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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丁立:不扩散全球治理:现实主义视角

更新时间:2016-01-07 14:08:36
作者: 沈丁立  

   一、不扩散的现实主义解析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愈益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视作对人类和平的严重危害。1991年海湾战争甫一结束,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第687号决议,明确表示“各种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需要努力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①该决议还决定伊拉克不得拥有任何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以及一切射程在150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

   1968年开放签署、1970年起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项并未禁止核武器、但是倡导自愿接受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规范。尽管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两类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已被当代国际公约所完全禁止,但核武器迄今仍未被禁止,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还是被《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认可的有核武器国家。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上述决议首次明确指出核武器本身对一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形成威胁,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核武器扩散已被国际规范所限制,不过国际社会明文禁止某国拥有核武器的情形也为罕见——伊拉克是第一个被联合国安理会点名禁止拥核的国家。②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全球对峙。但作为最大的核武器国家,这两个国家在防扩散领域具有共识,它们分别向各自盟国体系的成员提供了延伸核威慑的安全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涌动。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在防扩散领域出现了复杂局面。随着苏联的解体,华沙条约组织已不复存在,苏联的唯一继承国俄罗斯国力大为削弱,除局部地区以外已不再与美国全球争锋。由于世界范围内美国力量一骑绝尘,在相当程度上国际社会失去了对唯一超级大国的有效制约。这导致美国在选择以武力干预核生化武器蔓延时的决心在增强,而美国在一些地区性冲突问题尤其是对中东地区的任意干预引起了国际体系新的失衡,所以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在局部地区又出现了新的传播趋势。

   无论是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抑或是阻止这类武器的扩散,都有诸多原因,其核心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通观所有发展或试图发展核生化武器的国家与地区,出于国家荣耀或国内政治而实施发展的情形并非没有,但为数甚少且其理由远远比不上国家安全与民族生存的其他利益动因。汉斯•摩根索指出,“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③人性的本质是恐惧以及与生俱来对安全的寻求,这些寻求上升到了国家利益层面,就必须维护“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④在基于对国家利益和权力追逐的现实主义视角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为主动获得这些武器的国家或通过延伸威慑而取得其保护的国家提供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以此洞察这些武器的扩散,不仅为解释其成因,而且为实现其逆转提供了机会。

   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盖出于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因受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压力而联合开展“曼哈顿计划”,但美国在取得核武器之后却一再对新中国进行核讹诈,迫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美国虽然对日本两次使用核武器从而达到了尽早以最低成本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目标,但此举也给后世留下无法磨灭的核震撼,形成从苏联到中国、从印度到巴基斯坦、从以色列到朝鲜等一切信奉现实主义的国家寻求独立核能力与威慑的扩散。

   从消极的角度看,自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仍在发展。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冷战结束以来先后将各自的核武器计划从幕后推向前台,并将核武器发展的竞赛公开化,美国则改变了在冷战期间对巴基斯坦核武器计划置若罔闻的做法,转为冷战后在客观上逐步容忍印度的核武器计划,尤其是在中国加快崛起的时代,同时对巴基斯坦实施了更多核限制。在中东,伊拉克在冷战结束前后一度秘密发展核武器与化学武器。虽然美国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师出无名,但这不表明伊拉克在冷战后在信守防扩散国际条约方面的记录一贯清白。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威慑下,利比亚政府在2003年年底向英美当局承认了它正在秘密发展核武器的事实,并相应终止了自己的核计划。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朝鲜加紧了它的核武器计划,也从秘密开展核计划走向了公开。朝鲜不仅将其核武器计划当做国家安全的锐器,而且一度大打核牌以图交换国际社会对其接受并给予援助。自2006年以来,朝鲜已进行三次核试验,并多次试验导弹运载工具。旨在促进朝鲜弃核的“六方会谈”自2003年开启以来已经中断多次,试图将其恢复的努力迄今屡受挫折。此外,自21世纪初曝光以来的伊朗核问题也久拖不决。伊朗先是秘密发展了地下核计划,在其遭到泄露后仍拒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多次要它立即终止铀浓缩的决议,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六国会议”机制迄今有待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鉴于以色列和伊朗核计划的存在,沙特阿拉伯政府高级官员已经表示“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不能不引起各方对中东核扩散继续蔓延的关切。⑤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确认了叙利亚境内在2013年出现过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这再次表明人类不仅仍需面对核武器扩散,而且还在继续面临化学武器禁而不止的严重困扰。⑥

   同样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如果人性可以改善,人类在国际社会中对国家权力的追求就有可能节制。如果国家间关系得以改善,补充甚至替代传统国家安全的模式逐步浮现,人类的安全恐惧就有可能减轻,因此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动力也将下降,甚至放弃已经获得的这类武器也就变得可能。同样考察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社会,可发现在冷战期间曾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与实质的一部分国家已逐步放弃核武器计划。南非、巴西与阿根廷等国随着各自国内政治体制转型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已分别实现弃核。由于苏联解体而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取得来自核武器国家各种形式的安全保证后,已先后放弃了各自所继承的核武器。在世界各地,一些新的无核武器区纷纷问世——非洲无核区、中亚无核区以及东南亚无核区在冷战后相继建立,蒙古则宣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单一国家构成的无核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在防扩散问题上人类的进步与挫折并存,在核裁军领域核超级大国的合作与竞争也胶着纠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第一任期执政第一年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演讲,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一时激励世界。美国还于2010年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营造出美俄“重启”双边关系的氛围。奥巴马总统连任总统后也在第一年来到德国柏林演讲,再提继续削减战略核武器,但美俄四年前的协作气氛已荡然无存。最近几年来,美国和俄罗斯在人权、导弹防御、斯诺登避难以及叙利亚内战与化武问题上的矛盾全面爆发,美欧因克里米亚地位问题对俄罗斯强化制裁,美国同俄罗斯继续深度削减核武器的议题目前无从谈起,这对促进核不扩散无疑相当不利。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出现了上述错综复杂的局面。究其原因,既有扩散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地区竞争等复杂因素。但毋庸置疑,现实主义因素对扩散现象仍然具有强大与恒久的解释力。本文在以下部分分别研究冷战后世界上核武器扩散最为严重的三个地区,并结合近年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问题的解决,从地区与国际力量的平衡这一现实主义的视角予以考察,并试图推测这些扩散的未来趋势。

   二、中东地区的扩散问题

   中东地区是当代世界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最为严重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聚集着较多不愿加入或严格遵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⑦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先看《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2013年叙利亚化武事件发生之前,在全世界五个尚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中,有两个来自中东,即埃及与叙利亚(另三个为朝鲜、南苏丹与安哥拉);在两个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中,也有一个来自中东,即以色列(另一个为缅甸)。⑧

   同化学武器扩散相比较,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问题更为严重。以色列迄今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埃及以及伊朗虽已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都未批准该条约。以色列不愿放弃发展核武器并被普遍认为已经具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纷纷效尤。伊朗和利比亚目前或在不久的过去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器或疑似核武器计划直接与它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关,即把平衡以色列核武器因素当做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埃及过去曾经秘密规划过的核计划也同平衡以色列密切相关。有证据表明,南亚的巴基斯坦核浓缩技术已被转移到了伊朗,而巴基斯坦前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决定发展核武器时就曾表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就是整个伊斯兰的核武器。除此之外,伊拉克在冷战期间以及之后屡次秘密发展核武器,叙利亚也曾被怀疑有发展核武器的迹象。⑨

   中东地区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如此严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多数国家严重缺乏安全感。尽管以色列被普遍认为已经具有核武器,但它可能正是该地区最为缺乏安全感的国家,而这种情况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遭遇以及在二战后由于复国并扩张而引起周围地区其他种族与民众的强烈反对有关。以色列国鉴于来自外部世界的激烈敌对,发展核武器就有可能成为它安全战略的基石。由于传统国际安全中的安全佯谬,以色列的军事扩张又形成其竞争对手感到不安全的来源,尤其是它发展核武器的现实将迫使中东其他国家或者被迫接受其存在,或者考虑发展自己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以作抗衡,而无论这种武器是化学武器或是核武器。

   利比亚的核武器计划以及伊朗的疑似核武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被用来抗衡以色列。利比亚被怀疑发展核武器由来已久,其发展核武器的缘由不仅是为了防御,以色列的存在与扩张引起利比亚的不安从而后者需要寻求制衡。如果不是美国2003年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而对伊拉克发动非法战争,利比亚恐怕还将继续推动其核武器的秘密开发。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缺乏事实与国际法依据,给伊拉克以及美国本身均造成严重后果。但美军的这场军事行动造成利比亚因受震慑从而弃核的副产品,则始料不及。然而,利比亚弃核八年之后,卡扎菲政权被西方的武力干预所颠覆,这对朝鲜以及其他可能有意发展核武器的现实主义国家来说不啻是个警告。无论是出于安全忧虑或是政治托词,朝鲜和伊朗都很难彻底弃核。朝鲜至多只能在获得有相当价值的交换之后实现核武发展的冻结,伊朗至少仍要保留一定规模的“民用核能计划”,都有防范未来不测之需。

   伊朗是中东地区另一个疑似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非核武器缔约国,伊朗具有发展民用核能的合法权利。作为条件,它必须将国内一切重要的民用核能发展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对后者提供适当的透明度。问题就出在伊朗曾在十多年前秘密发展了一些地下核设施尤其是铀浓缩设施,并且不主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为此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要求伊朗开放这些设施以作澄清,在伊朗缺乏充分合作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但是,伊朗对此充耳不闻,不仅拒不接受,反而逐步扩大铀浓缩的规模与浓度,这就形成了今天国际社会所十分关注的“伊朗核问题”。⑩

伊朗发展民用核能的理由是缺乏足够的石油精炼能力,它还认为应该拥有发展先进能源技术包括核能技术的主权。但即使是民用核能,伊朗秘密运行核计划的行为仍违反它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签署的安全保障协议。伊朗违约无非有两种原因:第一,担忧其正当的民用核能发展会招致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曾在1981年执行“巴比伦”军事行动,其空军长途奔袭伊拉克的塔穆兹(亦称奥希里斯)核反应堆。资料表明,伊拉克当时从法国引进那两个核反应堆的目的并非纯粹为了科学研究,事实上是为了开发核武器,当时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在客观上有利于伊朗的安全利益。但当伊朗自己也实施核能开发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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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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