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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武 李峰:国际社会与国家安全

——传统英国学派安全思想探析

更新时间:2015-12-30 23:42:28
作者: 郑先武   李峰  
此外,理解传统派安全思想还须结合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这一主线。具体而言,卡尔认为存在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的松散的世界共同体,相比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的团结和紧密度较弱。因此,保障国际安全尤为迫切,其中国家安全是基础。曼宁视国际关系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形式上无政府,内部有秩序。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及核心概念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它有别于作为外在事实的国内社会,是一种观念的建构。主权国家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或社会安排,国际社会的安全因而被赋予了道德与价值意义。(27)由于他们均认为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是主要甚至唯一行为体,曼宁基于裁军与国家间合作的“国联式”集体安全与卡尔基于权力的“大国主导制”集体安全因而并无二致,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国家安全。巴特菲尔德也继承了这种国家中心主体观,并在历史分析中确立了秩序与外交之于国际体系的价值。

   布尔继承了怀特国际社会的伦理内涵,他对安全的界定呈现以下脉络:安全从作为秩序的内容之一,旨在管控不同主体间的暴力,到确立为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侧重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依靠国际制度维持的国际安全,再到兼顾个人安全与普遍人权,向社会连带主义靠近。这与布尔国际社会思想的演变如出一辙。沃森对秩序与正义的紧张、秩序的缺陷以及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张的分析也源于其国际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对独立国际体系、宗主国体系、自治领以及帝国体系四种国际体系的历史分析中,沃森对国际社会有了新的认识,(28)即国际社会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但实际上所有已知的“国际”体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霸权。他甚至抨击过无政府主义偏好,认为最近5000年的世界历史大部分时期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呈光谱式排列:无政府状态和帝国是光谱的两端,二者之间是霸权、宗主权和自治领,两端的不稳定将历史推向中间。(29)因而,沃森看到了作为秩序的安全的弊端,尤其是国际安全的弊端,指出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安全思想伴随其国际社会理论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社会连带主义色彩。但沃森未能就处理秩序与正义的紧张、不同安全之间的矛盾给出解决之道。文森特虽然创造性地提出“正义的干涉”理念,关注人的安全这一新领域,但仍逃不出国家中心与无政府维稳逻辑。

   因而,对传统派而言,作为国际社会基本内容的安全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在国际社会中主要体现为一种秩序。安全研究的核心是对共同体核心价值的维护与秩序的实现,其中共同体既可以是国际体系也可以是国际社会或其它,核心价值则因共同体的不同而呈现出对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国际正义、个人正义、世界正义等的非排他侧重,实现途径是国际机制,并越来越偏好符合国际社会扩展并体现国际社会统一性的国际机制,如外交与改良后的国际法。与三重研究视角相适应,传统派安全研究也兼收并蓄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的价值,但重点还是在国际社会的安全上。传统派的安全研究中也存在着多元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与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之争,前者与多元主义国际社会观相一致,强调国际秩序对维持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奉行排他的国家中心主义,主张国家安全优于个人安全、主权先于人权;后者则与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观相适应,在不否认国际秩序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对正义的关注,在肯定安全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倡导正义的干涉。简言之,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国际安全观之争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紧张。(30)尽管传统派在安全观念上始终强调国际安全,但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以及安全目的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国家中心论,忽视了对由个人、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世界社会的关注。虽然陈述了安全的共同价值,但在安全的合作价值上持保守态度。这种安全观本质上仍是国家安全观。

   传统派安全研究内容丰富且初具轮廓,但论述模糊、缺陷明显也不可否认。其中最根本的缺陷是缺少明确的核心概念,又集中体现在对安全、和平与秩序三者关系的混乱表述上。一方面,传统派认为国际安全就是国际社会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安全又不等同于和平,因为战争是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怀特认为和平与战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国际关系中至少还存在着革命时期及冷战等特殊状态,也就是说和平接近于秩序但不等同于安全;(31)在安全与秩序关系上,怀特认为安全是道德秩序的最基本前提,安全的实质是一种秩序。(32)布尔认为国家体系中战争总体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体系有助于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这就是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安全。显然,布尔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和平就是确保安全,这是世界秩序的最基本层次要求。但是和平又不等于安全,国际社会的总体和平就是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战争又是必要的,只要战争一直存在就不能言安全。沃森则认为国家体系中秩序会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巨大恩惠,秩序有真实的与被迫的之分,而安全有生命的、财产的以及军事的之分,相比这两者和平是一种更高的追求,但三者的关系与区别仍不甚明晰。传统派对三者间关系阐述较为混乱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三者内涵与关系的认识普遍较模糊,即三者内涵相近,泛指国家间没有大规模暴力的稳定状态,时常混用。二是传统派视战争为维持国际社会的现实所必须,而战争三动机之一的思想信仰因素越来越重要,国际静态平衡下战争与和平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加之传统派对战争的认识又并不一致,(33)因而缺少建立三者间连贯联系的明确中介。三是没有处理好秩序与正义间的关系,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传统派又轻视对方法论的研究,(34)致使其在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间摇摆,最终导致在三者关系的认识上呈现模糊状态。

   三、与同时代安全理论的比较及对后时代安全理论的影响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研究最重要的三个分支,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曾或多或少被认为分别包含了或从属于这三大分支,且与前两者具有同时代性。

   在理想主义集体安全理论与实践盛行的二十年危机时期,同时代曼宁的安全思想与其存在宽阔的交集: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保证了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35)主张通过国家间合作走集体安全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重视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的作用。但也分歧明显:理想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集体安全实现国内社会那样的秩序,而曼宁则认为作为观念建构的国际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作为外在事实的国内社会那样的秩序。

   此后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困境论与发展中的传统派安全思想也共享着部分基本内涵: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者;冲突是必然的、经常的;国家间处于安全困境状态;安全困境不能根除,只能加以改良,等等。同时也有本质差异: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霍布斯式的,唯有国家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36)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37)重视对军力等物质因素的分析,拒绝承认国际关系中既有的社会因素,相反认为社会因素决定于并依附于物质因素;国家自助导致安全困境。传统派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洛克式有秩序的;并指出只注重权力研究是对国际关系的降格,主张在注重物质因素的同时加入了社会因素。(38)安全的目的也主要是作为价值的秩序维护,而非现实主义的实力的增强,这也是与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而与现实主义不同,传统英国学派对大国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目的持怀疑态度。

   自由主义安全制度论与布尔及其后的传统派在安全研究上有很大相似之处: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39)将个人纳入国际关系行为体,并将国家视为最重要的集体行为体;兼顾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40)分析层次立足于国家、政府间组织与公民社会等;更加关注普遍持久的和平及其实现途径。但也存在以下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和战争是可以消除或克制的,而传统派认为战争是必然且循环的。综上所述,如果说与国际社会思想相比较,一脉相承是对其安全思想最恰当的定位,那么与发展中的安全理论相比较,和而不同则是传统派安全思想最独到之处。

   传统派安全研究中存在的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的内在紧张,以及学派对怀特三大思想传统的继承,决定了冷战后新生代英国学派安全研究转向国际安全的必然,也影响着后冷战时代的其他安全理论,尤其是欧洲非传统安全理论。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尤其是常规建构主义联系紧密。在安全研究上,笼统的批判安全研究包括了建构主义安全研究,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建构主义安全理论逐渐从批判理论中分离出来,并最终形成与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安全研究三足鼎立于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局面。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按地域可大致区分为以卡赞斯坦为主的美国建构主义安全派和以布赞为代表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派。而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则与威尔士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一同构成了安全研究的“欧洲路径”。(41)哥本哈根学派受传统派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以布赞和维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英国派”受怀特和沃森为代表的传统派历史观影响,挣脱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受三重视角的影响,从修正了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视角分析国际体系。受多元主义方法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和环境等不同角度全面分析了国际体系的发展和运行。(42)受国际安全社会连带主义方法的影响,关注个人安全,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对批判安全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传统派的安全思想既借由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对批判安全产生了间接影响,也通过自身的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理论对批判安全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传统派在安全主体上仍然囿于国家中心主义,但是在向正义与社会连带主义转向的过程中,它对秩序与正义紧张关系的陈述与探讨,对分配正义、人权与第三世界发展的关注,为批判安全理论本体论上突破国家主义提供了理论与现实问题指引,尤其对批判安全在“拓宽安全”与“延伸安全”的突破产生了直接影响。布尔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的腐败和经营不善;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的管理不善,而在经济上援助第三世界是确保国际社会的整体性之必须。(43)文森特则强调人权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主张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不仅拓宽了安全研究的主体,也含蓄地指向了国家作为安全的客体。正因如此,布尔与文森特也一度被认为是批判安全理论家。在认识论上,传统英国学派拒绝单纯的客观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强调国家实力中信仰等到的因素的作用。在方法论上,传统英国学派多元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包含一系列不同的领域,如历史、法律、经济和安全等,每个领域都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44)这与批判安全理论所持的建立于社会学方法之上,产生于“全球道德哲学”,强调理论与历史/社会/政治语境紧密联系的批判安全方法论存在很大相似。此外,批判安全派声称存在一个以个人、集体、社群和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为标志的国际社会,也与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理念存在很大的理论一致性。(45)

   结论

本文确认了传统派存有丰富且连贯的安全研究内容:以国际社会为背景,以实现国际社会内的安全为目标,重视秩序维护,强调国家中心。并将其与国际社会理论结合分析,认为国际社会是传统派语境中安全的背景和基柱,安全本质上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秩序,其维系倚赖国际制度。伴随国际社会中正义价值的凸显,传统派安全思想中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间的张力加强,这种紧张延续到了新生代英国学派的安全研究中,实际促进了后者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国际社会的实质与传统派安全思想中主客体的特点说明这种安全思想实质上仍是一种国家安全思想,又因缺乏核心概念而无法上升为安全理论。但是,这种安全思想内嵌了传统派理论通融的品格,在与同时代主要安全理论的同步发展又成就了自身的和而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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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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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沪)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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