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游天龙:如何“优雅”地“干涉“美国政治

更新时间:2016-01-03 10:12:16
作者: 游天龙  
现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参选人杰布·布什当初就是德州大学拉美研究专业毕业的。因为移民问题不仅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也是一个敏感的国内政策问题,因此美国移民政策的变或不变对各方面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对此问题非常关注的墨西哥政府和商界也花巨资在美国“购买影响力”。

   不仅是以色列墨西哥在美国政策制订上享有特权,其他国家也以各种方式“介入”到高校和智库的研究,前面提及的哈萨克斯坦就是个中高手。200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连出了三个研究报告,鼓吹哈萨克斯坦“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国家治理的成功”等等,可这三份报告的出资方正是哈萨克斯坦政府。与其说这是学术中立的报告,不如说这是哈国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打的一则广告。考虑到其中两份报告的“售价”不过五万多美元,这则“广告”可谓是物美价廉。

   相比之下,虽然这几年国内大力加强了对智库的投资,各种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这些智库大多并不具备国际影响力,指望他们能在短时间挤到国际学术界的前列也不大现实,因此最快转变美国学术界对华态度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都曾下大力气互相培植学术界的“第五纵队”,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几乎每一个社会变革背后和苏联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冷战最高峰的时候经济学巨擘萨缪尔森还执着的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连奥巴马年轻的时候都跟过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导师”。当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美国,一批批来美国求学的苏联学者回国之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抬棺人,为埋葬苏联做出了贡献。

  

   中国企业应积极通过司法挑战的方式影响美国政策

   “三一起诉奥巴马”可以说是这几年中美之间商业交流与国家安全利益冲突中最高光的一页,因为三一这个起诉不仅迫使美国政府在审核外资的时候提供更多程序透明度,更为中国企业指明了一条捍卫在美投资利益的新方法。

   其实说新也不新。因为美国宪政遵循“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规则,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联邦法院是抵御白宫和国会滥权的最后屏障,任何权利受到侵犯的“少数派”都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挑战“多数派”制订的法律法规。在美国历史上,高院曾经凭一己之力废除了种族隔离,赋予了合法堕胎权,批准了同性恋婚姻,捍卫了报纸曝光国家机密的权利;也曾推翻了罗斯福新政的立法,斩断了杜鲁门钢企国有化的魔爪,逼迫尼克松交出水门事件录音带,甚至引发了内战。但正因为高院司法审查权的存在,美国政治问题商业问题经常遇到司法化的问题,给某些“少数派”在公共事务中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三一的胜诉其实有误打误撞的成分在内。从三一聘请的律师团队可以看出,这是一群以小布什内阁总检察长和司法部副部长为首的共和党在野法律团队,这个律师事务所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参与了几乎所有针对奥巴马政府的大案要案,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奥巴马医保案”和“公民联合竞选资金案”。可以说任何能够给奥巴马施政使绊子下套子的案子,他们都会参与,因此三一等于被两党斗争当了回枪使。但不管如何,相比大多数遇事认怂的中国企业来说,三一可谓勇气可嘉。

   但既然司法挑战的方法证明行之有效,那么我们不仅要打官司,更要有规划。比如可以成立商会,通过加强行业内沟通的方式来找到最合适的案件。比如各种钢铁企业都面临各种类型的非贸易壁垒,那么钢协就可以请专业法律团队分析每一个案件,找到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案子,然后通过胜诉形成案例,从而造福其他企业。因为结成行业组织,由组织出面也可以避免打官司的企业独立承担高昂律师费,而其他企业免费搭便车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关乎企业利益的案子应该参与,关系社会公序良俗,人权保障,环境保护的案件企业出于自身的价值观一样可以参与。企业可以通过给相关法律援助机构捐款的方式去表达自身对美国各类社会问题的态度,通过诉讼的方式去鼓励这些问题在美国公共领域的讨论。如果时机巧的话,赶上大选年甚至可以扭转大选议题,直接干预大选走势。共和党在2011年因奥巴马医保起诉联邦政府,就是想把事情拖到2012年大选把话题炒热,起到一个动员选民的作用。

  

   中国媒体应积极报道和参与美国政治

   前几天BBC就中美关系采访希拉里在国务院的幕僚,从中得出了有关希拉里对华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新闻本身平淡无奇,但让人汗颜的是,这个采访并不是中央电视台做的,而是一个和中美关系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国公营媒体做的,无形中凸显了我国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虽然我们经常在时代广场打广告,可是在真正需要体现媒体实力和关系网的时事领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CNN还是强于我们几乎任何一家媒体,不然也不会出现马航失联的时候别人在爆料我们在煽情的一幕了。

   从微博微信上上各种外国政要机构的公共号看得出来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他们都努力在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反过来,除了领导们极其罕见的接受各国主流媒体的采访专访之外,我们在欧美主流媒体上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西方媒体歧视我们,但西方媒体其实非常渴望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我们的领导去给他们投稿,接受他们的采访。也许他们会带着偏见去解读我们的话,或者反驳我们的看法,但起码在这个信息时代他们会做到原文照发,即使有修改也需要得到被采访者的许可,至少这可以让外国人原汁原味的看到我们的观点。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早几年有驻英大使在外媒上论战日本大使,最近李克强总理也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但这样的事情还是太少。

  

   不仅外国媒体等待我们的声音,外国政要其实在国内媒体上曝光度也很有限。我们关注的仅仅是总统副总统或者几个来访的部长,报道内容只有笼统的进展而没有多少涉及与会人员的采访。这些年中外交往更加频繁,欧美各国各层次的领导都曾访华,可是在外事报道上我们几乎只有新华社和央视那种千篇一律的新闻。而在报道国外新闻上,虽然我们的记者在美国大风大灾的时候比美国同行还拼命,可是真的要弄点政要身边助手的电话或某些政客私下的表态就无能为力。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看到“某官员”的内幕消息,可我们却几乎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资源,连批评美国人权白皮书都只能编译外国媒体的新闻而已。

   这和我们外事采访被央视等媒体垄断有关,但如今这个新媒体时代我们也应该放开思想拿出行动来。笔者曾经为了写稿采访过美政府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见面基本平易近人,预约大多轻松愉快,电话采访就拿手机下个录音软件的事而已。可这样的事情国内媒体却鲜有人去做,以至于被采访的政要都很意外会收到中国媒体采访的请求。国外专家也很友善,笔者就曾约过美国某国际法专家询问过中美投资谈判的问题,也就一封电邮的事情。如今在西方顶尖高校就职就读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越来越多,和西方高层在各种场合下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可这些接触并没有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除了间或可以在某些学者的文章中见到只鳞片爪之外,更多时候仅仅是在朋友圈炫耀的谈资而已。

   几年前人民日报曾把微博比作舆论战场,认为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别人占领,可惜他们也就是嘴把式。我们自己把表达的内容限的太多,表达的渠道给的太少,就算是对中国最有善意的西方人也很难了解我们。而我们自己不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会有别人来抢着代劳,爆各种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这等于把我们的对外形象交给了一群对我们不了解、有误会、甚至有敌意的人来打理。作为崛起大国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有自信去和西方媒体“刚正面”,与其拒发外国记者的签证,不如派自己人去进行对等的报道。

  

   后记

   曾有读者问过我为什么要关注美国大选,认为美国大选不管是谁上台都会对华不友好,觉得我这是一头热枉费心机。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讪讪的说这是个人兴趣。但读者的这个质疑一直盘桓在我脑海,于是觉得很有必要解释清楚,才有了此文。或许有人会觉得我这都是痴人说梦,但我们这不是在追逐中国梦么?

  

   本文作者为《选·美 iAmElection》主编,2015年12月24日首发于和讯评论频道。《选·美 iAmElection》授权爱思想转载。

  

本文责编:muj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8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