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董彪 李建华:我国民法典总则中法律行为构成要素的立法设计

更新时间:2015-12-31 09:10:08
作者: 董彪   李建华  

   【摘要】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在我国未来民法典设计中举足轻重。但是,学者关于法律行为构成要素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大分歧。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启动了民法典编纂工作,首先委托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该专家建议稿专设一章对法律行为进行了规定。有必要结合专家建议稿,从权利本位论的视角重新解读“意思表示”、“合法性”以及“私法效果”等要素,揭示其与权利之间契合或背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设计提供相应的立法建议,即恢复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的传统,废弃“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将合法性排除在构成要素之外,以意思表示为要素重构法律行为。

   【关键词】权利本位论;法律行为;构成要素;意思表示;合法性;私法后果

  

  

19 世纪时,法律行为理论是德意志法律科学的绝对主题,德意志法律科学之所以获得世界性声誉,是因为其被认为正是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之上的。[1]我国自清末进入法治现代化以来,法律行为理论便备受关注。虽几经波折,甚至在立法层面被“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所取代,但学者对其研究方兴未艾。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启动了民法典编纂工作,首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掀起了学者对民法总则研究的高潮。法律行为作为民法总则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理论深度以及制度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民法总则乃至民法典的质量。实有必要结合相关建议稿,从权利本位论的视角重新解读法律行为构成要素,澄清理论上的误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设计提出建议。

一、权利本位论视角下“意思表示”要素分析

   意思表示(Willenerklerung)是指主体向外部表明其欲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行为。它是主体内在意思外部化的过程,是德国法律行为理论中最为基础的法律概念和制度构造,是法律行为制度的精华所在。[2]从功能论的角度而言,它抽象出社会生活中主体差异性、多样化的权利需求,并授权主体自主决定权利内容。意思表示要素一向备受学者关注。《专家建议稿》关于民法总则的立法建议稿中突出了意思表示的重要性。该建议稿在“法律行为”一章中专设一节对意思表示的定义、生效、公告送达方式、形式、撤回与撤销等进行了规定。

   (一)意思表示是主体自主选择实现多样化权利的路径

   1. 意思表示抽象出社会生活中主体差异性、多样化的权利需求

   (1)意思表示描述了主体内在权利需求外化的过程及结果

   意思侧重于主体的内心世界,是主体主观感受和思考的结果; 表示侧重于主体的外在行为,是主体内心世界的外化。意思向行为的转变是主体将内在行为意愿和动机外化的过程,而意思表示则是内在行为意愿和动机外化的结果,是凝固的主体需求。主体内在的权利需求具有私密性、易变性特征,难以为其他主体所认知。内在的权利需求得到法律保护必须以其外化为一定的行为为前提。意思表示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包容性与主体权利需求的差异性、复杂性相适应。社会生活中主体差别各异的权利需求分别转化为各种具体的物权意思表示、债权意思表示、遗嘱意思表示、婚姻意思表示,经由法律行为制度得到法律保护。

   (2)意思表示体现了社会生活中主观权利多样化的特征

   权利可以分为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客观权利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即主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依法享有的抽象权利。它是一种脱离具体法律关系的超然性存在,是主体取得主观权利的基础。与之相对应,主观权利是一种具体的权利,指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实际享有的权利。于个体而言,客观权利向主观权利转化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差异性权利状态。

   客观权利向主观权利转化的实现途径有多种。以法律直接规定的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权利转化为主观权利时两种权利呈现出相对单一、固定的特征,即只有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法律规定的客观事实时客观权利才能转化为主观权利,而且该转化的结果是类似的,个体之间呈现无差异的特征。与之相对应,以意思表示为基础的客观权利转化为主观权利时,两种权利之间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的特征。客观权利在转化为主观权利的过程中,因为特定主体意思表示具体内容的不同主观权利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即因主体的差异性需求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社会生活中不同主体的主观权利并非整齐划一,差异性、多样性特征无法通过在法律中穷尽式列举的方式实现,而意思表示为实现社会生活中主观权利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2. 意思表示具有授权主体自主决定权利内容的功能

   通过法律直接规定赋予主体权利的方式是封闭式的,法律直接规定与权利内容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当且仅当法律直接规定的条件被满足,主体才享有权利,该权利的指向对象、范围、具体内容等已由法律明确规定。从法律适用逻辑的角度而言,法律适用的大前提是固定的、明确的,权利的赋予是严格法定的,不受主体差异的影响。与法律直接规定不同,意思表示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特征,它能够将主体差异性的需要涵盖于其中,在具体个案中随主体的差异性需求不同而发生变化。从法律适用逻辑的角度而言,该法律适用的大前提是开放式的,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它将部分内容授权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自己决定,对社会生活的差异性持肯定、包容的态度。从抽象的客观权利方面而言,权利的享有与主体的意思表示相关联,表明主体在权利的指向对象、范围、具体内容方面有参与的可能性; 从具体的主观权利方面而言,不同类型的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内在权利需求通过意思表示体现出来,形成体现差异化的具体权利。

   (二)认知意思表示要素的误区及澄清

   1.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但两者并不同一

   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的体系》一书中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作为同义的法学概念使用。这一观点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在德国民法典一稿立法理由书中,就德国民法典使用该两个概念作出如下说明:‘意思表示是指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通常可以同义使用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两种表达方式。’”[3]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可分割,两者同一,意思表示即为法律行为。我们赞同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关系密切,不可分离,但是,两者存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并非唯一的构成要素。意思表示不能替代法律行为的全部。法律行为的概念要素除了意思表示外还有主体要素、“私法后果”要素等。虽然意思表示中也有“行为人”、“效果意思”等,但是,这些概念与法律行为中主体要素、“私法后果”要素指向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合同行为中,主体要素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而要约和承诺的意思表示分别为其中一方当事人。

   意思表示是单个的,法律行为既可能只包含一个意思表示也可能包含多个意思表示。在多个意思表示构成的法律行为中,多个意思表示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进行了有机融合重组,形成了区别于意思表示总和的法律行为。具体而言:单方法律行为,如授予代理权、放弃继承权,仅由一个意思表示构成。此时,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发生了一定的交叉或重合。而双方法律行为以及多方法律行为,如合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则是多个意思表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多个意思表示并非是简单叠加在一起,需要相互关联的意思表示之间进行有机整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伦茨教授认为:“我国所称的‘法律行为’并不是指单个的意思表示本身,如买受人和出卖人的意思表示,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根据两个意思表示所进行的相互行为。只有通过合同这种一致的行为,才能产生法律后果。合同也不仅仅是两个意思表示的相加之和。由于两个意思表示在内容上相互关联,因此合同是一个有意义的二重行为。”[4]

   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成立的时间有所区别。意思表示作为独立的行为,成立的时间应为行为人作出该意思表示之时。而法律行为成立的时间则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不同类型的法律行为其成立时间有所差异,并非均为意思表示作出之时。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成立以“合意”,即意思表示一致为标志,因而此类法律行为成立的时间为行为人意思表示一致之时。特殊的法律行为,如要物行为,还需要完成一定的交付该法律行为方可成立。单方法律行为中无直接相对方的,行为人作出该意思表示之时成立; 有直接相对方的,以该意思表示到达相对方时成立。

   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者仍然是指向不同对象的独立法学概念。由单一意思表示构成的无相对人的法律行为与构成该行为的意思表示重合,由单一意思表示构成的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与构成该行为的意思表示有一定交叉,但有所不同,而由数个意思表示共同构成的双方法律行为或多方法律行为与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单个意思表示更是差异显著。

   2. 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理论冲击并未摧毁意思表示理论

   豪普特(Hupt)首次提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理论,抨击传统的意思表示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强制缔约制度的存在以及定型化格式条款的普遍适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创设契约关系的方式,契约的成立取决于相关事实过程而非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何无需考虑。汉堡停车场一案中,德国联邦法院援引了这一观点,认为只能通过要约与承诺才能成立合同的观点,已经不再适应现实生活。除了传统的建立在合意基础上的合同关系外,还存在以某项“社会的给付义务”为基础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法律行为成立中的自愿因素通常被事实行为所取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可以不必作出意思表示。[5]在“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理论体系中,要约和承诺的意思表示被事实行为所取代,当事人的合意并非契约关系成立的唯一基础,事实行为同样可以创设契约关系。这就彻底颠覆了建立在传统的意思表示理论基础上的契约理论,“其威力犹如一颗原子弹,足以摧毁忠实于法律的思想方式。”[6]

   “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特殊交易领域的出现以及交易活动的频繁,促使定型化交易模式出现。在部分领域,主体通过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磋商过程形成一致意思表示的契约成立方式被强制性缔约或定型化契约方式所取代。从形式上看,要约和承诺的意思表示消失了。这的确构成对传统的意思表示理论的冲击。但是,“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合意作为契约成立基础的观点。无论是在强制缔约还是在定型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存在的。但是,此时的意思表示不再是单个个体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长期社会生活中主体的意愿以及政策上的考量而形成的抽象的意思表示。这一抽象的意思表示是对以往交易活动和社会政策的概括总结,对具体法律行为中的行为主体具有推定效力。而这种推定效力在特殊的情况下被保障交易安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等社会政策所强化,通常不能通过举证方式予以推翻。

   (三)对《专家建议稿》意思表示要素部分的评析

《专家建议稿》第 119 条关于法律行为的定义表明了意思表示要素的重要地位。该建议稿第六章分两节对“意思表示”以及“意思表示的解释”进行了详尽规定。这凸显了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理论及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824.html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