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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惠明:从“老三届”到“老记者”

更新时间:2015-12-27 00:04:37
作者: 田慧明  

  

我生在五十年代初,与新中国共命运,见证了风风雨雨,也经历了“老三届”,“老知青”,“老工人”,“老记者”四个人生阶段,体验了苦辣甜酸。

  

抱着孩子上大学

   1977年,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下班的铃声终于响了,我将穿了一周的油腻的、带补丁的工作服用报纸包好,放在自行车后架上,拖着疲惫的身子,缓缓地蹬车回家。到家后,我把工作服泡在大盆里,点上一根烟准备歇会儿,无意中朝包工作服的旧报纸瞥了一眼,这无意中的一瞥,竟使我后来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报纸上有“恢复高考,大学招生”的字样,我的眼光顿时发亮,心也急剧地跳了起来……赶快报名参加高考,逃离无休止的体力劳动,歇一歇,喘口气,换一种活法,这十几年我实在太疲惫了,这就是我考大学的真实想法。此时离考试日期只有二十几天。

   紧张的战斗开始了——我左兜装着地理书,右兜装着历史书,上衣口袋里是数学书,只要工作稍有间歇,我立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开了——厂房里,食堂里的水泥地上到处是我画的方程解题、中国地图、数学公式……

   终于,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场没有欢迎的横幅,没有革命的标语,更没有家长的陪伴接送,只有简陋的教室、破旧的桌椅和一群求知若渴的青年。监考老师发下来三尺多长的考卷,中断了十二年的高考就这样恢复了,我们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生命的搏击。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与众同学不同的是,此时的我,已成婚育女。我每天早晨6点多即起,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将女儿放在自行车大梁上特制的小椅子上,后坐架夹好我的书包,然后两眼四处观察,一路紧蹬,生怕被警察抓住——当时是不准骑车带孩子的。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再飞似的朝学校骑去,天天如此。抱着孩子上大学,虽苦虽累,心里却充实得很。

   十年浩劫,刚刚恢复的大学,没有正规的教科书,多是油印的提纲,甚至没有老师。我们刚进校时,英语教师在闭路电视里,哲学老师在广播喇叭中,我们上课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尽管如此,同学们认真极了,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走神睡觉的,手中的笔在迅速地记着、记着。大家满怀求知的欲望,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四年大学那段如歌岁月,我们终生都难以忘记。

  

传播大胆直言的声音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新闻社,开始了新闻人的生涯。八十年代,一个激情碰撞的年代,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一个真正改革的年代,一个令人们永远怀念的时代。

   中国从噩梦中醒来,冲破禁区,清左务实,高扬起改革开放的大旗,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改革的鼓呼一波接一波。那时官员敢作敢为,民众敢想敢干,新锐的思潮,敢言的学者,改革的探路者风起云涌。中央经常有新战略,新举措,新思路,新方案推出,令记者应接不暇。那是当记者最开心的时代,你总有采不完的新鲜事,你总有写不完的好新闻,而且还很少有人打招呼发禁令。

   新闻界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小阳春”,“重大的决策让群众参与,重要的事情让人民知道”是当时的流行语。在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氛围下,新闻界大胆发声,直言敢谏,舆论监督,针砭时弊。报纸以突发事件报道为突破口,深入开掘,深度报道,产生了一大批佳作:工人日报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石破天惊,石油部长宋振明被拉下了马,主管副总理康世恩受记过处分;中国青年报大兴安岭火灾“三色报道”横空出世,林业部长杨中被免职,众多渎职官员下台;铁路安全事故频发,媒体大量报道,穷追不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铁道部长丁关根被迫辞职了。那时舆论监督的威力之大可见一斑。

   九十年代初,中国改革遭遇“倒春寒”,极左思想回潮,市场经济改革即将功亏一篑。关键时刻,邓小平再度南巡,一路讲话振聋发聩,“邓旋风”瞬间席卷全国。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童大林、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高尚全等近百人,即刻聚会在《改革》杂志编辑部,品邓公讲话,议改革大计,吐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老资格的经济界权威人士徐雪寒抱病参加了会议,他颤抖着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3年了!童大林用“梦寐以求”四个字形容自己听到邓小平讲话后的心情。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当前“左”的思想影响相当严重,一些“左”派理论家在思想战线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必须进行清理。与会的经济学家最后达成共识:不彻底清除“左”的障碍,改革难以深入进行。我立即将此次座谈会的新闻发出,在海外以醒目的标题,显著的位置予以刊出。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报告,“左”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姓“资”姓“社”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期,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倡导成立了“世界观察研究所”,该所每季度召开一次改革分析研讨会,一批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知名人物:于光远、朱厚泽、杜润生、项南、李慎之、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戴园晨、王珏等常在会上畅所欲言,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鼓呼。

   每次研讨会前,童大林总要通知我参加,这位曾在中宣部当过秘书长的“老宣传”深知,那些主流大媒体是不会报道的,中新社对外可以报道。那时,这些大胆直言的声音大都是通过中新社向海外传播的。

  

目击“九八”长江世纪洪水

   亲临长江,目击1998年世纪大洪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采访。8月13日傍晚,我们一行8人驾两辆车疾驰出了京城,乘暮色千里奔袭,日夜兼程,终于在第二天抵达武昌城下。我们将“中新社长江抗洪救灾报道组”的红色标牌放在车窗前,车过高速路时,收费员不但不收费,还举手敬礼,并将矿泉水硬塞进我们的车里。与最近大水淹京城时,高速路依然一丝不苟地收费相比,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感慨。

   两辆采访车就是我们的办公室,题目的策划、路线的制定和稿件的写作大都在车里完成,一点击就将文字图片通过网络发至总社了。采访车也是我们的餐厅和卧室,饿了就泡方便面,累了就倒头睡会儿,采访车一路狂奔,武汉、荆州、公安、石首、洪湖、嘉鱼、咸宁、岳阳,12天中转战湘鄂两省。

   我们所到之处大受感动,灾区非常欢迎三种人:白衣天使,绿衣战士和无冕之王。我们看到当地张贴的告示写道:“热烈欢迎各地记者到灾区采访,采访期间吃住全部免费,并提供车辆向导协助采访。”

   8月16日,第六次洪峰汹涌袭来,沙市水位创下了百年来最高纪录——45.22米。已突破国家规定的分洪极限——45米水位,湖北省已发出当晚炸坝分洪的命令,只待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亲临第一线指挥实施。

   我们迅速跨上最险要的荆州大堤,采访车凭特殊通行证在沙市渡口上了渡船,急奔对岸的公安县,荆江炸坝分洪区即在那里。掌灯时分,我们进入了公安县,一进县城,我们愣住了——广播在吼,警车在叫,军车来来往往,县城里乱作一团。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命令分洪区人员尽快撤离,一队队穿救生衣的战士扛着铁锨向大堤险区快步疾跑,牵猪拉牛的农民、拖儿携女的民众,争相向安全的高岗地区奔去。

   我们当即决定,留下有丰富抗洪经验的湖北分社长章敦华、安徽分社长顾立军在炸坝分洪现场采访,其余人和车辆迅速向五十公里外的石首市转移,以免分洪后车辆被淹泡在水里。后来,温家宝副总理冷静沉着指挥,让大家等一等,再等一等,到深夜两点多,洪峰终于退了,没有炸坝行洪,避免了一次淹良田毁民房的大损失。

  

老记者的几点思考

   三十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两会、党代会、中央经济会……经历过无数次难忘的场面: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上海APEC峰会、北京奥运盛典……采访过无数的名人、凡人、官人、军人……看到的,听到的,写到的,还有不让写到的,色彩缤纷,无奇不有。我踩着稿纸一路写来,从小记者写到老记者,从小编辑干到副总编辑。我常告诫自己:写白话不写套话,说人话不说官话,有时宁可不说话,不要说假话。“老三届”曾被誉为跨世纪的“桥梁”,社会的“脊梁”,现在新世纪已过了十几年了,“桥梁”早已完成了使命,“脊梁”老矣,已不堪重负。“老三届”一代,除了极少数人还在政坛上奋力拼搏外,绝大部分都已退出江湖,告老还乡。

   鸟隐弓闲,风定人静之时,多喜回忆与思考,将所思所想说出来,也是一件快事。

  

   思考一:为什么讲真话越来越难

   新闻讲真话,记者讲真话,官员讲真话,本不该成为问题,但时下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讲真话为什么越来越难,成了一些有识之士经常感叹的话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彭德怀在庐山冲天一怒,万言上书,讲了真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了真话。数百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真心真意给党提意见,讲了真话,他们的境遇和下场如何,众所周知。“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真话少了,“假大空”必然大行其道。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报纸上天天“放卫星”,人民日报居然放出了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万斤的特大“卫星”,令党报蒙羞。“文革”时期,报纸颠倒黑白,讲假话更是登峰造极。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一句话入木三分:“这份报纸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人民对自己的报纸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履,也就不足为怪了。

   报纸不讲真话,这个“老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近期媒体出现的新词汇——“周老虎”、“躲猫猫”、“王立军休假式治疗”、“古建筑保护式拆除”、“桥梁超重式侧翻”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已完成62%”等等,均引起民众强烈质疑,媒体的公信力在假话谎言之中渐渐流失。

   讲真话为什么这么难呢?确有其深层次的缘由:现在假的东西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假烟假酒,假药假币,演艺场有假唱,足球场有假摔,拍卖场有假画,博士有假论文,官员有假学历,诊所有假大夫,寺庙有假和尚。神州已无净土,新闻界怎能独善其身?

   再者,上面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容不得批评监督,听不进逆耳之言。下面则投其所好,吹牛拍马,报喜不报忧。讲真话越来越难,纯系党风腐败,官德不正的必然结果。

   温家宝总理曾反复告诫: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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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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