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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谁能给老三届道歉

——为红卫兵说句公道话

更新时间:2015-12-26 23:45:50
作者: 山人  

   陈小鲁和宋彬彬回校道歉的消息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他们曾是天子脚下、与宫廷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红卫兵;另方面他们都是北京“红八月”时期中学红卫兵的出名人。山人与他们是同龄人,也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山人认为:凡是做过错事、坏事的,都要忏悔,凡是伤害(包括肉体和精神)过别人的,都应该道歉,这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山人同时又认为,红卫兵是历史的产物,是奉旨造反的。老三届中学生在1966年还是未成年人或准成年人。中国这么大,各地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同时,红卫兵本身是文革的受害者,就群体而言,应当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山人想说一句:文革十年,除了红卫兵需要道歉外,其他人要不要道歉呢?事过近半个世纪,又有谁能给走进暮年的老三届道歉?除了道歉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教训呢?

  

   (一)红卫兵的兴衰史说明,最应该道歉的不是红卫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时间跨度应该是十年零五个月。我记得文革中《参考消息》曾转载过一篇外电报道称红卫兵“头年香,二年臭,三年挨批斗”,其实这也是红卫兵的真实写照。红卫兵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1966年“红八月”;最风光的时期是1966年九月至年底的“大串连”和“炮打”;最血腥的时期是1967年夏天至1968年夏天的大武斗。从1968年夏天开始,军、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常把红卫兵描写成凶神恶煞,历史上真正红卫兵干了多少坏事呢?在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存在不到两年。如果将文革初期工作组领导下的运动也算在内(那时除了北京的少数中学,其他地方还没出现红卫兵,勉强可称为“前红卫兵时期”),满打满算,红卫兵也只存在两年。山人结合自己的经历,对红卫兵的兴衰史作如下概括和评点:

   (1)1966年六七月间工作组领导下的“揪黑帮”运动

   1966年五月底批判“三家村”、六月一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党内传达打倒彭罗陆杨的材料,公开批判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运动主要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学校受冲击的主要是各级领导和老教师。因为是党的号召,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学生都投入到运动中去,极少人没有写过大字报。这两个月中,对老师精神上伤害很大,尤其是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和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写大字报“批判”自己老师,深深伤害了老师的心,作为学生,当然需要道歉。其实,在第二年的大武斗中,许多老师跟学生参加同一派组织,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已经有人私下向老师道歉了。我们学校最大规模的集体道歉是1995年老三届大聚会,我记得一位当年全校第一个被打成“黑帮”的陈姓历史老师,那一天是同学们用藤椅抬来接受道歉和一起合影留念的,次年,他就享尽天年归西了。我说当年的学生应该道歉,领导运动的人更应道歉,发布“五一六通知”的组织难道不更需要道歉?

   (2)1966年“红八月”

   红卫兵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1966年“红八月”。“红八月”的策源地是首都北京,风暴是由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刮起来的。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在《十六条》公布之前的1966年8月5日。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通过并公布了全会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虽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文,但从8月18日开始,针对教育工作者、原工商业者、社会无业游民的血腥迫害和杀戮升级。据当年的中学生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披露:在“红八月”风暴中心北京,共有1772人丧生。

   八月下旬,首都红卫兵到各地“煸风点火”,“红八月”风暴向全国大中城市辐射。各大中城市也出现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用同样的手段迫害同样的人群。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但风暴强度已经大大减弱,目前尚无统计数字。

   靠“红八月”风暴最近处的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这个暴行主要是当地自称“贫下中农”的民兵所为,但确是受到城里红卫兵运动影响的结果。

   当年还好没有网络,信息主要靠口笔相传,“红八月”风暴吹到县城一级,已经减弱为“低气压”。山人所在县城出现“南下红卫兵联络站”,已经是九月初了。在首都南下红卫兵和省城红卫兵的教唆下,县城也出现体罚和人格侮辱。如给被打成“黑帮”的老师涂黑脸、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逼他们登高爬台阶,逼他们唱《牛鬼蛇神哀歌》——“牛鬼蛇神要灭亡,我的狗命不久长。牛鬼蛇神ХХХ,难以逃出此逻辑!”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开始在校园中神气活现,校园内充满了戾气。不时可听到《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后代举红旗,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杀!”这些东西都是“首都南下红卫兵”传授的,版权应属于贵族红卫兵们。

   县城的红卫兵更多是响应《十六条》号召“破四旧”,开头主要是毁坏了一些庙宇、神像和古建筑装饰,还烧了一些古籍。本人也参加过一次捣毁神像的行动,后来感到十分后悔:我们总以为捣毁神像是破除封建迷信,却没想到自己加入到制造最大封建迷信——亿万人忠于一个人——的可卑行列!泥菩萨如果有灵,我愿给他们磕头道歉!

   “红八月”是红卫兵的罪行,红卫兵的耻辱。每一个当事者都应当反省、道歉。但是,笔者认为,光光道歉是不够的,还应当通过回忆,弄清真相,弄清根源。笔者认为:弄清根源,不但可以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同时对当前反恐也有指导意义。北师大女附中一个个“窈窕淑女”,为什么一夜间变成打死校长的女魔?这跟昆明“301”恐怖袭击发生后人们的疑问“花一样的少女,怎么会变成挥刀砍杀无辜旅客的恶魔”是一样的道理:施暴对象都与她们无冤无仇,她们是被“圣战”洗了脑。人的本能都有动物的兽性。人类与普通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思维,有理性,理智能够克制兽性。一旦被某种邪说洗脑,理性消失,兽性也就复萌。洗脑者比施暴者罪恶更大。清除邪说,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

   (3)1966年八月底至年底的大串连和“炮打司令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大约每半个月接见一次,前后七次,共有一千多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接见。本人是当年国庆节进京朝见的,也就是第四次。红卫兵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小将”,他们所到之处都被称为“毛主席的客人”,这是红卫兵最风光的岁月,也是他们的巅峰期。毛泽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让全国红卫兵来个大串连?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希望地方能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红卫兵就是“孙悟空”。毛泽东的意图通过“中央文革”传达给首都几大红卫兵领袖,然后再由他们的组织传到全国各红卫兵组织。通过串连,在红卫兵中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识,文革进入主题——“炮打司令部”。不但刘少奇的“司令部”被炮打,地方党委也先后被炮轰。如福建省,1966年8月29日,厦门双十中学(即厦门八中)红卫兵到福州揪斗教育厅长王于畊(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夫人)从而揭开了炮轰福建省委的序幕。此后,从省到公社一级,党政都被炮轰,领导人都靠边站。红卫兵“大闹天宫”,不但打倒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同时也搞垮了各地“分司令部”。

   不过,如果单靠红卫兵“炮打”,他们打的几乎都是空炮,无非是到党政机关静坐、示威,最激烈的也不过是封了办公大楼,逼领导人交出“黑材料”。说句在行话,这样的“炮打”,对“走资派”毫发无损。

   但是,全社会都已经明白,毛泽东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所以,“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很快就得到社会的响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先后都杀出“造反派”,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且很快就出现了跨单位的群众自发组织——联络站、司令部。其中不可低估的是两股力量:一股是工人造反派组织,人数多,敢冲敢干,他们声称是“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另一股力量更加关键,那就是机关造反派组织。处级干部在县里算“当权派”了,但在省直机关只是中层干部,可以参加群众组织、佩戴红袖章。在中央机关,司局级干部也还算“群众”,也可佩戴红袖章。这些人最了解内情,他们如果往红卫兵的大炮中装填弹药,杀伤力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表面上看,各地“司令部”是被红卫兵轰垮、“走资派”都是被红卫兵打倒的,实际上最起作用的是机关造反派,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关于这一点,其实常常被文革研究者所疏忽。

   “炮打司令部”是功是过,近年颇有争议。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属于“反腐败”,那么,这个功劳不能全都记在红卫兵的功劳簿上的;如果是过错,这个过错也不能全都记在红卫兵账上的。他们只是奉旨造反而已,况且,炮弹还靠别人装填!

   (4)1967年的“一月风暴”,红卫兵运动退潮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走资派”的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行动,并将新政权钦定为“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竞相仿效。所谓“一月风暴”,就是夺共产党政权的风暴。小娃娃岂能掌大政权?大中学校红卫兵已经退居配角。“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机构“勤务组”一共设十九席,红卫兵只占一个席位。当时的报刊就说:“一月风暴”之后,“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山人负历史责任地说一句:一月夺权风暴,红卫兵干的坏事极其有限。

   (5)历近一年左右的大武斗中,红卫兵只是炮灰而已

   《十六条》的确写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后来为什么又演成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大武斗呢?山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各派间明争暗斗都是为了一个“权”字;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头脑深处;三是军队的介入和江青的讲话促成了武斗的升级。

   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靠什么夺取政权?新中国从来没有人说过可以用民主手段和选票获得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头脑深处,成了“唯一真理”。从1949年到1966年,各级共产党组织都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到了1966年底,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瘫痪,谁取而代之?靠什么取而代之?在1966年底之前,人们都还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派他的司令部的人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1967年一月,人们从上海看到,不是中央派人来接替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而是让造反派取而代之!因而各种势力都想争取造反派,都打起造反的大旗,虽然口号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权”字,都想能分到文革果实的一杯羹。

红卫兵造反的时候,动机确实还是比较纯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动机一般不会是为了夺权当官。待到全社会都动起来,问题可就复杂了:曾经受压的老干部,过去没有机会翻身,现在时机来了,要维权,要造反,要翻身——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西南“两挺”都是这样的人。到了1966年底,保守派基本上都已土崩瓦解,既然都是造反派,为什么还要分裂成两派或几派呢?答案很简单:为了权,为了不同的利益。例如安徽,前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先是搞极左饿死人,后又支持所谓“单干风”被罢了官,曾希圣手上提拔重用的那批干部都倒了霉,他们何曾不想翻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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