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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第一先贤”俞大维

更新时间:2015-12-28 17:09:35
作者: 彭劲秀  
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1932年,俞大维回国。1933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兵工署负责军火制造及维修等。俞大维就任后,首先筹建新厂,加强生产能力,积极在德国大量采购机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开发体系。成立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高薪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导,同时在国内延揽人才随专家工作,使武器研发在中国扎根。如“两弹元勋”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和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谢光选等人均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机构学到了宝贵的知识,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次,建立标准化生产和检验制度。要求产品的零件能够互换。俞大维兼技术司长,会同各研究机构,制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图样法规,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并建立零件、半成品检验,进而建立整套质控制度。选定从德国毛瑟枪改制的中正式步枪为制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适合中国人体型。轻机枪则选定捷克式轻机枪,构造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甚少。重机枪选用德国马克沁机枪,性能优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种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弹药通用,简化生产与补给。当时日军三八式步枪和机枪的射程与杀伤力均不如中国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

   经过四年准备,国军已有数十个步兵师更换了新的制式装备,所制武器精确性不逊于列强,并且适合中国人体能。

   1937年,抗战爆发。八年抗战中,俞大维自豪的是军火供应从不匮乏,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重武器。

   1946年5月,俞大维任交通部长。俞大维讨厌衙门式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专门设置一个会报室,挂一张全国大地图,路电邮航等均在图上绘出。每日上午九时,俞主持会报,听取路电邮航等各司报告后,即口头指示解决办法,各单位主管即将指示下达办理,不需要专门呈文批示,搞文书“旅行”那一套。

   针对陆上交通不畅的情况,俞大维就致力发展航空运输,决定无论付航空邮资与否,一律交付空运。空邮数量大增,最高时占全部空运量百分之十。以往累月经年到达的邮件,数日即可送到。

   俞大维一生淡泊名利,始终把自己视作“老百姓”,他曾说:“我是个普通人,过着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举个例:我到北港妈祖庙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签、卜卦、磕头,我也跟着向妈祖磕头,有人就笑我:‘你是学科学的,为什么也相信这一套呢?’我只简单地告诉他:‘因为老百姓磕头,我也是老百姓。’”

  

书生领军,一干十年

  

   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俞大维因耳病,未就职,改任驻美采购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

   俞大维既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国民党员,当然谈不上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但是蒋介石却任命他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要职,实属罕见。

   俞大维最忌将时间耗费在开会与应酬上,上任第一天,讲了五分钟的话,就搭乘军舰,到金门、马祖、大陈巡视。他在职期间去大陈、马祖、金门各岛130多次,平均每两周去一次,人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

   他的信条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为上高登岛,他被吊车吊上悬崖峭壁。台湾军人给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胆。

   俞大维担任“国防部长”,反对任人唯亲,坚持任人唯贤;他说:“我用人就不问是否出身黄埔或行伍,只要忠诚能干又肯干者,我皆喜欢。譬如温哈熊和我一样,并非黄埔系统,且与孙立人在维吉尼亚军校先后同学,又做过孙的部属,曾有人二度征询我意见,我都力荐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难有出头天。”

   俞大维于1965年,因病请辞“国防部长”。退下来后,已近七十,不再上班了。但他并不感到失落,而是整日坐守书城,手不释卷。读《诗经》,先读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英译本,读出兴趣,再回头看原典,愈读愈深地感受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贵。70岁以后参照德译本读《易经》。他说:幼年读线装书,中年读英文、德文书,现在又读线装书,读来读去还是中国书博大精深。

   俞大维九十岁那年,摔了一跤,后脑勺摔破了。治疗后,他叫人找了本微积分,说:“你念一道习题,我来做做看。”结果答案正确,老人喜不自胜,兴高采烈地对亲友说:“我脑子没跌坏!”

   1993年初,俞大维皈依佛门,法号“净维”。当年7月8日,俞大维驾鹤仙逝,终年96岁。去世前俞大维立遗嘱,将藏书分为两类:军事科学书籍全部捐赠“三军”大学;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书籍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图书馆。据统计,仅捐赠台湾大学的书籍就有7000余册。

  

终生不忘,“知遇之恩”

  

   纵观历史,君臣上下之间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亲密无间如唐太宗李世民与著名诤臣魏征那样的典型极为少见。进入民国时期,蒋介石与手下的文官武将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者也不在少数。但是,蒋介石与俞大维的关系却是个例外。

   俞大维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读古籍,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圣贤为人生目标。他曾向母亲询问曾国藩的做人处世的准则,老夫人说:“文正公一生严明治军,谨慎治事,勤俭治家,恪守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于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这一条成为俞大维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处事原则,他在《九十随语》中说:“一生中影响我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对我转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话——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这句话由母亲说来倍觉平易深远,我因而终身奉行不辍。”他一生淡名利、重伦理、讲情义、尽职守、辨是非、有担当的高贵品质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维与蒋介石并无渊源,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是俞大维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担任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期间,由于蒋介石对德国的军械装备、军队训练及有关业务都十分赞赏,而俞大维正是这方面的青年专家,自然被蒋认为是可用之才。于是,俞大维为了回来为国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异国的感情,带着稚子独自离开德国,回到祖国。

   俞大维从兵工署长、交通部长,一直做到“国防部长”,在常人眼里,一定会认为他与蒋介石必然过从甚密,但据俞大维自己说,他与蒋介石见面机会多,但谈话次数极少。第一次与蒋介石正式谈话是在汉口,蒋介石与俞大维谈兵工署撤退的有关事宜。蒋介石看到俞大维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又绝无政治野心,因此对他十分放心。此后,蒋介石便放手给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统统由俞大维全权处理,不予干预,俞大维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形势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渐建成一个生产、研制、开发新武器的基地,培养了不少人才。

   俞大维是知恩图报之人,他感到蒋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没有在他身边安排一个亲信暗地监视他,或对他多方掣肘,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在国外所学的专长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于这些,俞大维深深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兵工署尚未回迁,俞大维正在重庆侍奉母病,联军要求蒋介石速派深晓军械的俞大维到上海视察并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军械库。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维陷入两难境地——接受任务,则担心母病;婉拒调派,则有负公务。此时,他忽然想起西晋时晋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陈情表》,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于是俞大维仿照李密也写了一份“陈情表”给蒋介石,称自己“报国之日长,报母之日短”,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蒋介石不但没有怪其“抗旨”,相反,派专机并配备了医护人员将俞大维母子接到上海。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俞大维能够到上海履行公务,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时和最好的诊治,使俞大维得以忠孝两全。这件事使俞大维对于蒋介石的恩德终生难忘,以至在蒋介石撤离大陆时俞大维毫不犹豫地随行前往。临走时,周恩来曾通过俞大维在大陆的近亲极力挽留他,俞大维表示,对于蒋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发誓终生不做的。

   俞大维的报恩主要是通过恪尽职守、做好工作来体现,并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时时跟随左右。俞大维晚年曾对人披露,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可以随时见面,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用过这扇门,可见他们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对俞大维外,蒋介石对任何下属也没有如此信任过,所以俞大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报“知遇之恩”,要“士为知己所用”。

   蒋介石去世以后,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维必去慈湖陵园叩首谒陵,风雨无阻。晚年的俞大维行走不便,以轮椅代步,依然每年两次谒陵叩首,常常感动得在场的谒陵群众也随之跪下。

   1977年,俞大维身体大不如前,于1月20日立下遗嘱,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随故总统蒋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赖蒋公专纯信任,得达成艰巨任务,知遇之感,永志难忘。

   最后一段是:余去世以后,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吊祭或纪念仪式,亦不得收受亲友赙赠,骨灰由长子扬和驾机撒于金门海面,先飞过故总统蒋公之陵寝及故副总统陈公之墓园,以致余最后之敬礼。

   由此可见俞对蒋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也从未对任何人谈及个中缘由。俞大维退休后,曾有一位台湾要员拜访他,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平静地从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学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维一直生活在台湾,对两岸关系十分关注。他曾对人表示,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还说,凡是打过仗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战火重燃,因为战争只能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

   如果俞大维先生健在,看到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看到两岸坚冰逐渐消融,看到两岸人民的交往日趋频繁,看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景,凭他对中华民族的满腔热忱和无比忠诚,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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