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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天龙:如何“优雅”地“干涉“美国政治

更新时间:2016-01-03 10:12:16
作者: 游天龙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罗恩·德尔默最近很忙。

   自奥巴马政府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来,他就一直奔走于美国政坛两党各派系之间。他先是和一个亲以色列的福音派利益集团“基督徒团结为以色列”见面,向他们指出这个协议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战争;然后又邀请了一群共和党鹰派议员,希望这些议员能抵制奥巴马的这个协议在国会通过;接着又私下联络了一批国会民主党议员,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反对自己的总统,要勇敢的杀死这个协议;甚至他还接触了奥巴马在国会的铁杆,国会黑人议员党团,试图软化他们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他陆续和超过350名众议员和85名参议员见面,围绕伊朗核问题团结起反奥巴马势力来阻挠美伊这个历经12年谈判方取得的成果,而他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在这里,一个仅有八百万人口的小国的大使通过公开的、积极的、大量的活动来影响世界唯一霸权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他在华盛顿并不孤单,不仅英法德日等美国的盟国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国家的诉求,连很多拉美和欧洲的小国都有各自的渠道试图从与美国的关系中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对别国政策施加影响的努力也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就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天天都在发生。前不久亚洲协会主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对美中关系发表演讲,就中美继续接触对话进行努力;而美国前财政保尔森也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甚至出了一本书告诉美国人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打开微博微信,世界各国政要,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机构都有自己的认证账号,借此向他们的中国订阅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活跃,试图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显得过于安静了。随着我们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来美国开拓市场,中国资本越来越多的来美国投资,中国民众越来越多来美国求学访问旅游,把中美关系仅仅局限在政府层面的对话是远远不足以捍卫我们企业的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资本的回报。在这个新形势下,如何全方位的对美国政策制订过程施加影响就显得非常必要,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企业应积极游说美国政府

   在美国如果做生意做大了要绕开政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软当年的遭遇。20世纪末微软被司法部反垄断调查,面临政府将微软一分为二的绝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当时跑去华盛顿上下疏通急于自救,“好心”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国会众议员就赤裸裸的给他“指点迷津”:如果微软不在游说上投入巨资,那么微软就永远都会在国会山被“妖魔化”。一语惊醒梦中人,比尔盖茨马上就给华盛顿游说资金翻了四倍,雇佣了最专业的政治顾问在国会合纵连横,最后国会给司法部施压,反垄断调查不了了之。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沃尔玛身上,一个国会议员就明着说“他们不给钱,在国会就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改弦更张的沃尔玛也马上乖乖捐钱纳款,在总部专门设了战略办公室,每次选战都大撒钞票。如今国会上下都是自己人,也就没有人天天追在他们背后说“血汗工厂”。前几年苹果因为富士康的事情被各路媒体批评,但这或许可以从苹果与华盛顿的关系看出一点端倪:1989年到2014年苹果一共才捐了2289090美元,对比之下微软的员工2011年一年就捐了722000美元。后来者如谷歌,更是打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砸巨资,不然凭谷歌搜索,邮箱,浏览器和视频等市场上的地位他们肯定难逃司法部调查。

   不仅美国企业在政坛四处“投资”,就连外国企业也不例外。2000年至2010年期间,外国企业通过在美国的分公司和雇员累计为美国两党及候选人捐款六千万美元。而且自高院对捐款上限解禁以来,外国公司的捐款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仅2009年一年就砸下一千两百万。外国企业不仅给候选人捐钱,还聘请华盛顿的游说公司兜售他们所支持的政策,仅2008年一年就在游说上花费两亿美元。而如今外国公司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国会,还蔓延到了总统候选人和政府要员的层级。2012年加拿大某保险公司在大选前五周突然给罗姆尼砸下百万美元,而最近美国媒体更是爆出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其个人的基金会收受包括俄国铀矿企业在内七家外国企业数千万捐款,而该企业居然能买下北美最大的铀矿场这一核战略资源帮助俄国控制了世界铀供应链。

  

   相比之下,虽然中概股进军美国也有十来个年头,中国对美出口和在美投资也都是天文数字,阿里巴巴去年上市更是在华尔街搞了一个大新闻,可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却很有限。就以海外上市企业为例,中概股多年来屡屡被证监会调查,因为各种问题被做空机构围剿。虽然这些企业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违法违纪问题,美国监管部门也非栽赃陷害,但这里面很可能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因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庞氏骗局就发生在证监会的眼皮底下。早在21世纪初证监会就收到了针对麦道夫的举报和证据,可是在金融危机让麦道夫纸包不住火之前,证监会都没有对这个五百亿的骗局采取任何行动,这恐怕和麦道夫多年来给各级民选官员数百万直接间接的“打点”分不开关系。

  

   而我们的眼光也不应局限于华盛顿,全美各地的政治规则都是大同小异。如果中国企业如果能加深对美国政治规则的了解,完全可以用“提供就业”,“推动经济”和“招商引资”作为筹码和各州政府进行谈判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政策环境,那些为求连任甚至有志白宫的州长们肯定不会放过这些能为自己政绩加分的项目。但可惜的是,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资本对美国投资大幅增长,但经济实力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没有让美国人感受到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发生的变化,更没有让美国各级别政客认可中国投资对他们政治前途的贡献,反而出现了中国花大钱惹来美国政府警惕和民众敌意的最糟糕结果。

  

   政府应建立并加强与国会议员的关系

   其实不仅外国企业在美国政坛左右逢源,外国政府在美国“政治投资”也是历史悠久。

   继续以克林顿基金会为例,给他们捐款超过一百万的捐款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外国政府,这其中就包括阿尔及利亚这样在人权方面臭名昭著的国家。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导致阿尔及利亚的两个邻国突尼斯和利比亚先后陷入内乱,本·阿里和卡扎菲两个独裁者一死一逃,可自1999年起就在阿尔及利亚搞独裁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却在风波中安然无恙,这恐怕和他们花巨资请游说公司一年12次和希拉里的国务院密切接触离不开关系。

   在阿拉伯之春幸存下来的独裁政权也不止阿尔及利亚一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等君主国也都给克林顿基金会几百万几千万的砸钱,而以上各国的人权状况恐怕未必陷入内乱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国好多少。连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盟国也没有例外,虽然出手没有中东土豪大方,但也为克林顿家族的全球性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克林顿家族的价码可能比较高,但“收买”国会议员们的难度却低的多。2009年华盛顿的游说专家威廉·尼克松在国会组织了一个“中亚关系连线”,旨在加强美国和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前后多达三十多位国会议员参与其中,并获得了哈国政府的竞选援助,而花在美属萨摩亚的议员的连任竞选上不过2400美元而已。为了报答哈萨克斯坦这位在任二十多年的总统,一位国会议员甚至提名其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2014年美国媒体还爆出墨西哥商界巨头通过皮包公司给捐款无上限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五十万美元的新闻,甚至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这样的政党官方机构也牵扯其中。  

   在中美关系的构建中,美国国会经常扮演反面角色: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国会却支持印度和孟加拉与中国在边境对抗;当卡特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国会却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当中国试图收回香港的时候,美国国会却在1992年通过《香港政策法》;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谴责,声明,决议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国会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我们过去一直重视与行政部门打交道,在这里吃了不少亏。但正如马云说的,问题出在“钱没给够”。

  

   或许正是我们在国会事务上的投入“欠账”太多,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才会甚嚣尘上。因为我们不给钱,这些国会议员就会被台湾,日本,菲律宾聘请的游说人拉走,最后对中美关系制造“杂音”。21世纪初驻美大使馆只有一位负责国会事务的领事官,现在增加到十位,但这个规模与两国深切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相比还是略显捉襟见肘。而美国国会中美工作组也仅仅有56名国会议员参加,仅占全部议员人数的十分之一,且没有固定和正式的组内日程安排,这和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极不相称。相比之下,法国事务会议组却有96人之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还有另一个对中国不甚友好的小组,“国会中国连线”,其成员大多是对中国崛起“表示关切”的共和党议员。

  

   当然,我们近几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2011年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曾经威胁要给“操纵货币”的国家设立惩罚性关税,奥巴马迫于选举压力只好保持沉默,该议案在参议院63-35轻松过关。可经验丰富的中国大使馆全面出击及时灭火,先是大使馆的国会联络团队对众议院的议员们全面施压,再去白宫试探消息确保奥巴马并不是幕后主导,然后发动包括中美商会在内多达68家美国各商贸机构游说反对该法案,并得到了波音霍尼韦尔等大公司的支持,还联络了一帮华盛顿顶级的游说公司出谋划策,最后这个法案在众议院连表决的机会都没得到就胎死腹中,避免了一场贸易战。在笔者看来,这比也门撤侨什么的难度高多了。

  

   政府应支持美国高校与智库对中美关系进行积极性研究

   今年年初,美国知名的亲华派学者沈大伟发表一篇颇有“中国崩溃论”风格的文章,引发两国学术界和政界的轩然大波。但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沈大伟的“倒戈”,而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只有沈大伟一个亲华派。

   对比以色列,中国在美国智库和学术界的影响力可以说太小了。在美国,几乎稍微有点上规模的学校都有Jewish Studies(犹太问题研究)的本科专业,再大一点的学校还会有中东问题研究的专业,而各种项目,中心,课题更是多如牛毛,这背后都有世界各国的犹太裔富豪和以色列政府的巨额投资的支持。在美国顶级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国家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院,传统基金会,哈德森基金会,外交政策分析研究院,国家安全事务犹太研究院等等,都极度仰赖犹太富豪们的捐款。2002年布鲁金斯研究院成立了“萨班中东政策中心”,以犹太媒体巨子萨班命名,而萨班曾对媒体说他“只关注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而正是以色列在美国智库近乎无以伦比的影响力,美国的中东政策很自然的受到以色列的极大影响,以至于不少政客认为美国外交政策被以色列绑架。

  

而另一个在美国高校影响力颇大的外国势力就是以墨西哥为首的拉丁美洲,但因为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不如以色列那么显眼。最常见的研究领域就是移民问题研究,这在纽约、加州、佛州、德州等几个移民人口大州,恰好也是经济大州,的几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席之地。拉美研究则是另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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