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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苏联的最后时刻

——评《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

更新时间:2016-01-06 10:13:10
作者: 左凤荣 (进入专栏)  

   《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是由美国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大卫·雷姆尼克所写的见闻与思考,由台湾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作者于1988年至1992年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亲眼见证了苏联的改革和解体。

   大卫·雷姆尼克以其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敬业精神,探访了遍布苏联全境的重大事件发生地,采访了上千名当时的苏联人,他们中既有家喻户晓的各界名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或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从而全面反映了苏联剧变年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部长篇巨著虽然不是一部史学著作,却极具史实价值,是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的学者或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需要参考的一部书。作为一名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我恰恰看重的也是这一点。

   该书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力,曾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我认为作者获此殊荣也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对其辛勤劳动的肯定。作者通过对当事人和重大事件的剖析,分析了导致苏联这个红色帝国崩溃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该书分上下两卷、共五个部分再现苏联帝国崩溃的图景。上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记忆之名,描写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镇压的真相被揭开后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第二部分,民主的远景,谈了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对社会的冲击,俄罗斯如何探索民主政体的建立之路。下卷包括三部分:第三部分,革命之日,描写了苏联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围绕改革和国家体制建设的斗争与角力;第四部分,第一次发生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描写了强硬派发动的8?19政变,本欲挽救苏联,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第五部分,旧帝国的遗绪,描写了新俄罗斯并没有因为摆脱共产党、摆脱共产主义而过上想要的生活,人民仍在痛苦中挣扎,还没有找到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由于作者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在描写历史,因此,历史实际上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在其采访各色人物或叙述所见所闻时,都离不开对苏联历史的追溯。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在研究苏联历史问题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探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真正原因。

   历史真相成为苏联民众难以承受之重

   作者从8·19政变入手,揭示了政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来,“那些共产党员、克格勃头子、军人、百万名公务人员都在虚幻的历史中成长,因而无法承受真相。”“当历史不再是党国的武器,党国必然毁灭。”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主要是斯大林时代的滥杀无辜,也包括人们对苏联体制实质的认识。

   作者显然不认同苏联的体制,因此他特别好奇当时还健在的卡冈诺维奇怎么看待苏联的制度。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主要当权者,曾经积极参与斯大林体制的建立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作者很好奇用如此残酷手段来维护某种制度的人长什么样?在改革年代他是否会有悔意?但作者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经过种种努力都没有见到这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活化石。作者通过对斯大林时任外交部长的李维诺夫后人帕维尔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描写,展现了人们是如何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审视苏联那段历史的,又如何成了苏联体制的反对者。“苏联入侵布拉格之举,象征了‘解冻’及‘充满人道精神的社会主义’即将双双迈入死亡。”该事件遭到大批知识分子的反对,作者描写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何来到红场,表达对苏联入侵捷克的不满,也描写了这些示威者是如何被克格勃所逮捕和被判刑的。

   作者从其所见所闻和人们情绪的变化中,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在曾经名为苏联的地方生活、旅行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发现自己无意间闲逛到了旧集中营。”作者的这一体验恰恰说明了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残酷和规模之大,通过对许多当年受害者或这些受害者后代的接触,从他们口中作者深切了解了当时大清洗的残酷性,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会随着他们的母亲被带进集中营。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彻底认清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彻底为那些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受害者平反,苏共完全可以与过去的错误切割,真正做到“凤凰涅磐、欲火重生”,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许有了新的起点,向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勇气这么做,他对斯大林的否定是片面的,否定的只是那些残酷的镇压手段,而没有深入思考斯大林为什么搞大镇压。在其改革的进程中,常常“进一步,退两步”,对斯大林的态度取决于其政治需要,其改革也仍是在斯大林体制内打转,效果自然不佳,最后他被一群保守分子赶下了政治舞台,苏联又开始了“新斯大林主义”。

   在勃列日涅夫大搞“新斯大林主义”,加强思想控制之时,历史当然又成了研究的禁区,只有官方的歌功颂德的历史描述存在,历史的真相又被精心掩盖起来了,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禁止发行,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解冻”时期的许多作品被从图书馆撤走了,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但苏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特别是那些作家,不管是被赶出苏联的,还是留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仍在创作,也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历史的真相,如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写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古拉格群岛》等,这些作品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相继在苏联问世,对人们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人用《真理报》当封面,在私下阅读不被官方认可的这些“地下出版物”。苏联的事情也证明,历史真相是难以掩盖的。作者认为,“这个政权宁愿毁掉它最聪明的子裔,也不愿意让给别人。这个老迈的暴君仰赖于一座巨大无比的生命系统,百万名特务、告密者、警察、典狱长、律师、法官,全都随伺在侧,让他继续呼吸。”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长久。

   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如果不推翻过去历史的神话,不否定斯大林体制,根本不可能进行改革和更新社会主义。于是,在改革开始后,民主化、公开性的氛围迅速发展,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历史热”,人们对过去历史真相探究的热情高涨,一些曾被禁的书刊、电影问世,对人们心灵的震憾超出了苏共领导人的想象。1987年开始上映的阿布拉泽所拍摄的电影《忏悔》,在本书作者看来,其影响甚至可以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提并论。《忏悔》描写的是一位苏联30年代的典型官员,他相信自己要建立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走向这个美好的未来而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他认为的“敌人”,他的儿子也像他一样残酷,但他的孙子托尼克无法理解前辈的行为,最后无法承受祖辈的行为的影响而举枪自杀。电影的主题展现的是人性与强权、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苏联历史的真相会对社会、对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他号召不留“历史空白点”,鼓励人们揭示历史的真相。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讲话中,对苏联历史还是基本肯定的,对集体化、工业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对布哈林的问题上,他否定布哈林对集体化的反对态度,但又肯定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最重要的理论家,其核心还是要说明苏联的历史辉煌的一面是主要的。但苏联民众并不买账,苏联人无法承受历史的真相,在大清洗事件被不断披露后,人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信心动摇了,最后要抛弃这种制度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如何看待苏联体制的问题上,苏共党内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身为苏共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对社会上对苏联体制的批评忧心仲仲,恰在此时,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这篇实质上为斯大林辩护的信发表了,利加乔夫曾对此大为推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反改革的宣言,政治局要求雅科夫列夫写文章反驳。作者拜访了安德列耶娃本人。在作者的笔下,安德列耶娃生活在很小的房子里,房间里有很多书,是一个很善于操持家务的强势女人,能在短时间内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在与安德列耶娃的谈话中,作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她对现实的不满,对犹太人的偏见。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的真相也不可能永远被掩盖,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历史。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有斯大林个人的原因,更有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的原因,苏共完全可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既向人们讲清当时发生一切的根源,也向人们说明苏联的历史并非一片黑暗,苏联社会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苏共不是把历史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只颂扬不批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样,历史就不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包袱,更不会成为影响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

   如何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

   斯大林时期用强有力的高压手段维护着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的统治手法,但在改革和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是需要戈尔巴乔夫解决的问题。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忽视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不慎重地撤换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库纳耶夫,换上俄罗斯人科尔宾,引发了阿拉木图骚乱,但戈尔巴乔夫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没有重视民族问题,“他与同僚完全忽视了民族问题”。

   在危机面前,戈尔巴乔夫收缩战线,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干涉东欧,以便集中力量维护苏联的联邦体制,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联邦制的威胁最初来自波罗的海三国,但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这三个小国的民族运动并没有重视,使他们从开始要求经济权利、发展本民族文化,最后发展到要求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为其提供了条件,“波罗的海的领袖在发展公开言论时,都能够巧妙地仿效戈尔巴乔夫的口吻,并用于捍卫自己的处境与立场。……对莫斯科来说,在这个时代使用暴力的代价,一定比在1956年或1968年更高。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是通过传统的征服手段形成的,其民族分布类似马赛克式的结构,尽管苏共不断宣传苏联已经形成了新的共同体——“苏维埃民族”,但不是事实。苏联是靠行政的力量,而不是经济和共同体意识所构成的“多民族联邦政体”。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在重复苏共以往的宣传口号,宣称苏联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却开启了苏联帝国解体的大幕。“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好几年,立陶宛‘自由运动’的领导人、音乐史教授兰茨贝吉斯就曾主张,立陶宛文化的保存才是唯一可行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也就是莫斯科当局处心积虑想要毁掉的那些东西,应该就有成功的机会’。……1989年,当政治机会降临时,立陶宛‘自由运动’与兰茨贝吉斯立刻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一场历史记忆的复兴运动。”他们恢复了许多街道的传统地名,不再使用俄语,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波罗的海人只说事实,然后逼迫克里姆林宫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波罗的海人捍卫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厘清历史事实,与戈尔巴乔夫过去的作为如出一辙。《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让苏联得以从纳粹手中取得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权,因此,这个控制权是种地缘政治下的妥协产物。波罗的海人的第二步则是纯粹的逻辑推演:如果1939年以后的苏联统治是非法侵占,那么苏联始终是非法统治者,因此,波罗的海国家只需要重申其独立地位。”当苏联承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时,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了。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来到立陶宛,试图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但没有成功。

对于苏联的命运,在1990年初莫斯科大学的一次讨论课上,“几乎每一位学生都预测苏联即将解体,但每个人都害怕这旧政体将抗拒这个结局。”但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意识到。对联盟的打击远远超出波罗的海三国的是乌克兰,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那一刻,“旧政体分别从实际与隐喻的角度中彻底瓦解,追求独立、反抗苏联的乌克兰则翩然诞生。”“切尔诺贝利实现了苏联政权的所有诅咒:衰败与自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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