党营报纸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肩负的使命更加巨大。大众化办报运动就是从党营报纸开始。

   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由政府牵头,开始大力创办报纸。

   (1)分版和县报的创办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发出通令,要求“注意各省边区偏远地带择其办报可能性较著中心点的地方筹备分社”。

   《中央日报》在1937年7月,就在庐山创办了第一个分版。1938年创办长沙分版,1938年9月,创办重庆分版。《中央日报》创办分版之初,是为了迁移后报纸的延续,而后来分版的创办,则是根据中央宣传部“较著中心点的地方筹备分社”的指示精神。接着,《中央日报》依托各省党部又创办了贵阳、广西、昆明、福建、屯溪等专版。其中,贵阳《中央日报》创办了芷江分社,《西京日报》创办了南郑分社,广州《中山日报》创办了梅县分社,福建《中央日报》创办了漳州分社。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在西康(康定)、青海、宁夏分别创办了《民国日报》。③

   地方党报也是国民党各级党部宣传部门经营的重点。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鼓励创办县报,特别提倡办白话报。蒋介石曾要求“使平均每五县或三县,有一规模完善之地方报纸,印刷不求精美,内容必须充实,补社会教育之不足,为地方进步之动源。” ④

   1939年11月,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颁布《安徽省各县发行白话报的办法》。规定“凡无日报之县份,由县党部、县政府,会同创办白话日报一种”。此后,安徽由国民党各县党部创办的县级报纸发展到近40家。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的8年中,仅浙江各县就创办了一百多家报纸。1941年湖北省政府颁布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规定“每县(办)小型日报一种”。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4年的统计,国民党统治区有地方党报412种。其中,有省市级党报16家,其余均为县级党报或“简报”。

   (2)战区版和军中“简报”的创办

   抗战之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就创办了《阵中日报》,接着又创办了《阵中日报》战区版。国民党军队建制划分为10个战区后,共有9个战区出版了《阵中日报》战区版,其中一个战区办有《前线日报》。《阵中日报》《前线日报》的读者均是前线官兵。

   《扫荡报》于1938年10月创办重庆版,12月创办桂林版。后又创办昆明版、金城江版、独山版。

   为了创办《扫荡简报》,1939年和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开办两期新闻研究班,共培训新闻军官200余人,分配至各军军部。而当时的各军政治部也大多办有《阵中简报》。在1941年统计的182家国民党军办报纸中,有《扫荡简报》39家,《阵中简报》39家。其余还有《明耻日报》、《精忠导报》、《前卫日报》、《忠贞简报》、《精诚周刊》、《忠义日报》、《中正日报》、《抗建简报》、《铁血旬刊》、《必胜日报》、《党军日报》等报刊。

   《阵中日报》以所辖战区官兵为主要阅读对象,免费发行。出版后直接送往前线阵地,发给官兵,鼓舞士气。

   《扫荡简报》和《阵中简报》是战地流动性报纸,随军队一起行进和办报、发放。

   2、报纸大众化的实践

   (1)新闻写作的大众化

   面向大众办报,首要解决的是新闻写作问题。要保证老百姓能看懂,能理解,就要使用群众语言。在此之前,报纸的语言文言文、半文言半白话、书面语者居多。为此,无论是《中央日报》《扫荡报》《阵中日报》,还是县报、简报都把新闻写作的大众化放在首位。一是采用白话文写作。二是采用适应大众的语言习惯写作。语言上,做到精练、简约、直白、朴实,追求响亮、上口。“损弃深奥典雅的书面语言,而以口语为主。”

   在标题制作和新闻写作上,简短、醒目,不再用浮夸的言辞修饰,也不引经据典和使用成语以及西方移植的语言和“说教性、斥责性、形同骂街的文字”。完全摒弃了过去的“文字太优美”“徒供少数文人雅士‘高歌吟咏’”和老百姓“格格不入”的“报章体”,不再“盛气凌人”,代之以“极礼貌亲和”“盛情与友谊”。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运用大白话直接陈述事实。标题上,概括事实,追求一目了然。虽然有的标题偏长,但一看新闻标题便知主要新闻事实。如,《中央日报》1938年10月16日第二版广东战役消息标题,《敌分三路犯粤 惠阳东郊战况激烈 敌舰驶宝安登陆 我空军炸敌根据地》,《扫荡报》(桂林版)1939年12月28日第二版关于昆仑关战役消息的报道标题,《我军奋勇冲入昆仑关 寇窜绥渌被歼千余 邕同路我军乘胜向南宁推进》。《中央日报》1941年12月9日第二版,关于太平洋战争报道的标题,《暴日对美英开战》,简短而醒目。在表现形式上,采用倒金字塔的结构,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新闻前部。篇幅上也以简短为主,很少再有长篇大论的新闻出现。使其“更合平民之兴味”,“彻底地做到一个车夫,一个学徒,一个农工,都能朗诵的地步。”⑥

   (2)报道内容的大众化

抗战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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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沪)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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