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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

更新时间:2016-01-07 08:18:40
作者: 陈红娟  
影响较小。

   对于民鸣译本,高放“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我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收藏有以上两种中译本,承他复信告以均无所获”,并提出“深望热心人继续寻觅”(18)的期望。而金建陵(19)考证最早的《宣言》全译本时,查阅了刊登民鸣翻译广告的《天义报》第16卷至19卷合译本,但只发现了《宣言》第一部分译文。他推测可能由于篇幅较长,本打算分几次刊完,后来因故未能刊载完毕。因此,他认为民鸣翻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是存在的,只是尚未寻见,历史地位暂不能完全确立。

   考察当时日本国内环境以及《天义报》的命运,笔者认为,民鸣版的文言文汉译本可能译出,但难以出版并传播。

   《天义报》于1907年6月10日在东京创刊,是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流派进行宣传的重要喉舌。1908年初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和镇压。由于中国留日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界利彦等人关系密切,多次请他们来社会主义讲习所讲学,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被日警追捕,逃亡巴黎。《天义报》的发起人刘师培为了避免受到注意,1908年3月发行了最后一期春季增刊(为十六至十九期4期合刊)后,4月将《天义报》停刊,改出《衡报》,这也就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20)的原因。

   如果民鸣的《宣言》译文能继续刊登,则应该出现在之后的《衡报》上,而事实上《衡报》上并无刊登。《衡报》迫于日本政府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托名“澳门平民社”编辑秘密发行,但也只发行了几个月。6月,日本发生“赤旗事件”(21)。《衡报》第七号(1908年6月28日出版)有《记日本无政府党抵抗警察及入狱事》一文,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廿二日午后,石川三四郎等同西川派发起山口氏欢迎会,开会锦町锦辉馆。午后二时开会,石川、西川及柏木派界利彦君,各为欢迎之演说。会将散,柏木派大呼‘无政府党万岁’,高唱革命歌,揭赤旗三:一书‘无政府’,一书‘共产’,一书‘革命’,于六时排队出门。时,警察十数人,立于锦辉馆门前,争夺其旗,其状至为暴戾。”“逾二日,无政府党十四名,由神田警察送至市之谷东京监狱,至今尚未裁判。闻其罪名系违反警察法及抗拒官吏云。”事后,荒烟寒村、大杉荣、界利彦等14人遭到逮捕,8月,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至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10月《衡报》出版至第11号也被日本政府查禁(22)。11月,刘师培、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回国,《天义报》《衡报》也就随着东京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消亡而成为历史,“刘师培等少数在日本的中国无政府头面人物,却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于1908年被明令取缔并遭受严厉打击之后,一蹶不振,甚至被满清政府收买而去”(23)。国内学者章开沅(24)、杨天石(25)除第九、十一号外收藏了当时发行的《衡报》,并没有发现民鸣关于《宣言》其他部分的翻译。

   而且,就日本国内政治环境而言,从1908年到1910年日本境内政治形势急转而下,“1909年以后,一度热气腾腾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鼓吹活动,在它的最初发源地日本偃旗息鼓了”(26)。1910年5月日本发生大叛逆事件,幸德秋水等人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此后,日本国内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政府设立“特高警察”,对社会主义加强公开监视和跟踪盯梢,对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施加疯狂似的镇压(27)。191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期间,《宣言》都是禁书,除了可以引用学术杂志上的部分翻译和段落以外,正式的翻译均被禁止,仅以地下印刷版本和手抄本存在着(28)。可以说,结合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留学生的命运看,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局势急转而下,且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遭致镇压的背景下民鸣放弃了对后面章节的翻译;另一种可能是其在翻译后以地下手抄本或者印刷本的形式存在,并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流传下来。

   第二,乔冠华修订本史实考辨。

   乔冠华译本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以英文版《宣言》为母版,对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版《宣言》进行校译而形成的新的《宣言》。就当前国内发现的三种乔冠华版本来看,封面写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并没有署名校译者,只是在“校后记”中进行了简单说明。文字内容如下:

   校后记

   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

   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的校正并不足以说明原译者译错了,只是因为原译者太忠实于德文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而至于有使读者发生误解的可能。例如第二章中开头说明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第二点,原译者是:“只是由于他们一方面,在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斗争中主张并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超出民族”四字显然容易引起误解,忠实于宣言的精神和字句,我把它改为“……并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类似的地方还有好几次,不一一列举了。

   今年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诞生的一百年,把这个创造历史的文件再版是有重大意义的;一百年来,《宣言》中的伟大真理更加辉煌了。

   一九四七,十月,乔木。

   陈家新“曾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本书原件,与成、徐译本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发现改动的地方达105处”(29),高放也进行粗略比较,发现“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认为这“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校译本”(30)。而《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写道,“见成仿吾、徐冰译本被乔冠华改动了160多处(不包括标点符号改动的170多处)”(31)。陈家新和高放将其作为译本单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虽然该译本主要是校译但是内容改动较大。

   虽然乔冠华译本自称“校译本”,但也可作为独立译本。第一,如果是同一译者的修订、再版则可以称为版次不同,而不能视之为新译本。但就该译本而言,校译者并非原译者,由成仿吾、徐冰变成了乔冠华,三者在知识结构、理论视野、对《宣言》的理解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且两个译本相距十年之久,在校对过程中乔冠华必定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第二,内容是否发生变化也是能否成为独立译本的标准之一。虽然乔冠华在“校后记”中说道“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但是无论是陈家新的“105处”还是范明强统计的“160多处”都说明乔冠华译本还是做了大量修改。笔者也将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与1947年乔冠华校订本转化为电子版,运用文档对比工具对两个译本的比对,发现乔冠华的校订中除了一部分是对标点符号的修订,一些是无关紧要的小改动,比如去掉“了”、增加了“一”“二”这样来标明层次等外,比较重要的内容修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此处仅部分列举,以供参考:

   第一类:相近词的替换。为了语句更加通顺,更加容易理解,进行了语词顺序调整、近义词的替换等。语句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将成仿吾、徐冰译本中的“给兴发着的资产阶级”(32)修改为“给新兴的资产阶级”(33);将成、徐译本中的“这个阶级还是傍着兴发着的资产阶级而继续存在”(34)改为了“这个阶级还是跟着新兴的资产阶级而继续存在”(35)。语词顺序方面将成、徐译本中“似乎他们忘记了自身的利益”(36)改为“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身的利益”(37)。相近词汇的修改,用更合乎文章上下文语义的词汇代替原词汇,并且加重了《宣言》的语气,让语言变得更加尖锐化。例如:将成、徐译本中“没有感觉”(38)改为“无情”(39),将“多愁多情”改为“多愁善感”,将“利己主义”改为“利己”,将“得于善意”改为“认为天经地义”等。

   第二类:用语类。从1938年到1947年10年之间,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话语的应用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因此在乔冠华的校订本中将文章中部分话语换成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术语。例如:将成、徐译本中“有产者”改为“资产阶级”;“物品”(40)改为“商品”(41);“占有”(42)改为“剥削”(43)等等。

   第三类:实质意义类。根据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掌握,进行了具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例如:将成、徐译本中“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这巨影的神圣的攻击”(44)改为“为了根绝它,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45);“过去有那一个世纪曾经梦想到这样的生产力是在社会劳动底怀抱里瞌睡着呢?”(46)改为“过去有那一个世纪,曾经梦想到在社会劳动底怀抱里,积蓄着这样的生产力”(47)。

   可见,虽然乔冠华是对成仿吾、徐冰译本的校订,但就其内容而言,无论是语词的尖锐化、用语的变更还是实质意义的修改,都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从译者、依据的蓝本、内容改动三个方面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新译本。

   第三,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宣言》译本的由来。

   195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宣言》译本,是否应该算独立译本?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195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1~41页确实刊登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宣言》,但只有4个序言,分别是“1872年德文版序、1882年俄文版序、1883年德文版序、1890年德文版序摘录”,出版局声明:“本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译文内容,相当于一九五二年由苏共中央附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编就,由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第一卷俄文版本”的内容,尾页则注明为“集体翻译,唯真校订”。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1月对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进行重印,卷末的《重印后记》中就《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的《宣言》来源进行了说明。这篇署名唯真的《重印后记》内容如下:“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译本的出版,实是多数同志直接响应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教学工作急迫需要分工合作的结果。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纪涛、杜章智、张企、屈洪、尤开元五人在苏联同志乌拉洛娃和索洛维也夫直接协助下集体译出的。”(48)

   由此,可以看出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所刊登的《宣言》主要是对1949年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汉译本的“转载”,而非重新翻译,因此不能称为新译本。而且,就内容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的《宣言》文体特征和“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一样,如在地方性名词、人名下面加了下划线,如美国、俄国、恩格斯等;对一些概念进行了页下注释。这些也都显示了“转载”的痕迹,不过在排版上也略有不同,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注释采用了阿拉伯数字“1、2、3”,“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则为“注一、注二、注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是横版排版,而“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为竖版排版,在语言方面,前者更接近现代汉语,如把“底”变成了“的”等。对文字的修订是极少的,如将百年纪念版“它第一次表明了人类底活动能够作出什么样的事情来”(49)改为“它第一次表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达到怎样的成就”(50)。

此外,在这篇《重印后记》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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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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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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