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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2-30 23:45:49
作者: 陈拯  
(17)在麦基翁等人的努力下,规范退化问题迅速引起了学界注意,一些中国学者也及时跟进了研究。(18)

   总之,一体两面的规范传播与国家社会化构成了当前建构主义学派经验研究的主题。主流建构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解释社会生活的理念主义,强调社会共有观念;二是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研究思维。于是,论证共有观念,建构国家身份及偏好,勾连体系规范与个体身份的社会化与规范扩散成为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的焦点。建构主义者首先基于“适当性逻辑”和传授机制,构建了相关研究的基本逻辑:规范理念自上而下的传授,塑造国家的身份认同与利益偏好。相应地,国家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也被简化为国家完全接受、部分接受及拒绝国际规范的规范传播问题。这便产生了新的疑惑:规范如何被内化,内化至何种程度?什么因素影响到传播和内化的过程?已有研究解释了规范从提出、传播再到接受的过程,衍生出规范接受后是否会被放弃、破坏以致消亡等问题,引发有关“规范退化”的讨论。

二、对单向社会化与规范传播研究的批评与反思

   如上所述,有关国际规范的主流研究可以归结为“体系(单向)社会化国家”或者“国际规范如何传播”命题。这一议程日趋成熟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在“规范退化”提出后,单一规范从创生、扩散到消亡的生命周期都被涉及,已有议程的创新空间更趋狭小,绝大多数研究只见应用范围的拓展,未见理论思维的突破;另一方面,规范传播和社会化成为主导思路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偏见和盲区,影响到对规范演进的深入探讨。

   首先,存在一系列理论难题与盲点。早在“社会化”议程兴起之时,有学者质疑国家作为社会化主体的比拟是否恰当,认为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有局限性。相应地,由于强调体系及结构性要素,已有研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社会化与规范扩散的微观基础是什么?虽然切克尔等人打开了国内政治的“黑箱”,但仍然缺乏对国内行为体偏好多样性及相应政治过程的深入分析,而后者是国际规范发挥影响的基本情境。在此意义上,由阿查亚等人提出的“本土化”议程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19)另外,相关研究对行为体施动性(agency)的注意也存在不足,片面且过度地强调体系规范对单元的影响,忽略了行为体的反社会化倾向与实践自主性。社会化模型无法解释原创性身份,也很少涉及行为体对规范结构的主动影响。(20)这同建构主义有关体系与单元互动互构的主张是矛盾的。

   其次,已有研究对社会规范的理解也过于简单静态,进而造成研究视野的狭窄,片面集中于行为体对规范的接受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规范理念之间复杂的联系及规范自身的变动调整注意不够。研究对象多为单一规范,较少注意规范间彼此关联互动的问题;另一方面,所有规范都被视作单一紧密的实体。事实上,规范形式复杂多样,清晰与严密程度也存在差异。在现有研究中,国际规范演化被等同于规范传播,关心的是业已存在的规范被接受与否,而非规范自身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是规范生命周期还是规范退化模型都存在单向线性的弊端。

   上述局限在理论应用及政策分析型研究中经常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偏见。研究者大都假定,体系主导规范的权威和正当性不容怀疑,符合西方期待的身份本身就是追求的目标。(21)相关研究回避了国际规则和规范扩散中的强制与不平等,现有规范社会化研究不时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22)批判建构主义曾尖锐地指出,规范只是表象,社会化的实质是话语霸权与话语强制。社会化规范传播是另一种问题解决理论,是服务于各类强者的知识。(23)

   在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单一向度的“社会化”研究预设则陷入了传统“刺激—反应”模式的窠臼。事实上,中国改革转型与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丰富多彩,很难用“融入”“社会化”等词汇或是“修正国”与“现状国”的二分法来概括。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正同其他新兴大国一道,日益深刻地参与到国际秩序规范的构建中。社会化研究范式的单向度逻辑难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努力。(24)

   总而言之,体系建构主义片面强调了观念结构对身份和利益的单向度塑造。现有框架的创新空间日渐狭小,同时又遗留了诸多盲点。各方在规范演进中的角色并不能简单地贴上“倡导者”和“接受者”的标签。各种行为体能在不同阶段对规范化进程产生影响,规范本身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异,规范扩散仅仅是规范演进复杂过程的一部分。现有单一方向、身份和结构的研究思路,与国际体系日益复杂多元的动态现实相距甚远。

三、双向社会化与规范重构:新努力与新动向

   面对上述问题,近年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尝试,将注意力转向“体系—单元双向互动”及“国际规范自身如何变动”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突破。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再思考,突出表现为以“实践转向”等为代表的元理论探索;其次,与政策分析密切相关,立足中国等新兴大国与国际秩序规范的互动实践,发展出双向社会化的研究思路,关注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规范的主动塑造;最后,随着规范传播研究的创新空间日渐狭窄,学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际规范的自身特性及其演变调整。国际规范正在由研究设计中的自变量转变为因变量。当然,这些探索大都还停留在理论发展的“概念化”阶段。这种“概念化”既不同于描述也不同于验证,而是对一类国际关系现象进行概括归纳,是创新理论与议程的准备。

   (一)以实践转向为代表的元理论探索

   作为以往规范研究的基础,温特式的体系建构主义落入了结构主义的窠臼,这一缺憾刺激了学界继续思考结构生成与演变问题。对结构—过程—行为自主性的探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键议题。秦亚青教授近年来提出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学说、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戴维?徳斯勒教授(David Dessler)提出的“结构转型模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沃尔特?卡尔斯纳斯(Walter Carlsnaes)的“形态生成论”等,引人注目。(25)限于篇幅,此处简要介绍最近三五年正迅速兴起的实践论转向。

   实践是在时空上展开的人类行为和言语活动。“实践转向”的推动者强调,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社会意义和包括规范、观念、文化在内的社会存在。“实践转向”的提出与主流建构主义的“结构—自主性”困境密不可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麦吉尔大学副教授普里奥(Vincent Pouliot)认为,实践能成为解决结构与自主性矛盾的关键,因为实践既是施动性的(agential),又是结构化的(structural)。(26)一方面,结构以一种社会认可的形式体现在实践活动中,只有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实践,结构才得以存在;另一方面,施动者具有介入、干预世界的能力,或是摆脱这种介入和干预、影响事件的特定过程或事态效果的能力。正是这种施动性促进了结构的演化,在实践中,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变革得以统一。(27)

   基于这种认识,普里奥进一步提出了“实践逻辑”的概念。这是与后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以及哈贝马斯式的论争逻辑(logic of arguing)相区别的第四种行为逻辑。在他看来,其他三种逻辑忽视了时间和空间变量,忽视了社会世界的物质性,忽视了具体复杂的实践情景,以普遍性代替了个性化和类别化特征。与之不同,实践逻辑强调行为体的行为受实践情境、背景知识,特别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身、心、物的交互作用所推动。实践活动是物质的、情境的、联系的和开放的。实践逻辑是一种情境理性逻辑,“施动者会决定一种特定社会情境是需要工具理性,还是需要遵守规范,或是需要沟通行动”。(28)

   那么,实践如何具体地作用于结构的延续与变革,结构又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了稳定和变革、创新和制约的统一呢?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霍普夫(Ted Hopf)借鉴布尔迪厄学说提出的习惯逻辑,为理解“结构变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习惯逻辑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很多行为,不是理性算计的结果,也不是出于对社会规范的反思,而是出于习惯而无意识的自动反应的结果。一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行动大多属于习惯范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过度强调了理性算计或不确定性的影响,忽视了习惯、常规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影响。习惯逻辑提出了对于社会结构及行为的新理解,挑战了国际关系很多常规的认知。(29)

   在习惯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针对体系变迁问题,外交学院朱立群教授等进一步提出了“实践中的惯习—危机模式”。他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的作用,社会结构保持着动态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来自于实践活动中日常惯例和危机之间的互动,实践习惯再生产了社会秩序,维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而实践中引发的危机,则是日常惯例的对立面,是对日常实践正常运行的挑战。(30)危机可能是一种具有积极影响的社会事件,如某项科技创新、战争的胜利或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可能是一种具有消极影响的社会事件,如自然灾害、战争、种族清洗或种族屠杀等。危机事件的特征在于它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多元要素与机制的碰撞,刺激新理念的出现,促使行为体改变日常实践,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危机创造的“问题情境”成为改变陈旧认知、进行实践创新的“机遇之窗”,推动社会结构调整成为可能。正是在实践中惯例和危机的持续交互作用,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演变。(31)

   遗憾的是,上述研讨基本还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言说。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赋予实践以相应的地位,如何将“习惯—危机”等解释模式转化为具体可操作、可验证的经验命题还有待摸索。值得一提的是,实践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进程,包含着相互交织的各种关系,孕育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变化。实践生活的动态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实践理论的复杂性与情境性,与社会科学研究通常的普遍性及简约性追求或许存在某种矛盾。就眼下来看,“实践转向”及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都更长于反思批判,尚未能在经验实证层面取得令人信服的突破。(32)

   (二)双向社会化的政策分析议程

   相关探索中更贴近现实问题和经验困惑的,一是双向社会化的分析议程,另一个则是有关国际规范自身重组演进的探讨。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大量集中在对规范自上而下传播的研究,忽略了对规范间互动与规范自身调整变动的探讨。这种思路背后是西方长期主导国际规范构建与变迁的历史现实。而今天,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秩序理念竞争与国际规范发展的未来趋势,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33)

   在此背景下,针对体系单向社会化视角的不足,有学者将双向社会化框架应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同国际规范互动的研究。这一框架的基本主张是:一方面,国际层面的规范、规则为行为体所接受并内化,成为其行动准则;另一方面,行为体也可能将自身的理念、规则上传到国际层面,影响国际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化过程并非线性单向度的,对于国家与国际规范的互动应当区分不同阶段,统筹双向互动逻辑。相关研究注重国际制度的规范性、建构性和开放性特点,同时强调国家作为能动行为体不但接受既有国际规范,还可能在具体实践中将自身规范和理念上传给国际体系,参与塑造国际秩序与规范。(34)

“双向社会化”框架突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作为规范主动塑造者的一面,关注非西方大国与西方世界在理念与文化维度的差异,聚焦抗争西方优势的手段,特别是如何通过诸如金砖国家峰会等多边机制来共同发出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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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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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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