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新史学沙龙。
下面请我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杨念群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教授。温老师还在路上。
“新史学”沙龙在今年是第二届。这次是跟《东方历史评论》合作，《东方历史评论》的执行主编李礼兄也来了，他们这份杂志很有味道，跟“新史学”的旨趣可谓高度契合。“新史学”在出版这一块做得相当慢，精挑细选，比较严格。这是我们对标准的坚持。
现在，新史学分为三个板块，原创系列，即“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引进系列包括“新史学译丛”“历史-社会科学译丛”“法国大革命译丛”，把国外最新的研究经验引进来；另外是“历史记忆”，也就是公共史学这一块。希望能够多层次地、多元地把史学的新方法、新研究乃至新视野介绍给大家。
下面请杨念群老师介绍一下新史学的情况，和他对新史学的理解，待会儿就围绕“皇权不下县”来谈，也就是胡恒老师的书，“皇权不下县”的概念是一个由温铁军老师提出来的比较经典的命题，胡恒老师做这本书时，对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新回馈，在杨老师介绍新史学之后，请胡恒老师介绍一下新史学这本书的情况，温老师就从历史回到现实。有请杨老师。
杨念群：大家好，刚才徐锋已经从他比较宏观的角度谈了一下“新史学”的大致概况。“新史学”是一个丛书，同时也是一个期刊，这个期刊叫“新史学”，打的是当年梁任公梁启超先生的牌子。当年梁先生提出“新史学”的概念，我们延续了他对“新史学”的理解。
梁启超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当时策划丛书时，也考虑到。其实历史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跟不同的学科、普通方法进行对话，因为历史学本身的方法，受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学科影响，甚至心理学的影响，有人用心理分析来看历史人物。所以当时我筹组这套丛书时，涉及到用多学科的方法。于是，2002年通过9个学科的学者参与会议，讨论如何从不同学科角度介入历史学。我有一个理念，即只要你用的是历史学材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都算是广义的历史学。也许很多人反对，说你把历史学范围拉得太大了。我觉得你处理的是历史问题，那么就应该算历史学。而且历史学跟现实的关系密不可分，今天我非常高兴温铁军老师能，温铁军老师是“三农”问题专家，我估计大多数是冲着温老师来的，因为他对三农问题包括新农村建设有很多见解。之所以请他来，是因为温老师提出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关于中国农村建设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农村建设和历史状况分不开。刚才徐锋也介绍了，他首先提出了“皇权不下县”的概念，这个概念他做了高度概括，但“皇权不下县”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温铁军温老师，但是“皇权不下县”关于“皇权”或者王朝的行政势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渗透到基层，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比如费孝通先生，他比较早地在《乡土重建》一书里就提出“二元制”的问题。
胡恒这本书，我跟徐锋、胡恒老师一起商量，本来他的具体研究是清代县辖政区基层社会的治理问题。后来我说，这是一个探讨学术的标题，怎么来吸引人？我们认为他处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皇权不下县”的问题，所以有了这个题目。不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到历史跟现实的对话，跟当代问题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大家看到胡恒老师这本书，谈到“皇权不下县”的问题，前面我提到费孝通先生就比较早地提出。当然，他不是明确提出“皇权不下县”，而是提出中国古代的治理，跟原来传统教科书所理解的专制社会或者专制政体、封建集权的概念有很大区别，费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的历代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宋以后，基本局限在县一级，行政管理和行政的治理。县以下有另外一种势力或者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力量支配基层。这个概念的提出，费先生是针对现实的一个考虑，他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中国乡村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原来的秩序，县一级或县以上，由王朝派官员加以管理的；县以下，形成了乡绅或者士绅社会。这两个社会有联系，但费先生认为县以下的社会基本处于“无为”状态。如果大家看他的《乡土中国》，有一节叫“无为政治”。所谓无为，就是县以下的整个秩序由受过教育的乡绅（但不是官员）负责治理、管理。这样的说法或者学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社会史”或者“区域社会史”兴起后，有非常大的影响。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有一个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中国有没有自治社会，有没有自治团体、自治组织，而且大量的研究包括社会学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都把中国的自治组织和自治社会当作中国出现了现代或者近代因素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这样的研究，我觉得受社会学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二分法，即国家跟社会是一种对立的状态。社会为了对抗国家或者跟国家有不同的领域，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自治组织。自治组织通过自治的方式形成了一套自我完全的逻辑。这套逻辑对社会学甚至对历史学的影响非常大，历史学也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浪潮里、新趋向里，大多数都到基层找各种各样的组织，把这些组织当作出现近代因素的生长点，甚至步入近代化的一个生长点。
当然，这个框架受西方影响非常大，受美国的影响就蛮大。孔飞力大家非常熟悉（《叫魂》）。孔飞力曾有一本书，叫《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他形成了基本的看法：太平天国兴起后，中央权力已日趋瓦解，控制不了地方，地方势力比如军事的兴起，从曾国藩开始的湘军，使地方化的军事团体崛起。崛起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地方化的方式，越来越对中国政治发生影响。当然他这个观点在后来非常流行。甚至非常著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沟口雄三先生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地方自治不断扩大的一个结果，革命本身就是地方组织的形成，最后形成总体的冲击力，使清朝瓦解。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寻找自治，把自治组织看作革命和维持中国社会秩序一个最重要的来源。但这里面，我们似乎又不太满足，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自治组织真正的自治状态，都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跟西方经验密不可分。可在中国，是否能找到绝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我们在历史上找恐怕是非常难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说可以像西方那样找到一种纯自治的理论状态。基于此，这里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讨论的，包括胡恒老师这本书里讨论的：难道我们一直要跟着西方走吗？我们只能是使用国家与社会的模式，寻找地方自治或者自治组织的形式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恰恰跟它相反，这种说法认为：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包括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倾向和控制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加强，这种不断地加强所导致的地方基层社会的崩溃。注意，不是地方组织的发展，是促成地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才是中国革命发生的最重要原因。这个观点跟前面的观点完全相反。所以这里面到底是哪种观点更有说服力，一直处在争论之中。一会儿胡恒老师可以做一点他的解释，胡恒老师认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不是那么简单，好像县以下就没有任何行政组织。他认为恰恰通过“佐贰杂官”，县官之外的辅助人员在地方的势力，还是有很大的支配力。
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是被胡恒提出来的，如果大家预先看过这本书，可以跟他讨论。
第一个问题，“佐贰杂官”在县以下设的政区叫巡检司，它的功能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比如“佐贰杂官”在县以下，刑名钱粮会管，防盗有可能管。也可能咱们现在所谓的“城管”，也可能担负这个功能。但是据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发现他所谈到的中央一级或者地方行政一级向基层渗透过程中，举的例子都具有某种个案性，就是你在某个地区可能是管市政的，在某个地区管钱粮，在某个地区有防御或防盗的功能。但从整个国家的制度来说，并没有把巡检司或者县以下地方行政区作为制度安排来正式地纳入到规章里。所以他做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个案性，而且做得非常细致。但如何从规范的角度展示国家行政能力能更强有力地渗透到地方，恐怕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证实。
另外需要跟大家讨论的方面，我个人认为所谓地方自治确实不宜夸大，我们现在找的很多社会史研究的案例、个案，都是讲如何出现了自治。
（温铁军老师进场）
杨念群：我还有一个看法，为什么地方自治在传统的历史中找不到特别充分的证据，说我们有纯粹地方自治的组织？我认为在宋以后，大家可以看看明代，明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即缴纳的所有钱粮货币化了，银在中间起很大的作用。明代有兵力、人力、赋税，这些都要交，不但要交，而且要有劳役，要去从事自己的劳役，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后来折算成银两后，可以通过缴纳银两免去你的劳力，包括粮食也可以折换成银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里甲制度的崩溃。明末里甲制度在清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这是因为银子本身。不过银子的问题非常复杂，是全球性贸易的问题。那么银子重要性增加后，里甲制崩溃——里甲制大多由乡绅控制，转变成银两后，地方官、县令会通过吏胥直接收受银两。整个行政权力通过这种形式可以伸缩到原来里甲控制的基层社会里。所以我认为，仅仅从银子本身的重要性而言，都可以看出国家控制能力在加强，而不是在削弱。
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里面我提出的问题，一会儿请他们两位也谈谈自己的看法，现在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特别强调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引起的革命，地方自治引起国家整个近代化的转型。另外一种观点，现在的行政能力越来越强化，国家能力越来越强化，整个的强化是因为近代以来所谓现代化的过程，通过国家的强制，由国家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在社会力量过程中，国家因为必须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对地方资源的汲取度和汲取的需要、需求率大量、成倍地增加。增加过程中，向地方渗透的能力也会逐渐加强。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地方自治的组织越来越强大，还是国家动员能力和汲取地方财政、社会文化资源的能力越强？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各有争论，而且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展开讨论。
我只是做了一个引言，主要还是请温老师说，因为“皇权不下县”是温老师提出来的，当然这里面是历史跟现实之间的话题。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杨老师非常谦虚，他最近的一本书新增修订版的出来了，叫《中层理论》，他在书里提倡：做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我觉得胡恒这本书，就是杨老师所提理论的一部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包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因为视野的局限，往往把很多材料，包括胡恒所依据的方式、政书的材料没有看到，所以反而对相关问题有着一种有意无意的遮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史学从业者思考。
下面欢迎温铁军老师，看到温老师，我想到我们四川的卢作孚先生，他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学者，类似梁漱溟先生，他们在乡村建设这一块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脚踏实地，他们的言论和形式对未来都会留下很重要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至少在大陆的社会科学界，能够形成比较经典的命题是不多见的，但是在我不多的视野里，我觉得“皇权不下县”说法，已经是社会科学里一个比较经典的命题。经典的命题是什么？不是说它成为定限，被固定下来，永远是正确的，而是在很多话题里激起大家的讨论，不断有人回应，如胡恒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回应对象，我们作为人大的后辈回应温老师提出来的问题，我想这是社会科学里比较经典的话题和经典的命题，只有社会科学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经典命题，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才不会是一种“软骨症”，才会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是我们的一种期待。下面请温老师谈一谈他对“皇权不下县”说法的反思和最近的一些思考，谢谢。
温铁军：这屋里本来就热，又把我放到敢于提出命题的学者说法上，让我更有点如坐针毡。说老实话，十 一 年前被人民大学作为人才引进当老师时，其实就是一个人大本身有很多争议的现象，有人说好，“终于把温铁军那样的人请到学校来了”，有人说“这个人没有任何学科背景”。让我到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当院长，我的全部学习经历中既没有经济学也没有农业经济学，是“外行管内行”。面对着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我一去就先示弱，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温铁军是人民大学最没有学问的教授，有的只是这么多年不同领域的实践经验，我希望有点时间让我把这些经验梳理梳理，看看到底能做出点什么东西。
所以，我并不那么自信。
而在历史这个问题上，我就更不自信了，因为我一直以来就知道历史是一堵厚重的墙，任何非史学界的人，想要撞到这堵墙上，一定是头破血流，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历史学界去对话，不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史料考据的。而主持人所提出来的问题，又不得不涉及到历史，所以请各位跟我一起做一点没有史学背景、又没学问的漫游。好在这不是一个正式讲课，虽然我也准备了一个PPT，来了才知道这里不能放，没有课件，反而可以自由自在地讲了。
不妨先从印度的历史博物馆说起。
大家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人类反动制度中最为反动的一种，有相当多的人被当成untouchable，不可接触的贱民。现在印度2/3的邦在闹农民游击队，其中直接拿起武器就打的，往往是那些贱民，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生存状况非常悲惨，所以农民革命就势必在他们中间发生了。
我先后去了9次印度，跟印度各界做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有一次，我特意到印度的历史博物馆跟做历史研究的人交流，说到种姓制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告诉我：种姓制度不是我们印度本土原住民的。现在，国际上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接受我们的观点，因为3700年前有一次全球气候变冷。北方因地域广阔，北方狩猎—游牧民族最早发明车，能够做车轮是对人类文明的很大贡献。因为到气候变冷的时候，没有车的部族就只能在原地，因为移动空间边际很短，大部分灭亡了。有车的民族则能带着家小、带着食物一路南下，所以有车民族就生存了。
在人类进入文明的早期，人们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还没有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阶段上（即将进入青铜器时代），有车的民族就有“比较优势”。后来进入金属工具时代，这个优势就造成人类社会重大变化，因为他们整个部族都能驱车南下。
原来他们这些部族在北部，主要分布在波罗的海一带，南下分成几支下来，其中一支就南下到印度次大陆，于是乎，他们把自己作为外来者当成最高等级的人，他们就是婆罗门，其他的外来者就叫刹帝利。如果中国人到印度，毫无疑问，被当成第二种族：刹帝利，因为你也是外来的。本地的贵族变成第三等级，最后老百姓变成untouchable（贱民）。这四个等级的制度，最初是因为气候变化、外来民族迁入所形成了一个制度体系。
他们接着说，如果你们要看所谓的欧洲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就应该找到这个历史变迁，包括当年德国法西斯派人去找雅利安祖先，其实找的是“我们白种人最高贵的民族血统最初是从哪儿来的”？有研究表明，最高贵的雅利安民族也有下到欧洲亚洲交汇的地中海沿岸的这一支，把希腊原住民文明灭了，形成了外来部族统治本地原住民的希腊的奴隶制文明。还有下到后来被称为波斯的这一支，也是灭了波斯地区的原住民文明，外来的力量和两河流域这一带的农业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外来民族控制的古代波斯。
因此看早期欧亚大陆西端到南亚次大陆的这一带外来部族入侵所形成的，是极为不平等的、内含着巨大张力的文化，至今在这个地区仍有表达。往上可以追溯到上一轮“气候冷化”压力下，北方狩猎游牧部族南下农业地区所带来的客观结果。
如果大家注意搜索一下“气候变化万年周期”，这个已经慢慢被人们开始接受的重大发现，特别是大量的冰期科考，不断地用科考材料证明万年周期的时候，中国人也开始去理解“竺可桢之谜”。当时竺可桢先生提出的“千年周期”理论假说，客观上比所谓“李约瑟之谜”要科学得多，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却只接受李约瑟之谜，而不接受竺可桢之谜，因为竺可桢是土人，不是洋人。
这位土人所提出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朝代周期和气候变化周期相关吗？他认为有相关。
现在如果把“万年气候周期”拿来一看，你会发现，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文明是在气候暖化长周期的情况下进入的。并且，因为进入农业文明，所以人类很快从旧石器时代——非常粗放的工具——进入到比较精细的工具，即新石器时代。接着，很快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器，然后进入到铁器。所以你会发现，人类文明的跨越式进步，很大程度归因于这次气候暖化周期。简言之，第一次气候暖化周期是三千年左右，这三千年恰恰使人类告别了旧石器进入新石器，接着进入青铜器，接着进入铁器，这三千年是一个平缓的暖化周期。
接着刚才说。我去印度时，印度学者给我讲的那个北方部族驱车南下的道理，主要原因是又进入了一个冷化周期。这个冷化周期降温的温度，大约一到两度之间，也就是现在所说的“2度空间”。这次巴黎气候大会，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2度空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于2度空间的气候变化就是这一次。也许，正是这次气候变化导致欧亚大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好了，先不说那边，看我们这边。
你们都有很多概念化的认识。例如，中国现在之所以这么多矛盾问题，是因为有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但今天还有人信这话吗？多年以来人们都相信这个，现在史学界已经改了，大多认为中国不是“封建”惹的祸，所谓漫长的“封建社会”只在欧洲罗马帝国灭亡后地中海地区不再有大国，高度分散为数千甚至上万的小邦，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漫长的封建制度。
中国之最大不同在于从2500年前秦统一开始，就是相对集中的国家制度、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郡县的集中制度，而不再是裂土分封的封建制度。过去硬说中国这两千多年跟欧洲成千上万小邦林立的封建制一样，是因为照搬了欧洲人描述他自己历史的那些结论，错误地拿来描述自己，所以才不明白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儿。
我们是封建惹的祸吗？当然不是。那我们是什么问题？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地理条件不同于西亚。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是间距窄窄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窄窄两河所形成的是“原生农业”，当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文明时，因两河之间的地理空间狭窄而形成的是单一作物，而又因为它基本上属于半岛气候，所以单一作物成立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单一作物向欧洲这个半岛推广的也非常快。
所以从两河开始，就是低技术的单一小麦生产，一直向西，一路推广到最后，完成了对英伦三岛的小麦带覆盖。这种农业文明的单一作物扩张，派生出单一食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以及后来的单一神教等。
而如果往欧亚大陆东端看，我们也是两河：长江、黄河，当然“江淮河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四河农业”。暂且说东亚也是两河流域的原生农业。
在东方，两河之间的地理跨度很大，因此北方是旱作农业，南方是水作农业。北方旱作农业主要是黍稷，南方则稻桑。当然，还有大量其他的因地理空间跨度大而形成的多样化的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因此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就是体现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化。多样化农业生态文明产生的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化思想体系，所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争鸣等等。这些都不是单一作物的农业文明地区能够衍生出来的。因此中国从来因它有多样化的人类生存依赖的食物体系、派生了多样化的人的社会生活体系、人的生产组织体系，精神世界也从来没有可能被任何单一神控制过。
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别，或者叫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在本源上的差别。
最为重要的，在国家层次上，也就是上层文化的层次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我们以400毫米等降水线这根东北西南走向的斜线作为东亚农业带和牧业带之间的分界线时，（中国人只要上个小学就都知道400毫米等降水线，给西方人得说好久也不明白；这就是东西方常识差异）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个亚洲大陆的东部是太平洋季风形成大陆气候的四季分明，而又是水热同季，于是乎400毫米等降水线就成了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分界线。
看国家政治演变不能只看帝王史或学者言行。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处于气候变冷时期，北方六国全部都是按照400毫米等降水线修筑了长城。我们这么多做研究的人，应该关注一下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形成于什么条件，因要对付气候变冷压力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全面南侵，于是就得从诸侯的家族军队变成国家军队。国家的早期，大家看教科书都说从春秋时代的封建制如何经过战国时代漫长、几百年的兼并，其实客观上出现了什么情况可供归纳？单一的、越是小的越先灭，除了战争胜败乃兵家常事之外，很重要的缺陷是没有纵深防御的能力。到秦终于完成统一时，大家都说秦暴虐，征发徭役修长城，还让孟姜女哭倒了长城800里。这是老百姓的故事。
秦统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人类历史第一个世界上超大型的、有战略纵深的原住民大国的形成。
中国本身因为地理气候造成农业多样性而形成的与生存有关问题的多样性，因此，任何统一的国家，难道一定要支付极大成本完全把各地的人所有不同地方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全部统一起来吗？没必要。所以，秦代国家权利只设郡县，全国36郡之间用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系统（驰道）连接起来，便于调兵应变。
因气候变冷这个阶段是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过程，北方民族南下绝对不是哪个具体国家来打的，而是北方游牧民族所有部落都受不了北方冰雪不断覆盖、牲口被冻死，所有人都没有吃的，只好南下掠食。南下掠食是所有部落的人带着家小。又因为他是游牧，所以南下绝对不是占着地方就完了，不是的，而是杀戮，只有把人砍掉了，地才能腾出来放牲口。
我们不能怪北方民族，也不能怪南方民族，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来回的波动，代价就是巨大的人口减少，这是人类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生存方式互斥造成的悲剧。但在当年那种生产水平之下就是这样的，所以才有跑马圈地、大规模屠戮的现象。每一次大变迁，汉族地区的农业人口甚至能大规模减少到10%以下。
真实客观的历史，并不是我们今天主观唯心主义地去设想出来的假说：因为哪个皇帝无道，因为哪个朝代制度不好，因为哪个朝代没有法治，等等。其实你说的所谓历史都不过是今天的当代问题。真正的历史恐怕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类迫不得已的，后人不得不接受的悲剧。
北方民族南下，为什么汉民族农耕文明守不了小国，最后一定得搞成大的政治国家？这是因为小国没有反抗能力。这也被欧洲中世纪无数小国多次被维京人南下洗劫所佐证。那么社会自治呢？需知，乡土村社自治是低成本形成对接官方正规权利的治理结构；村落为单位的乡土社会哪里有抵御外侮的反抗能力？为什么北方6国都得修长城，今天大家说耗尽民财，如何愚蠢！当年呢，其实长城就是一个报信的，是远古时代的信息系统，根本不可能指望靠长就能拦得住人家，就是点个烽火台告诉政府敌人来了，这种烽火台一路传，政府会知道敌人从哪里来的，才好做内部准备。因为大国具有地缘战略纵深，从秦到汉，疆域一直南伸到东南亚，便于组织防御。亦即，中国政府根本不是用长城挡着敌人，这是现代人误解的概念，比照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修个碉堡之类的。需知，古代中国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我们结合气候变化周期来看古代的政治国家和乡土社会自主治理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什么从大一统的秦汉开始就是“皇权不下县，村社有乡绅”？官方权利只设置到郡县——没必要往下设，下面原来就是多样化的作物、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多样化的十里不同风的地方文化，皇帝管它干嘛？官方管到县级就完了。
所以秦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轨制。以后，中国就是“汉承秦制”，一以贯之；直到近代才发生制度成本巨大的改变。
秦朝修驰道通往所有36郡，那是用兵的，只能按照兵车的轨距实现“车同轨”，这就得罪了旧贵族。无论你们家开大奔驰还是悍马，都得服从他们练兵时需要，就只能改成是一个QQ的底盘，当然就把贵族给得罪了，所以六国旧贵族群起反抗。
但在今天，因为要用阶级革命话语讨论历史变迁，就非要翻译成是农民阶级大革命。农民受多少利益损失？当然征徭役是秦的问题，可如果不把六国长城连成一片，中间都是断的，就起不了信息系统的作用，报不了信。即便农业地区有了一个庞大的地缘战略纵深，可以防得住北方民族全体南下，但是没有通风报信，怎么防？
所以，希望客观地看这次演变，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有庞大地缘战略纵深的国家，应自秦始。诚然，秦置郡县，造成“皇权不下县”，汉承秦制的结果是，继续维持以郡县制作为国家政权所要建立的那个层级系统。
可以在这里非常粗暴地跳跃几个朝代一直说到清，清代给每个县官40两俸禄银子，也是不许下去扰民。历朝历代要想维持乡村稳定，官府那点财政能力根本管不了乡村，乡村就得靠乡绅自治。
刚才杨老师说到明代的白银问题，中国这段白银史也是中国发生重大制度变化的历史之谜，为什么？
因为自有宋以来，中国西向的贸易通道彻底断掉了，宋以前还有过反反复复，时而拿回来时而丢了。自秦汉开始，西域通商，带富了西域各国的商人，这些人并不是多愿意配合中国崛起，而是从这儿赚了多少钱。这条欧亚大陆的贸易通路从宋代断了以后，宋代是高度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的发达，但是由于陆上贸易通道断了。于是，从宋代开始转为海路。今天什么叫“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不确切，其实是宋断了西域通道后不得不走的海上的“瓷器之路”，而海上贸易带起了伊斯兰世界——因占据商道要冲，而得以向欧洲大陆扩张，占了意大利，占了西班牙，占了很多欧洲的地方，包括哥伦布与女王签约的城市。欧洲这部分土地，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崛起的条件，所以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先崛起向欧洲扩张，同时向亚洲扩张，因为商道是阿拉伯人来做的，中国人并不能直接把货送到欧洲去。但这时候用船有一个好处是能送重货了，所以这时候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瓷器，于是乎带动了中国的瓷文化走向西方，自宋以后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机会。
这些按下不表，我只是要说这时候出了什么毛病？
大船往外送商品，回来带什么货？自宋以后，“十船九空，唯一船实之白银也”，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不能卖给你什么，瓷器之路这一带，连个像模像样的完整点的国家都没有，海外贸易能拿回什么？！后来你们都知道，拿回了个长颈鹿什么的，或者拿点香料，个别的据说还带回个非洲女孩来，总之这时候有的是故事，返回的却并非发展实体经济需要的商品。
但经过这样漫长的几百年，从宋以来——中间经过了80多年的元代——再到明代，继续产品出口，因为乡土社会蕴含有极大的富裕劳动力，从来都是男耕女织，兼业化经营，大量的小农户兼业化经营产出巨量商品，用船运得出去，但返回来的只是白银。这当然使中国发生“白银化”，白银化导致在明代时，已经积聚了全球60-70%的白银。这时候官府开始出现张居正“一条鞭法”，官方、私商，所有人都得缴纳足色白银。到现在为止，大家找当年的土豪感觉可能都找不出来，那时候用瓦罐子埋的白银。如同今天拿房产做储备的感觉一样，今天你们问问老百姓什么东西是保值的，货币肯定不保值，这么增发，货币肯定不能保值，说换美元，对不起，美元难道不是在滥发吗？欧元滥发、日元滥发，人民币只能对冲增发，所以才出现全民买房，希望保值，这一买就买到现在这样，就是从这一天起不再建房子了，还够两亿多人住，房子也属于资产价格下跌。当年明朝人干的事，就跟大家今天疯狂买房一样，当年是买白银、存白银，官方只收足色白银，这一收就把民间经济白银化，所有的财主都藏白银，于是白银大量进入中国，银价随之下跌，中国财富缩水发生危机。
这个白银流出导致西方发生重大变化，即白银战争。白银战争的战败国找不到白银，去哪儿了？去美洲找，于是西方大规模的殖民化掠夺开始了。这是谁的毛病派生的？是中国人藏白银的毛病，连带造成西方人出去掠夺了美洲、非洲、澳洲三个大陆。当年就造成了欧洲人出去犯罪。
但同时造成另外一个重要的代价，最近我的课题组正在分析：如果中国在外面拿回来的只是白银，请问这是商品交换吗？当然不是，中国人输出的是商品，换回来的白银不能吃不能喝，可以由国库和私商存储，但是白银的存储功能一旦超过一般的流通功能时，请问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怎么样？对不起，会衰败。当上层社会，官员和商人都追求白银时，下层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会怎么样？当然会受到沉重的货币化压力，甚至是出现乡村凋敝。
再加上又赶上一次气候变冷，这时候北方，满清和关外的民族又开始南压，这时候满族在文化上趋于汉化了，相对进步，所以满族的南压相对成功，和明朝内部受不了横征暴敛、白银化最后把基层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老百姓造反。这两大力量合在一起干掉了明朝。
我们把这个过程说清楚，看看自秦以来的郡县制一直到明清之际海外贸易引起白银化所诱发的乡土社会解体，总体上说，不是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对立这种两分法可以解释的。如果跨越历史朝代变迁显得稍微话语粗暴点，就不妨直接进入近代社会，看民国早期是怎么做的。
民国初立之际，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是张謇（翁同龢的学生），张謇中状元时年龄挺大，而那时候又是清末，大局已去，任何人已经不可挽回了。但他当时不惑之年提出的落脚点是什么？——村落主义。翻译成英文也许是Villagelism，但西方没有这个词。他1894年中状元正赶上甲午战争，接着就是清王朝赔3亿白银之后病入膏肓。洋务运动代表的现代化失败才不得不转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1年辛亥革命被人说成是革命，其实未必。是不是真不知道啥叫革命？也罢，我不多分析这一块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先承认革命意识形态是有用的，但也得客观地看这段历史是什么情况。
中国人说告别了帝制，但想建立的是什么？据说是“共和制”。什么叫“共和制”？面对着一个高度分散的小农化的社会，那个时候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世界上可以在小农并且是原住民小农的基础上构建共和制republic的案例很少见。国家政治一开始就混乱不堪。
接着看乡村，大家都认为应该稳定乡土社会里相对有效的乡绅自治。
张謇当年回乡做的是什么？在地化。
回南通以后，利用他的权威和他的影响搞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把南通县农业的开发尽可能变成潜在工业资源，配套棉纺加工，开设码头，形成的一点工商业收益，反过来建设他主张的村落主义。也就是说，民国之初，当谁都不明白应该怎样建立republic时，有开明官员先做在地化综合性发展稳定乡土社会的工作。
但，难道只是他吗？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在农村干吗？他叫孙发绪，被派到定县当县长，发现定县翟城村米氏乡绅父子于1904年搞起的“新式乡绅自治”，而翟城村是个大村，大概百分之五十人姓米，米家是村里的大族，易于在这个村形成宗族控制、执行宗法的治理。最初，他们家族是儿子派出国去学习日本的村社建设。日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拿了中国3亿两白银赔款，其中1/3用于日本的乡土社会建设，为什么？因为工业化大量从农村提取剩余、掐走草尖，把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掐走了。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农村地痞横行，流氓无赖控制，请问士兵能给天皇剖腹自杀吗？不反了他就是见鬼了。所以甲午战争日本打了中国之后，拿回来3亿两白银，1亿两直接用于购买西方军火，1亿两用于本土重工业建设，还有1亿白银做乡土社会、神社文化、村自治的综合自治体建设。日本的综合农协体系，也是自1894年打败中国之后开始形成的，到1897年基本成为日本国策。
而清朝这时候派出去的所谓留学生，大部分就近留了日本，因为往欧美留学路途太远，路上就得走好几个月，所以大部分就近去了日本。这个米氏乡绅的儿子去的就是日本，正赶上日本开始搞大规模的村治建设。
这个村是当年两千多人口的大村（现在五千多人口，两倍半），留日回来就搞村治建设。翟城村村治建设的样本被当时黎元洪的秘书下派到定县当县长的孙发绪发现，于是乎就推广这套村治样板。这时候，乡村基层的治理还都是自下而上的，据说定县在1914年变成民国的“村治模范县”。靠的是什么？无外乎是县下唯乡绅，乡绅领导的村社自治。
如果再看孙中山当年大元帅府的秘书黄展云（福建人，后来当了福建省国民党党部书记）辞去国民党的省委书记不做，到营前村当村长。
为什么？因为这一票人马——刚才谭老师说到卢作孚，卢作孚也是这样，但他是北碚一镇的镇治，张謇是南通一县的县治，梁漱溟是邹平一县的县治，米迪刚是翟城村一村的村治，而孙发绪推行的也是一个县的村治，黄展云是一个村的村治。
总之，这些当年在官场上正春风得意的人，为什么扭过头来下基层？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安全的载体就是乡土社会。
为什么我强调你别拿官方那套东西来管制基层，甚至说“农人本无事，城人自扰之”！这话，有点像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他是贫苦农民出身，当了皇帝以后，第一道饬令是禁止官员下乡，谁下乡就斩谁。果然有官员下乡，被老百姓说你违反了皇帝的命令，就把他送到京城，皇帝就把他推出去斩了。因为他知道，只要让你们官员下乡，老百姓一定受不了。
我刚才粗略地说一下。后人应该知道，民国的乡建，早期的晏阳初、梁漱溟、张謇、卢作孚，包括黄展云、孙发绪，甚至包括阎锡山。早期的乡村建设领域的这些工作者大多数曾经有官方身份，乃至于到后来延安时期的乡村基层工作，大部分也都是配合政府搞基层治理，以乡村自治为稳定乡土社会的主要手段。
所以，我的团队在比较延安的乡村建设，跟40年代晏阳初在重庆搞的华西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国共两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哪个政权真想下乡，都得靠乡村自治。
这套道理，是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形成的一点看法。
我曾经发表过一个东西，即90年代我刚刚开始提“皇权不下县”时，曾经在《战略管理》上发过一篇较大篇幅的文章，讲民国为什么亡于农民革命。我们刚才讲的经济白银化，加上气候变冷，造成明代严重的危机，导致明亡。其中的道理一样，民国亡于什么？难道亡于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现场：日寇侵华）我看民国亡于现代化。恐怕很少有人是这么批判现代化的，但是我批判民国的现代化，到本代应该没那些问题。
到解放战争时，我们叫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叫做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第三次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叫“civilwar”。每当我在海外交流，一旦西方人批评我，你们当年土地革命战争怎么残酷。我会说，对不起，这叫civil war，和你们美国的civil war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你们不是也有大量的战争造成的悲剧吗？一样，谁比谁更残酷、谁比谁更人道，美国和中国都有独立战争，都无法纯粹用人文理性去解释。但是，你们都知道，在这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国民党政府是拥有现代财政、现代金融、现代经济、现代军队，而且这个军队是二战胜利之师。现在我们开始慢慢地表达一下当年的国军如何打仗，难到国军真的弱不禁风吗？共军呢？有现代财政吗？有现代金融吗？谁供给你们给养和军火？怎么打赢的？
所以话还得从当年国民党怎么做它基层的政权建设时说起。
30年代有一场争论，即前辈乡村建设派的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等等，他们当年反对国民党把保甲制直接建到村里。当然，后来就不反对了，因为1935年日军进占华北，大家都面临着全面抗战，政府动员乡村基层民众靠什么，如果政权不下到乡村社会，怎么动员民众，怎么征粮怎么征兵？所有这些事情必须得有人办事。但这样一搞保甲制，就闹得劣绅当道，劣绅当道村里就得是痞子横行，乡土社会彻底劣化，革命必然发生，这时候农民中谁不革命，谁吃大亏。
为什么毛泽东主张痞子运动，而且认为“痞子运动好得很”？
诚然，毛泽东和城里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完全不是一个调子，因为知识分子只会照搬理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长出来之前，怎么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呢？到现在工人阶级长出来了吗？当然现在长出来了，长出来又不承认了，这个另外再说。我们只是说，当年工人群体连同其家属在内，中国工业人口占全国总比重的不到5%，典型的一小撮。在这不到5%人口的基数上去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体系，怎么弄？
可你要发动农民，其实农民也发动不起来，不仅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发动不起来，满怀着改良善愿的晏阳初、梁漱溟下乡去发动农民，搞了十年，最后总结教训说，我们下乡搞的是农民运动，结果是农民不动。
农民凭什么跟你动？
就像新世纪再度启动乡村建设复兴一样，我们搞乡建这套东西时，你以为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农民就那么好动吗？那我们下乡搞乡建的时候怎么办？大喇叭喊：老乡们，洋学生给大家演节目来了。老百姓呼啦呼啦全来了，效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你们把村社自治摧毁时，想招呼一声让他来都没人来。
我们现在主流的做法，是一个自毁乡土社会基础的做法，错误地照搬了西方个体化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跟我刚才讲的西方文明从两河流域单一作物形成的单一思想体系派生出来的，我们东方乡土社会文化可是多元的，多元农业的群体生存一定有公共事务，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公共性治理，因此，村社的内部治理长期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官府下来农民就不活了吗？民国时期天天“城头变幻大王旗”，跟农民有什么关系？不是照样地进地里干活先拜土地爷，过河的时候拜龙王爷，回家的时候拜拜灶王爷，本来就是个多神的文化体系，“十里不同风”能说一样的话吗？你到山区，隔一个山说话就不一样，听不懂，官府怎么可能实行统一治理？因此，县以下一定是靠村内的乡绅，不同的乡绅就有不同的乡绅文化，官府能统一什么？过去能统一的条件是孔孟之道与统一的科考取士相结合，能统一的是让农村这些“发悬梁，锥刺骨”的小知识分子，学会了“天地君亲师”，有了基本国家意识形态和起码的道德理念，有一点文化，把这些人的优秀分子通过考试给考出来，然后再用某种文化把他们变成基层所谓的乡贤家族，因为往往是这些官场中人告老还乡。城里皇帝是不养官员家小的，直到民国时期，官员在城里都养姑娘，这跟今天说港台商人在内地的“小三”道理一样，官员大部分不能带家小，因为俸禄不够，正房妻子就得是在家住着，官员外面挣点钱回家买房子置地，成为一方乡绅。考不中留下的落第秀才就成为教书先生，接受点孔孟之道，就变成良绅。不过，如果上面税负压力大，或者土匪、大兵过来了，就可能被迫由良绅变劣绅。这不是他主动想变，而是他承载的外部性压力太大。
我们把这套东西想清楚了，就知道民国毁于什么，民国毁于现代化的黄金经建十年，看民国史，20年代大局已定，开始进入经济高增长，它的参照系是欧美工业化、城市化。民国的现代化发展跟当代一样，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迫使“在村地主”变成“在外地主”，就改成了货币地租——小农经济货币化。我曾有一篇文章1996年发表出来，讲的是民国年间在外地主怎样把地租从原来的实物租变成货币租，原来的“下打租”变成“上打租”——原来是秋后打多少咱们分成，现在不行了，春天你种地之前就给我交钱，这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这么一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进入乡土社会。过去乡土社会是非货币化的，费孝通先生早就研究过，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等我不重复。当地主想把土地租金变成现金收入时，小农经济就被迫货币化了，金融资本进入的剥夺率，我当时算过账，数倍地高于地租剥夺。所以谁摧毁了民国乡土社会？金融资本、高利贷。
接着，又得让农业提高产量，于是乎，这时候开始有了工商业资本进入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最终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农业，摧垮了民国的乡土社会，导致小农破产革命遍地。
这时候，当乡村自治不再起作用时，那就是流民引发动乱开始了。
邓子恢作为中共早期研究农村工作的老领导，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帝国主义没有侵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九龙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对农村有什么作用？有各类帮会，被农村社会排除的劳动力，流动的劳动力，大约有两三千万，纷纷加入漕帮、码头帮以及青帮、洪帮，这些帮会都在运输业和码头上。到后来，帝国主义迫使中国从五口通商变成多口通商以后，这些加入漕帮的脚夫就没用了，怎么着？他们就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邓子恢分析，这些流动人群过去的生存靠赶脚、靠船运、靠码头等等，20年代一个大危机打击下来，这些人要么参加白军，要么参加红军，要么上山当土匪。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不稳，就是流民造成的。甚至，历史上的很多大型起义也是流民造成的。
邓子恢早年分析的东西非常清楚。毛泽东早年的调研也分析得非常清楚。这部分流氓无产者难以稳定。加上因地主变成在外地主、农业工商业化，并且农村高利贷化，严重的负外部性，所以地主痞化，然后农村中出现了被流民和被痞化。
我说民国社会的衰败，源于乡村基础社会的破败，这又源于民国早期追求工业化、城市化，迫使农村经济现金化，带动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导致早期民国乡村社会的衰败，这时候再有良绅奈若何。
而到了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我刚才说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动员作用高度有效，是因为用阶级斗争的概念做动员，立刻在农村划一条线，只要是地主富农，其作为传统乡绅依存的所有东西立刻都不具合法性了，就该被人家彻底分掉。因为有革命名义的财产分配，就意味着可以不经市场、不经劳动而直接政治性得到一块浮财。于是乎，直接得实惠的阶级斗争动员高度有效，几乎所有农民都参加，就变成了一个农民历史上一直都要求的“耕者有其田”。
然而，这个均田免赋本来是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做的事。冷战之前西方么有批判，而1950年代朝鲜战争造成冷战进入高潮，西方就说这是共产主义革命？从那以来的西方主流大体还是延续冷战意识形态的内涵。但是，中国人不外乎是把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这五个字拿过来重用。每隔一代人，大多数农民就要求“耕者有其田”，至今亦然——土地重新分配的需求是乡土社会内生的，只要大家都是有点耕地的小农户，乡村基层就处于稳态结构，也就有乡绅治理的财产基础。
中国在1950年就基本完成了对约占人口90%的农民群体的有效动员，只不过冠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这就使得毛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高度有效，不仅缓解了民国1937年以来十几年的大危机，因为大家都得回农村干活去了，民国高通胀主要发生在城市，所以共产党的“农民包围城市”意味着“无通胀的农村包围了高通胀的城市”，革命的结果是城市危机软着陆——民国现代化巨大成本被土改这个制度变迁内部化处理到乡土社会。由此，毛主义也就有了第三世界的普遍意义。
我的问题是，既然被现代化成本转嫁造成的小农破产投身革命、使得城市危机不能再往乡村转嫁，迫使危机成本高度集中爆发在城市社会，那么，请问谁该输谁该赢。
接着看，民国在严重通胀条件下也试图改革。今天说推进货币体制改革，深化改革要搞顶层设计。民国人家搞金融改革就是顶层设计，这是你们老百姓能够参与的吗？哪个老百姓有能力参与民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人家真是一帮海归金融家！就好比，《北平无战事》行长一说，他们都是直接能通美国大使，什么意思？通天嘛。人家都是从美国回来当行长的。
依靠海归、搞了通“美国天”的顶层设计，民国币制改革三个月失败。于是乎民国政府没金融了。请问，不发军饷，国军士兵哪怕是美制枪炮，谁还给你打仗，没金融也就没财政，民国的现代化上层建筑之所以摧枯拉朽，因为是靠着这两个非常脆弱的体系维持的。
看看今天的欧盟，为什么治不了延续这么久的危机？是因为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金融都归了欧元区，砍掉了国家做逆周期宏观调控的一条腿，国家没了金融，就剩一个财政，这些国家就只能发债了，于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
现代化是有制度成本的，这应该是个常识。民国就毁于现代化成本无处转嫁。这么简单的道理，但哪个课堂上讲？不讲，那叫传知识吗？岂不是蒙人！还要学生拿那么多钱买的蒙人。
比较一下，民国当年最主要的问题同样是两条腿都没了，财政没了，是因为金融没了。由此，共产党能不打赢吗？看看共产党解放军当年打的那些白条，到张家庄说“借一百块门板抬伤员”，李家庄“借多少条大饼”，赵家庄“多少棉被、棉衣”，到革命胜利后还给你。那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请翻身农民做贡献。
所以说阶级斗争为主的意识形态作为动员手段高度有效，动员了大量农民加入到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几乎是全民动员。我们国家当年的人口90%是农民，当90%人口被动员时，请问这个世界有哪一种革命是90%的人参加的？国民动员如此彻底，世界上哪儿有？就我们这儿有。
甚至中国是世界上妇女解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占农村人口一半的妇女包括在90%之内，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世界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国家，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一场全体国民被动员的土地革命，使妇女获得了平等参与财产分配的大权，也就是我们早于美国获得了妇女权利。今天更不用说了，只要组成家庭，哪个男人不说我们家一把手是我老婆？这都已经是中国文化现象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所以中国从那场革命开始，妇女再也不用叫什么张王氏，而你到美国，妇女结婚不改名试试，还得改名，哪怕你是中国李世民他们皇帝家那个最大的姓氏，你也得变成史密斯•李。
中国这场革命动员，比抗日的民族主义动员还彻底。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中称之为“国民彻底动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认可的农村阶级斗争的名义，实现的是民国现代化危机在乡土社会被内部化软着陆。不过，也因此出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民国靠保甲制完成国家对乡土社会资源的提取，才能应对连续多年的内外战争。新中国废除乡绅治理，靠什么控制基层？靠“党支部建在村上”。后来，1984年解散集体化之后“撤队建村”增加了村委会；所以我们现在叫村两委制。
注意，村两委制比保甲制进了一大步，完成了对基层更为完备的严密控制。
民国时期搞的保甲制是不拿工资的，政权虽然下设到乡，但乡长才有补贴。我们1984年搞了村级两委制也不给钱，直接演变成农民负担加重、基层干群冲突大量增加。直到2006年完成农业免税，现在大约60万个村两委、增加多少干部，都是县财政设立专户直接支付的。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这不仅又一次完成了历史上的“均田免赋”；也意味着自秦以来政府设到郡县，县以下乡村靠乡绅自治的传统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乡级变成政府，村级则是政府直接代理人；，这就彻底地改变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乡村自治。
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主张改良的搞乡村建设的人感到格外困难，原因是乡土社会重构自治的体制条件，不如民国时代晏阳初、梁漱溟等等前辈，那时基层乡绅不是“村官”。
我们不入另一个国家主义主流的原因，也是我们现在仍然坚持自下而上在搞农民组织化，但越这样搞，越是首当其冲地遭到地方权利压制。
任何外部主体下乡，先遇到的是乡村两级代表上级政权下伸的正规体系。诚然，官方即使有善治改良愿望，却只能通过村两委去面对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
不论何党何派都有不可克服的“交易费用”转化的制度成本——因为村两委代表外部利益的基本性质，必然造成与村内农民对立性的普遍矛盾。哪怕经过我们培训改造成为不再对抗的农民，乡村建设的改良是尽可能把那些上访农民组织改造成综合性合作社，但当这些合作社跟地方的乡村干部对接时，仍然极其困难，之所以敌视，在于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
据此看，我们今天确实是皇权下县了，要客观地研究这个历史性改变。
我20年前说的“皇权不下县”，其实还不是从学术角度，只是针对90年代官方强调加强村两委却几乎不支付费用、迫使乡村干部劣绅化去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说法。
20年后，今天官方财政承担了村两委干部工资后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皇权下了县以后并不完善、且与分散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制度体系如何改善结构和机制。
当然从民国以来，各种党派都试图进行乡村现代化，包括形成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个试行现代政治的努力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说，从辛亥革命的1911年到现在已经有104年，除了刚才说到张謇、孙发绪、梁漱溟、彭宇廷等乡建案例，我们并没有真的发现什么是县以下“良治”的制度体系。
我的片子本来有一套图表，即结构化分析，如何解释现代政府面对分散小农经济的矛盾，但今天没法放，所以就请大家去网上搜，都会找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