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3日，朱九思走完了他不同寻常的百年人生路。他的离世，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哀思！

1980年，我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全国统一招考的考试。我报考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助理研究员，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拟录。可是因为外地被录取进京人员的家属户口和住房短期内无法解决，录取通知也就卡壳了。我正准备去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任教，华中工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我老师李其驹先生出任所长。他征得朱九思本人同意，实搭帮朱九思“广积人”的人才引进和率先在工科大学办文科的胆识举措，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于1981年4月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联想到我1978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而未予录取和1981年审档中我在邵阳县任教那个要命的鉴定“领导要他下河，他要上山；领导要他上山，他要下河”而几乎泡汤，我特别感恩于华中工学院和朱九思！

朱九思先生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和有远见的教育家，他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也是与我同系的老学长。但是，1984年他离开华工领导岗位前，我虽然很崇敬他，但个人交往只限于我在华工出版《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1985年11月21日，我给他写信寻求帮助，附了书稿说明和目录。12月16日院办复我，告朱九思已将我的信转华工出版社研究。1986年2月24日，我为此向他写信表达谢意。信送去院办，第二天25日，他向华工出版社“建议出版”。

1986年6月8日，我第一次拜见赫赫有名的朱九思。[1]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时，他不无警惕地连问：“你找谁？你是谁？”当笔者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才进屋落座。他当时因为韩浩诈骗案处于停职检查，可能因为门庭冷落车马稀吧，我虽然是素昧平生第一次造访，他仍然很高兴。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五点，但主要是我谈。我谈了对他在韩浩诈骗案中上当受骗的看法，谈了我自己的情况，包括书稿《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在华工出版所遇到的问题，我的《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兼评一个 “模式”》论文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华工文科已失去发展的强劲势头，科研经费紧张，我想调走等等，我还送给他我与人合译的《认识结构与科学革命》一书。他也问了我很多情况，包括我的籍贯、年龄、夫人，孩子和我在武大哲学系读李达实验班的由来以及这次武大开李达学术讨论会的情况[2]。他劝我留在华工，慢慢来。去安徽参加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的经费也没有问题，可找院领导直接批等等。我深感他所说的甚为实在，对我是真心爱护。我也斗胆“建议他以后少参与事业开拓，毕竟古稀了，精力不济了；应当坐下来研究，回忆，思考，写点东西。他亦然然。”我要走了，他送我下楼，直到我骑上单车他才转身。

从此，我受到朱九思的诸多关爱。他每凡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都派他的秘书送我阅读。他得知陆定一为拙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题签，看了杨献珍为此书写的序，别提有多高兴。(1987)8月5日上午，他给我写信说：“杨老序写的太好了，应设法早日发表。最好是光明日报，因读者面广。同时书评应请名家写，亦争取早日发表。这两件事都要争取在出版社交出征订单以前实现，以争取更多的发行数。如能在今年底明年初出书，则上述两事应争取在今年九、十月间、至迟十一月实现。总之，要与出版社密切磋商，配合进行。”他还在信封上附注：“请能设法早日送到他之手，适逢假期，容易误事”。这封反映其特有的快捷、周密、过细的领导风格的信给了我极大鼓舞。虽然《光明日报》并没有刊杨序(杨序是在《理论信息报》发的)，我也没有请人写书评；但是，此生难忘关情处！

因为我常参加学术会议，结识一些不大不小的学者型京官。他们来华工，往往只要问一句王某人，我也就被邀请敬陪末座。有一次，我跟时任朱玉泉书记开玩笑说：“我在你们领导的宴会上吃了蛮多的白食，你们究竟认不认识我啊？”书记笑着说：“谁不认识你王某人啊，老领导还要我们好好关照你呢！”我调皮而自嘲地说：“别的并不劳领导费心关照，只是我上课讲错了话，写文章写错了字，你们领导手下留情不批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关照了！”由此亦足见朱九思的很重感情和对我的关爱。

朱九思作为华工主要领导人之一，31年如一日，孤心苦诣，殚尽竭虑，倾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发挥自己的全部聪明和才智，带领华工党委和行政一班人，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敢干竞争，善于转化，引领工科改革新潮流、实现了华中工学院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使它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理工文管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为华工的创办和发展，特别是文革之后的崛起、也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当代中国可圈可点、屈指可数的著名教育家。他一门心思办华工，人格高洁，德高望重，无不良嚐好，不谋不正当的私利。有感于他的品行、思想和贡献，我决定撰写《朱九思评传》。

说到为朱九思写传，也算由来已久。1987年，我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人民日报科教部组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多卷本撰写“李达”， 以文会友，与责任编辑曾卓成了神交无碍的朋友。我向他建议收入朱九思传，他既动心，又尽心。我向朱九思说过此事，并建议由对他多有了解的老华工人来写。我还提到两位人选。一位是被称为他的“金童玉女”之金童，一位是华工之文胆。他说：“他们当然可以，但胆识不够，要写还是由你写。”我说：“我是新华工，情况不了解，笔力也不行。”因为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有不同意见，此事就打住了。后来，我所建议的这两位人选也都过世了。

还有他的一位博士生倾心于为他写传，并搜集了大量资料，其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他。然而，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他仍然选择了我。

2007年暑假，我将撰写朱传正式提上日程。我和程红每隔一天去张家弯朱府，听他作一生经历的自述。每次三小时，十多次下来，我对他这一生的经历梗概也就清楚了。然后开始阅读他的论著，搜集必要的资料，构思谋篇。因为我虽然已于2003年退休，但仍在怀化学院做特聘，全职教学与科研，除了寒暑假在汉，我与朱九思的联系全靠电话和书信。他给我写过一些短信，给我邮寄相关资料，还批阅我的大部分样稿。特别是，他以报纸总编的职业水准，增删纠错，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但是对于我在本书中的理念包括对他失误的直书却充分尊重，只字未动。充分体现了他的宽大胸怀和包容精神。

朱九思逝世后，有文章提出“他始终以政治家和教育家来严格要求自己，并努力践行”。“无论在任何时期，先生始终以革命家的胸怀和政治家的气魄，始终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领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丝毫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培养‘四有新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因此，保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认为他所“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是“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然而，从笔者与朱九思先生的接触和观察，却并非尽然。

朱九思诚然是1937年入党的资深革命家，但他办华中工学院却不能用“政治家办报”来类推“政治家办学”。新中国的教育是共产党领导的，他当然得坚持党的领导，他自己就是华工改革、崛起关键时期书记、院长一身而二任。他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说，他也同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右派和拔白旗。然而，对于华工的这些政治活动，他后来多有反思。他曾对笔者说：“我们没办法，但的确有责任”。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哲学研究所黄克剑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还不无痛惜地说：“我虽然看过一些哲学书，但对异化根本不懂，盲目崇拜胡乔木……当然，我也相信中央宣传部。我还把人道主义和人性混为一谈”。[3]

笔者的体悟是，在那极左年代，朱九思不仅不是政治家办学，他还难能可贵地抵制某些政治举措。文革前，他反对形式主义，实际上也是反对个人迷信，让人拆除了行政大楼楼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反对在校内到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尽管文革中为此受到批判，但他仍然不在政治上跟风。曾任驻华工军宣队负责人程远回忆说，1974年批林批孔，“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开会，迟群提出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朱九思回来传达时，他只传达了结合典型工程办专业，闭口不谈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当时我主持会议，下面不断递纸条，质问他为什么不说，我不断的把条子给他，他还是不传达。我佩服他的政治品质”。[4]

19世纪末，教育独立或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传入中国。20世纪初期，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和后来梅贻琦任校长的清华大学和再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治校都搞的非常成功。正是由于实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才吸引、涌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闻一多、朱自清、刘国典、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冯友兰等一批大师、大家，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北大才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引领民主、科学新潮流。上一世纪20年代，蔡元培《教育独立议》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5]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独立”之理想，早已成为吹弹可破的“肥皂泡”与永远“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历次风雨如磐的政治运动冲击大学，党和政府对大学事无巨细的直接指挥，哪还有教育独立？哪还有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尽管当年也有被称为“通天人物”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为抗命湖北省委人事任命而敢于向高教部长杨秀峰电报辞职所彰显的高校校长尊严的传奇，[6]也似乎是仅此个案，并且此时的李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元培。

朱九思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正是抓住了非常态的“办学自主权”。2000年5月，他回忆说：“‘文革’后期，由于有刘崑山同志的开明支持，对我来说，获得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文革’结束前，刘崑山同志及其他军代表陆续离校，上面重新任命我为学校党委书记。时隔不久，我们华中工学院第一任院长查谦先生谢世，上面又任命我为院长，一身二任。事有凑巧，当时又正处于国家教育部虽已通知收回对学校的领导权，但又尚未完全落实的过渡状态，并且这种‘过渡’意外地持续达六年之久，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更多地引进教师。当1983年上面发现我们引进了数百人之多，才明确通知将进人的批准权收上去了。但是从‘文革’后期到这时，我们大概已引进了六百多位教师，大体上适应了专业发展的需要……这已经改变了原来纯粹的工科大学模式并基本形成文、理、工、管相结合的格局，突破了‘全面学苏’的模式。”[7]

在我国长期处于封闭、“左”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开始改革开放、新旧体制酝酿转轨的时代，在高等学校一直实行部省双重领导和高度集权计划的管理体制下，朱九思更多地是善于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某些办学自主权。

首先是有理有节地“磨”。在刚刚走出“文革”阴影、摆脱“两个凡是”困扰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仍然按照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僵化运行的高等教育界，学科分家的思想仍然牢牢地捆绑着开放的脚步。朱九思率先提出大学学科综合化、在理工科大学办综合性大学这个大胆的思想和理念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向教育部报告，据理力争地“磨”。一次，教育部长蒋南翔来武汉开会，他又用国际学术界大量采用数学理论来解决工程领域内的诸多技术问题等事实说服蒋部长，征得他的同意后，又不厌其烦地给教育部汇报，进行论证，并在报上发表文章，最后取得蒋部长允许“试一试”的口头承诺，终于在举办应用数学专业上率先取得突破。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学校于1980年(按：实际上是1979年)开始创办理科和文科，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必须说明的是，经我们一再建议，终于取得了这位部长的支持，允许我们试一试。否则，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8]

其次是实事求是地“顶”。朱九思作为上级任命的华工领导人，总是要执行上级的决定，贯彻和实施上级的政策、方针、原则和指示。但是，上级的这些东西并不总是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他既不当收发室，也不怕掉乌纱帽，而是顶。当然，他不是蔡元培、李达那样的硬顶，而是软顶。他常引毛泽东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话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就是说，“上级的指示当然要执行，问题是如何执行。也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把上级的指示结合你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上级指示指示……作为一个学校，对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教育部、省委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执行，问题是如何坚决执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上级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相结合，这不是对上级指示有什么意见，而恰恰是对上级指示最好的执行、最坚决的执行……。工作方法很重要，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痛苦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9]

第三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办文科。一是教育部一时还不能批准办系的学科，他就先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这不需要教育部批准，学校自己就可以决定。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工成立了语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随后在这些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向教育部申请办系。中文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后来的哲学系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二是借助于他自延安以来所拥有的人事资源向上级主管部门疏通，直接办文科系。例如办新闻系，就是请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向教育部疏通，才获得许可办成的。

朱九思争取办学自主权尤其是靠扎实主动地“干”，赢得上级的信任和工作的主动。就是说，他以敢于竞争、善于转化的良好精神状态，主动出击，用说话算数的工作态度和过硬的工作成果来感动上级，来夯实“磨”和“顶”的基础。在“文革”年代，也许靠工作的一点主动性去“磨”，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一些任务，拿回一些课题，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工作，再去“磨”也就失去了信用，“磨”的效果就会迅速衰减。

由于新中国的教育是共产党领导的，因此朱九思办华工遵循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决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其次，“必须认真总结解放以来高等教育的经验，真正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真正走中国的道路”。第三，“必须具体研究高等教育的特点”。第四，“必须强调效益和效率”。第五，必须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具体说，他办华工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与认识教育规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按学科设置专业；狠抓基础课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搞好后勤保障等。

1978年3月，朱九思在全国科学大会书面发言中提出“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个独特提法在当时是很冒风险的，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说。虽然他的提法为大会作筹备工作的国家科委欣欣然，但教育部却拿不准：会不会“重科研，轻教学”？然而，正是这个有胆有识的主张，催生了华工一大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推动了华工的专业和学科建设：在加强基础理论、采用最新技术成就改造传统工科专业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专业，设立激光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微波技术等一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理工结合的专业，创办系统工程、生物力学、工程热物理、建筑学等综合性和边缘性学科专业，设立工程力学、应用数学、应用化学和应用物理专业，成立管理工程系，又从1980年起率先在工科办文科，成立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新闻系，到朱九思离开领导岗位，华中工学院已经设有包括理科、工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45个本科专业，成为新型综合性大学。

晚年朱九思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灵魂。”他联系1958年“教育革命”“拔白旗”、60年代的马寅初批判和孙冶方批判等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认为“这些错误的批判，不仅完全否定了学术自由、‘双百方针’，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严重挫伤了大批学者的积极性，而且由于现在大多数中青年教育工作者不了解这些往事及其严重性，有时难以判别是非，以致重复历史上的错误”。[10]

2003年，朱九思与人合作发表《从历史的教训谈学术自由》一文[11]，进一步从新中国历次学术批判的教训，说明学术自由的普世价值。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是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它是大学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用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定义就是“学者不受雇佣他们的院校的控制与限制，进行科研、教学和出版的权利”。用美国斯大坦福大学原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话，“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就是说，学者们的活动免受外界力量的干预，“这是学术自由的精髓所在，也是学者们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系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12]

进一步说，大学“围绕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学术自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思想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学的基本理念之一。“纵观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学术自由’思想得到最淋漓尽致体现的年代和地方。”[13]“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宛如在当时已行将朽木的北京大学中响起一声春雷，将它往日的陈腐、衰败之气荡涤得一干二净”，它“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新风”[14]。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的社会环境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处于剧烈的动荡、变幻之中，因而学术思想长期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很难有生长、发育之地，学术自由更无从谈起。”[15]“我们国家的学术思想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处于政治力量的干预之下，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思想受到政治批判和压制的事件屡见不鲜”。[16]他认为50年代以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经济领域孙冶方批判、哲学领域杨献珍批判等等“无疑对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等广泛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还要说，“学术自由也是学者人格的重要体现，是他们自觉地维护大学作为‘社会良心’之神圣殿堂的不屈精神的重要支柱，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因此，朱九思认为“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知识、对人才、对创造性劳动的尊重与宽容，只有具备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真正促进学术的繁荣，这是当前我国学术事业发展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17]

2007年11月，他《怎样办好大学》一文还呼吁“大学的主要领导一定要执行学术自由的政策，千万不能扼杀学术自由。特别在人文社科方面，由于不妥当的意识形态往往对学术自由有很大的干扰，所以必须更加坚决实施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杜绝学术问题政治化和行政化。”

笔者认为，以上所述都是朱九思为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值得今日之中国大学校长效法！

[1] 由于记忆有误，我在《朱九思评传》“后记”将此写成“1986年春节，我去张家塆冒昧造访朱府，给因受骗上当而落寞的他拜年”，现特依据本人日记更正。

[2] 根据“日记”：5月17日，武大召开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向朱九思讲梅白在会上大爆冷门——李达与毛泽东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论争等毛李50年代在汉交往旧事，讲他们只召开诞辰纪念会，而没有勇气召开纪念李达受迫害致死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不无滑机的是，当年迫害李达的省委工作组副组长史某以及武大党委常委柳某均坐在主席台上，又由原工作组成员童某主持下午的会议，可他们并没有任何反省。朱九思听了这些，只是笑。

[3]笔者 2009年7月28日访朱九思。

[4]笔者2007年9月18日访程远。

[5] 《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版，见留白《管的太具体，大学没希望》，【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6] 1963年，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前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决定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复职。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刘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刘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刘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情急之中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接到李达的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他马上把人事司司长叫来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杨通过红色电话机要通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电话。他对着话机向王通报情况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在王的过问下，省委收回成命。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也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

[7]《竞争与转化》“卷首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8]朱九思《往事重提》

[9] 朱九思《高等教育刍议》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第57页。

[10]朱九思《竞争与转化》，第96页。

[11] 载《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4期。

[12]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49-250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3]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4]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2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5]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3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6]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54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7]朱九思《开拓与改革》，第26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