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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远:18世纪中叶以降的内亚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

更新时间:2016-01-06 11:12:21
作者: 黄达远  

  

一、内亚视角下的近代观

   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草原、沙漠和森林地带,在横贯世界最大大陆的地理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技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丹尼斯•塞诺指出,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塞诺使用“内亚”一词,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因此“内亚”有时候就等同于“中央欧亚”概念。1将“内亚研究”或“欧亚研究”、“中亚研究”视为同义语。2如果从汉文史籍中看,“西域”一词表达的地理范围与内亚有相当大的重合部分,在国内则称为“西域研究”。3由于内亚并无固定的地理范围,本文界定的“中亚”大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范围为准。4

   内亚研究重新占据学术史的重要地位,需要感谢一批对东方学进行反思的社会科学家。1970年代,欧美一批内亚研究学者开始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东方学研究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研究”。掌握了20种语言文字哈佛大学中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人物。他深受当时布罗代尔“总体史”和施坚雅“区域研究”的影响。1973年,他完成《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这部著作标志着内亚研究开始进入到社会科学整体观思考当中。这篇文章在傅氏去世后第二年(1985年)才得以发表,傅礼初认为1500-1800年前近代时期全球都出现了七种“平行性”现象:一,人口增长;二,时代节奏的加快;三,区域性城市的增多;四,城市新兴阶层的崛起;五,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六,乡村农民运动的高涨;七,游牧化的退潮。通过这些“平行”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总结出定居化是“欧亚世界”进入“早期近代”的最重要标志,从而抛弃了“海洋史观”下的近代分期。同时,他也完成了从西方汉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转换。5“在20世纪70年代,Joseph Fletcher 教授开始勉励专家们,采取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来研究内亚历史。但是直至90年代中期,世界历史学家才开始将内亚看作欧亚大陆历史和史前时期中的一个重要单位。”6在傅礼初看来,清朝在“内亚世界”的表现完全不同于“海洋世界”。

   坚持“内亚史观”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主张“蒙古世界体系”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18世纪后半以后的清朝,动不动就被认为是受到‘西方冲击’影响的衰老大国。然而这是从‘海洋世界’看到的印象。……清朝在‘陆地世界’方面还是一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巨型帝国。”7傅礼初、杉山正明均强调清朝在“陆地世界”具有内亚面向的观点,并把清朝置于内亚世界史的一员,既反对以清朝为中心的世界史,也反对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史观。

   他们不仅挑战了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费氏所设想的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外交关系是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三圈”,第一圈为汉字圈,第二圈是内亚圈,第三圈是外圈。其实这预设了一个中国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递减的过程。其中内亚圈是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他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他认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8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主要设定在以长城以内的汉人地区为中心。

   坚持“内亚史观”的学者只要举出一条理由就能颠覆费正清过于重视汉人而忽视游牧者的观点。游牧者足以征服广大的欧亚地区,如蒙古成为“世界征服者”,而明朝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正如司徒琳所提示的,大多数人仅从“外欧亚”的某一个文明中心(如中国)的视角,来研究这一广漠地区,或仅将重点放在一个特别的时期或民族群体上。9“新清史”大多在欧亚史的视角下关注清朝的内亚性,倡导“走向以清为中心”。柯文认为,“清中心”和“满洲中心”论者不是说满洲人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是说从汉人的角度看满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与欧洲中心观并无二致。同时他也承认自己的“中国中心观”中存在一个理论缺陷,有关非汉人群体的研究,也是“中国中心观”的分析方法表现较弱的一个范畴。10

   回到内亚为中心的历史观成为北美“新清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而另一个理论支点则是来源于拉铁摩尔。一方面,拉铁摩尔以“长城过渡地带”置于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地位,在名著《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恢复草原游牧民的历史主体性,改变了单纯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是代之以“华夷平等”、“华夷互动”的视角去总结草原、农区与过渡地带的历史,并把“过渡地带”视为理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11不过,另一方面,拉铁摩尔也提出了中国国家建构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由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构成,这四个巨大的地理空间具有不同于农业生态区的结构,可以视为是一种草原的变形。由此,这些区域合成了内亚“板块”:“从满洲多样的地理环境,到新疆的草原和沙漠,以及西藏的寒冷高原,在这之间诞生了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种变形的社会。这种改变的形势是受到蒙古情势的影响,也受中国势力的影响,这种势力虽然各地不同,大体上却是一样的。”12

   第二,拉铁摩尔提出了清帝国合法性的继承权问题,并从地缘政治的立场明确表达了“边疆地位未定论”。“西藏、新疆与蒙古和中国本部一起曾构成了大清帝国的一部分。清廷被推翻后,中国人有相当的权利来继承前朝的属地。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一种说法也颇有道理,即清廷不过是这帝国各部之间唯一的联系而已,清廷既遭推翻,各族人民有权走他自己的道路。”13

   无论是拉铁摩尔还是傅礼初、杉山正明,都清楚表达了清朝作为一个内亚帝国与“中国”的影像并不重叠。米华健在《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一书中所绘出的清帝国不是费正清的“同心圆模式”,而是一个多中心的汉、满、蒙、回、藏的并列结构——清朝是一个多元化的帝国。14 这种多元化帝国的历史构成了今天中国国家建构的困境,杜赞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清帝国是一个多重的、多元结构的组合,在对待不同族群时有一种特殊的模式,由于这种历史遗产,它不能被撕裂开来,生造出某种特殊的民族国家身份。”15这种观点实际也代表了“新清史”隐含的政治指向。

   对于“新清史”片面强调“内亚观”的倾向已经引起学界的诸多讨论。“虽然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但存在强弱轻重的差别。……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朝,当然是内亚性最强烈的时期,但秦、汉、唐、宋、明这些时代里,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的时候还相当重要。同时,即使在内亚性最为强烈的那些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内亚性也有着不均匀的分布。”16内亚性并非之于中国性呈现对立的面向,内亚性之于中国史实际是常态化的现象。

   “‘西域’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中亚史的一部分,要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史和中亚史都不能不研究‘西域’史。”17正确指明了“三史”之间的关系,“西域史”作为中国史与中亚史重置部分,需要以一种交叉的眼光予以观察。否则,就容易陷入到简单化的内亚史观或中原史观中。18马戎教授指出,由于历史惯性,“部族国家”在向“民族国家”转型时很容易转型为“族群的‘民族’模式”。19从内亚的情况看,并非是“历史惯性”的左右,而是地缘政治使然。

   二、内亚近代转向、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在“新清史”的视角下,内亚近代史的转向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控制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楚河、塔拉斯河的广大地区,建立史上最后的游牧帝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欧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即从传统的南北关系(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关系)改变为新的南北格局(清朝与俄国定居国家对峙下的南北格局)。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汗国这一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世界历史意义。如巴菲尔德指出,“对准噶尔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的历史。在这之后,内陆亚洲的冲突将出现在两个依旧存在的定居力量:俄国和中国之间。持续两千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20。濮德培认为,“一个强大、独立的蒙古游牧政权在草原的消灭,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草原地区的切分意味着一个流动、自由往来、征战和边界变动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蒙古人的分裂、分散和消灭——他们现在散布于从伏尔加河到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是在欧亚大陆发生的最广的非自愿人群散布之一” 21。

   在这一视角下,米华健重新解读了1777年土尔扈特部东迁中国这一事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欧亚大陆中部重建新的、宏大的草原—农耕帝国的竞争的冲击。从俄罗斯帝国逃脱到清帝国的版图上,成为大清臣民获得优待的同时,土尔扈特却丧失了再次迁徙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将会破坏两大帝国清与俄罗斯的日益稳固的边界。由此,内亚历史转变为两大定居国家的南北关系——俄国与清朝的对峙,不仅终结了蒙古体系的世界史,而且也终结了影响内亚历史发展变迁数千年之久游牧-定居的南北结构。中亚民族塑造的力量也不再是游牧民和定居民的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了。22米华健指出,土尔扈特迁入清朝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新型的“多民族”辽阔帝国的开端,后者的形成将塑造中国、俄罗斯、中亚及内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随着西方海国的殖民探险,世界的地理轮廓逐渐清晰,俄国与英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在欧亚大陆多个战略要地进行势力争夺,其中内亚是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内亚的“多民族”的形成已经不再由草原-绿洲结构所决定,而是开始由地缘政治时代下的英-俄为主导国际格局所决定,这或许比强调清朝与俄国对峙作为近代化的开端更为合理。“19世纪下半叶是中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蒙古帝国解体以后,直至18世纪末,部分地区甚至到19世纪,在辽阔的中亚地区,各个独立的政治体内部发展着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形态;一个新的时代随即拉开序幕并导致许多的变化。由于汇集了重大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该地区显著的地缘政治地位变得非常重要。”24

首先,化“鞑靼”为“中亚”——海洋地缘政治体系取代蒙古内亚体系。 “从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开始意识到控制、甚或占有中亚的重要性,所有的主要参与者(英国、俄国,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都确立了各自对该地区的认识体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在西方的史籍中,‘中亚’一词开始取代‘鞑靼’地区,随着它在俄语、英语、法语及其他语言的译文中大量使用,‘中亚’的提法在19世纪后半期已被广泛接受”。 由此,“一种崭新且全面的地缘政治形势在广阔的中亚地区发展确立。”25中亚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已经不单纯在内陆,而是指向了海洋——英属印度——英俄“大博弈”的焦点。去中亚的“鞑靼”化标签,标志着西方国家作为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体系取代了蒙古体系。其次,西方重建中亚的历史编年体系,将其纳入西方的知识视野。“对19世纪后半叶中亚国家或国家结构的历史研究,受到了源于本地区内外不同编史传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俄国、英国和中国,另一方面是布哈拉、希瓦、浩罕、哈萨克、阿富汗与伊朗。在中亚拥有利益的各个强国发展了各不相同的认知传统,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前一时期(16与17世纪)有着明显的不同,那时的文献资源还是以当地资源为主,因为中亚未来的征服者当时对中亚地区仍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26以西方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东方学对于内亚进行了重新的知识分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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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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