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张俞（北宋）
“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典型的成就，并不在于为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也买得起，作为稳步减少劳动量的回报。”
——约瑟夫• 熊彼特（1942年）
一
1978年11月6—17日，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访英国。出访之前，他一度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以及贫穷和剥削。这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对伦敦的认知，尚且完全由卡尔• 马克思和查尔斯• 狄更斯主宰。然而，让他意外的是，他不但没有看到贫穷和剥削，还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街头一个垃圾收集工的1/6。一份他后来的谈话记录记载了他的反应：“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 科斯在他的著作《变革中国》中讲述了这个故事。1978年可以说是中国大变革的前夜。这场变革的主要内容正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转而拥抱市场经济的过程。和科斯同被归类于产权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张五常评价这个过程时说，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当然，我们可以说王震副总理尚且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最黄金的时代和最杰出的选手——如果他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硅谷，那架整日整夜轰鸣的创新机器和财富喷泉，还不知做何感慨。即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1978年也是为市场经济松绑的前夜。随着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和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英国和美国迎来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高峰。首相和总统都是自由市场学说的信徒。米尔顿• 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通过政治家之手在深刻地塑造着世界。
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另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徒，在他的自传《动荡年代》中说，20世纪最关键的辩论，是政府要控制到什么程度才是对全民福祉最好的问题。辩论的一方是卡尔• 马克思的信徒们，另外一方则是包括弗里德曼、哈耶克和卡尔• 波普尔在内的自由市场学说的坚持者。直到1978年，已经80岁的哈耶克仍然对这场辩论意犹未尽—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和乔治• 奥威尔的《1984》一样，是对计划经济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记重拳。他的全集的编撰者说，这位自由市场的圣徒“希望让这场辩论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会，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
这场精神上的或者说学术上的辩论会当然没有发生。但是在一个更加现实的世界中，两大经济组织的竞争从未停止，而且很快要见分晓，尽管它们已经交锋了40年仍然难分胜负。“即使你在实验室里，也无法创造出比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还要好的经济实验。这两个国家，从相同文化、相同语言、相同历史和相同价值系统开始。40年来，它们互相竞争，绝少有商业往来。实验所要测试的最大差异是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市场资本主义对中央计划经济。”艾伦• 格林斯潘感慨道。
格林斯潘自己也参与了这场竞争。在他为里根总统工作期间，他接到白宫的一项任务，希望他检查美国评估的苏联在军备增加过度耗用资源时的承受能力。白宫正在进行一场豪赌，赌注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崩溃。“总统的星际大战策略就建立在苏联经济无法和我们匹敌的假设上。我们的想法是，一旦军备竞赛升级，苏联如果想要跟上就会崩溃，要不然他们会要求谈判：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此时我们都可以出手，而冷战也将结束。”虽然格林斯潘的结论是，他无法判断苏联经济对军备竞赛的真实承受能力，因为他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但是结果却正如里根和他的顾问团队预料的那样：因为无法承受军备竞赛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同美国在军事上的竞争，转而推行新思维。
“如果要为过去这1/4个世纪下一句结论，那就是市场资本主义力量之复兴。”格林斯潘说。毫无疑问，中国正是这场复兴的重要一部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越发重要。一直到今天，无数杰出的头脑仍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而有的国家富有。同时，也有众多的聪慧之士想要解释清楚，为何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如此的增长奇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个答案就是市场的复兴。它包括一系列的元素，比如对产权的保护、政府之手的合理摆放、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涌现。艾伦• 格林斯潘说：“我想不出来有任何的环境，是扩大法治和强化产权所繁荣不起来的。”
“市场是唯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此意图，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为相距遥远、素不相识的个人的需求提供服务。这种分散的知识从本质上说只能是分散的，不可能被集中起来传递给专门负责创设秩序这项任务的某个权力机构。”哈耶克则这样评价市场。
对于财产权，他的观点是：“我个人宁愿没有财产生活在一片其他许多人拥有一些财产的土地上，也不愿生活在一个全部财产归集体所有，由权力机构安排其用途的地方。”这些不断重复的论调，因为有强大的经济体在为其背书而为很多人接受。它构成了曾喧嚣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一部分—“历史终结”的说法由弗朗西斯• 福山提出。这位政治学者认为人类已经抵达了制度探索的终点，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会成为所有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
产权经济学派的开创者，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罗纳德• 科斯梳理了中国是如何开始一步一步拥抱市场的。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在1976年开始着手重启“四个现代化”这一强调经济发展的计划。“两年任期内，华国锋成功地将中国的发展方向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但是真正重启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是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的邓小平。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开端。尽管科斯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根本没有提及“市场”二字。但重要的是，“他们思想开放，愿意接受任何能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以及将实践作为一切的判断标准”。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不再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决定”说“：改革经济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在后来被广泛赞扬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各个方面似乎都在突飞猛进，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业，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则解放了工商业。
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果断地推动中国在市场之路上继续向前迈步。通过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地把那些毫无意义而扰人心神的意识形态争论撇在一旁，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责无旁贷，亲自肩负了重新点燃中国市场化改革之火的重担”。
结果，1992年被称为改革开放年。根据中国人事部的统计数据，这一年，“有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从商，而停薪留职从商的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在中国的商业界，因此有一批人被称为“92派”，指受到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鼓舞，在1992年开始经商的人。“92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泰康人寿和嘉德拍卖的创始人陈东升，包括复星集团的创始人郭广昌、梁信军，也包括中坤集团的黄怒波。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在中国运转。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并扩大了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起的作用。”科斯说。他认为，“中国彻底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
邓小平也因为“让中国人富起来”而收获了众多人的敬重。在我访问的很多商业明星中，不止一位在回答“谁是你尊敬的人”时，选择了邓小平。即使人们对他的评价有所分歧，那也是分歧的一方认为邓小平没有将中国在制度变迁的道路上带得更远。
二
约翰• 戴维森• 洛克菲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也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人之一。和那个年代西方大部分亿万富翁一样，他信奉上帝、工作、金钱和节俭，是记者们追逐的对象，关于他的报道绝大部分都没好话。
第一本洛克菲勒传记的作者名叫艾达• 塔贝尔，是那个年代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1922年的《纽约时报》曾将她列为“美国在世的12位伟大女性之一”。她和她的老板林肯• 斯蒂芬斯是著名的“扒粪运动”的主力。“扒粪运动”的称号来自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讥讽这些眼睛只盯着美国黑暗面的记者们为“扒粪者”。这些黑幕揭发者却为此自豪，将这个称呼视为褒扬。艾达• 塔贝尔将约翰• 洛克菲勒视为一个恶棍、垄断者和侵害公众利益的人。这个形象终其一生都成为洛克菲勒难以摆脱的阴影。洛克菲勒是那群被称为“强盗大亨”的商人中的一员。这个群体的成员包括我们熟知的钢铁大王安德鲁• 卡内基、汽车巨头亨利• 福特、权倾一时的银行家J •P• 摩根，以及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等。美国作家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列出了有史以来全球最富有的人。他发现其中有14位出生在1831—1840年，包括我们提到的洛克菲勒、卡内基和J •P• 摩根。
他们赶上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窗口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正是历史上经济发生最大变革的时代。铁路正在兴建，华尔街开始繁荣，制造业正蓬勃发展，传统的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经济体制开始形成—这些因素对他们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当经济正发生变革的时候，如果你刚好20多岁，又能准确把握机遇，那么成功就近在眼前了。如果你出生在40年代之后，那你就错过了机会，因为那时你的年龄太小，无法掌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如果你出生在20年代，你的年龄又太大了，你的思维已经老化，观念还停留在南北战争之前；只有30年代的9个年头才是‘一个奇特的黄金年代’。”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巨大的历史机会窗口期并不多见。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引发的革命可以算是一次机会窗口期，它造就了许多互联网富豪，比尔• 盖茨、史蒂夫• 鲍尔默、拉里• 埃里森、史蒂夫• 乔布斯、迈克尔• 戴尔这些人都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常客；甚至苏联的经济转轨也是一次历史窗口期，叶利钦的私有化浪潮造就了一大批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们，比如曾经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媒体大亨古辛斯基、购买了切尔西的阿布拉莫维奇……
要想成为伟大的商人或者巨富，除了个人身上所有的远见、冒险精神、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勤奋工作等等所有成功学教给你的特质，还需要时代的机会窗口。
对照中国来看，这个巨大的历史机会窗口期同样存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大规模的亿万富翁群体。媒体狂轰滥炸式的报道已经将他们中的很多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名人。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商业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最大的时尚。
回到洛克菲勒。在他的晚年，洛克菲勒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者。积累财富曾是他最大的工作，也成为他最大的负担，捐赠财富则成为他晚年的主要事业。他和安德鲁• 卡内基展开了一场关于捐赠的竞赛。卡内基说，如果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则认为，他只是上帝的财富的看护者。上帝让他成为巨富，是为了让他更有效率地使用和分配这些金钱。卡内基建成了遍布全美的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在教育和医药上捐赠甚多。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基金会仍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慈善机构之一。
在我们的时代，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总是居于前五位的比尔• 盖茨和沃伦• 巴菲特发起了“捐赠承诺”运动。他们号召巨富们承诺在去世之后将自己财富中的一定比例捐赠给慈善和公益事业。“捐赠承诺”可以说是继承了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慈善竞赛的精神。格拉德威尔在他写史蒂夫• 乔布斯的文章中说，长远来看，乔布斯可能会被人们遗忘，他的老对头比尔• 盖茨则可能因为他的慈善事业而被记住。
我并不是想说，商业的意义就在于积累财富，然后捐赠财富。我想要表达的是，对于所有商人而言，他们必然都会思考商业的意义，想要明白商业和随商业而来的财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为，当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它已经与你无关—无论一个人怎样挥霍，他能消耗的财富总是有限的。更何况，很大一部分大商人，都是物质世界里的苦行僧。他们的节俭程度常常让人瞠目结舌。
对于其他所有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市场精英们的影响—想一想新浪微博、腾讯微信、淘宝、招商银行和宽带网络（我在这里仅仅列举了一些中国公司提供的服务），这些产品或你享受到的服务都同商业有关。因此，我们也要思考商业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慈善或社会责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可以攻击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等人是强盗大亨，但他们无从否认，人人都受益于石油、汽车和铁路行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大亨们将我们推入了“现代”。亨利• 福特有句著名的话：“年轻人，现代是我创造的。” 不过，对于商业和财富的鄙视已经是一个历史传统。洛克菲勒难以摆脱的阴影，今天的中国商业精英们同样难以摆脱，甚至可能会更加恶劣。他们总是一边接受赞美，一边接受憎恶。赞美者渴望拥有像他们那样的巨大财富，憎恶者则将一切社会不公归罪于他们。而这两者可能都误解了他们，也误解了商业的真正意义。
三
尽管生活在一个让我们摆脱了稀缺恐惧的丰裕年代，但是进步带来的却不仅仅是丰裕，还有质疑。而且，这种质疑很多时候正是针对商业本身的。
北宋诗人张俞在一首诗中写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如果就历史的这一片段而言，没有人能否认这首诗所揭露出的不公，以及其中让人愤慨之处。在革命叙事中，它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进行重新分配。虽然这种重新分配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整个社会迅速回到一个貌似公平的状态，但是它造成的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和对商业的敌视必然使整个社会在接下来举步维艰。艾伦• 格林斯潘在谈到拉丁美洲经济中的民粹主义现象时曾说，民粹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正是，热衷于谈论正义、公平、贫富差距和土地改革，但是对接下来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却闭口不谈。这最终造成了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恶性循环：经济越是停滞，不平等就越是引人瞩目，而民粹主义就越得人心，然后经济就越发停滞……
对商业的敌视一直是一个历史现象，无论中外，尽管很多中国的商业观察者会争辩说，中国历史上对商人的敌视更加严重。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引用他人的观点说，纵观历史，“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视和诅咒的对象……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是不诚实的”，“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针对财富的诅咒不绝于耳。《圣经》中说，富人进天堂，难于骆驼穿过针眼；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说过，在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是同样巨大的罪恶；共产主义的导师卡尔•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中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由的市场经济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哲学，对商业的敌视也从未消逝。质疑一直存在。科斯说：“如果我们比较相对所得，就会发现没有输家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即使所有人都在改革中过上更好的日子，在绝对意义上是赢家，许多人在收入阶梯的相对位置上却很难不发生改变。从相对收入来看，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输家。”他针对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但对于所有的改革都同样成立。
这种大众情绪中对财富和商业的敌视受到了很多理智的辩驳。或许在对商业和企业家的辩护中，没有比约瑟夫• 熊彼特更为有力的言辞了。熊彼特是一位奥地利人，他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要成为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伟大的骑士和最伟大的情人。后两点我们无从讨论，但我们知道，他成为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梦想却受到了英国人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的极大挑战。相比之下，凯恩斯当时是一个更受欢迎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被视为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和战后欧洲复兴的理论基础。而熊彼特则傲慢地说，他不是那种开药方的经济学家。
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大爆炸却让熊彼特和他的“创造性破坏”成为媒体记者和科技企业家的口头禅。在创造性破坏的理论之下，正是企业家们的创新才能打破了旧有的经济格局，推动着整个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管理学大师彼得• 德鲁克在为《财富》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盛赞熊彼特经济学，称其为“熊彼特的动态的、增长的、活动的以及变化的经济”，“熊彼特的创新者以及他的创造性破坏，是唯一可以解释利润及其来源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同样感慨于商业和市场受到的敌视。他写道：“现在公众对商业的心理是如此的恶劣，以至于谴责资本主义及其全部工作成为约定的结论……不管他的政治倾向如何，每一个作者和演说者都急于遵守这个规则，强调他的批判态度，表明他没有‘满足情绪’，他相信资本主义成就的不足，他厌恶资本主义和对反对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同情。任何其他态度不但被看成愚蠢无知，而且被看成是反社会和不道德的奴隶心理的表现。”
他决绝地宣布：“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接下来，他描述了那个已经成为媒体上以及商业巨头口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创造性破坏”：“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
“在熊彼特的经济学中，问题总是这样的：有足够的利润吗？有足够的资本形成来提供将来的成本、维持业务运行的成本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吗？”德鲁克说。它不仅描述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将“利润”从巴尔扎克和马克思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而史蒂夫• 乔布斯、比尔• 盖茨、拉里• 埃里森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就像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代言人一样活跃在全世界的媒体上。
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进一步宣称，创造性破坏的最大受益者，正是最大范围内的公众。创造性破坏会解决“遍身绫罗者，不是养蚕人”的困境，会解答那些进步带来的质疑和公众与知识分子敌视商业的原因。“任何社会改革家迄今支持的所有迫切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毫无例外，甚至包括大部分幻想在内—或者会自动得到满足，或者无须重大地干预资本主义过程便能得到满足。”他说，“无疑有一些现代工人可以得到的物品是路易十四本人极欲得到但无法得到的东西—比如现代牙科技术。从总体上说，那种高收入水平的人从资本主义成就中得到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极少的，甚至快速旅行对于一个高贵的绅士来说也不是很值得重视的事情。电灯对于有钱买足够多蜡烛和雇人照料蜡烛的任何人来说，不是巨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皮靴、汽车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对富人生活有多么了不起的改进。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典型成就，并不在于为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也买得起，作为稳步减少劳动量的回报。”熊彼特的这段话是所有为商业辩护的文字中，最具说服力的一段。熊彼特的观点像回声一般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响起：“占数量多数的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占数量少数的富人”，“财产、契约、贸易和资本的运用，并非只对少数人有利。”
他像熊彼特一样为商业和利润辩护：“很难相信，凡是对市场有正确了解的人，会诚心谴责对利润的追求。鄙视利润是因为无知，是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赞赏禁欲主义者有这种态度。这个世界的财富中微小的一点儿便可以让他们心满意足，但是如果以限制别人利润的方式来落实这种态度，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这等于把禁欲主义强加于人，当然也是对一切人的剥夺。”
因此，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商业的意义正在于，以利润作为激励，激发人们身上潜藏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的方式，来造福于最大多数的人。它可能是改变社会的效率最高和造成破坏性最少的方式。所有针对商业的质疑，最终也都会被破坏性创造造成的持续不断的进步所改变，除非它仅仅是一种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