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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兆昌:《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更新时间:2015-12-25 17:41:42
作者: 许兆昌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系统记录其事迹的最早文献为《史记•五帝本纪》。①由于年代久远,《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事迹,很难考实。从知识史的角度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实际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心目中的黄帝形象。塑造这一形象的知识来源,既有古往不同时期的历史依据,也有汉代学者群体及个体的想象。其中的时代因素、真伪问题等都极其复杂。但这些来源复杂的知识通过参与黄帝形象的塑造,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象征,对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分析《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讨论这一形象的知识来源及文化意义,既可藉此探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历程,把握其数千年来延续、发展的基本线索,亦可以此为角度审视早期史家在中华文明基本特征奠基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下不揣谫陋,从三个方面试作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一、政治“统一”形象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政治形象,是一位实现了“统一”,并为维护“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君主。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以前为神农氏统治,神农氏之末,出现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的政治乱象,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最终通过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击败了两个重要对手——炎帝与蚩尤,代神农氏而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②

   黄帝成为“天子”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维护“统一”政权的措施。首先,是使用武力强化统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对不服从管理的地方诸侯予以武力征讨,“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③

   其次,是发展交通加强各地间的联系。《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④司马贞索隐:“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⑤在生活相对封闭,各地经济联系较少的中国古代,通过道路建设加强地区间的往来,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的分离倾向,最终强化统一的政治格局。

   第三,是通过巡守申明天下共主对于地方诸侯的政治统辖权力。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完成了道路建设之后,即开始大规模的巡守活动: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⑥

   黄帝巡守各地,有大批军队随行:“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⑦显然,这里面亦包含以武力镇服地方,维持统一的意义。

   最后,是设置专门的官员统领并监视地方诸侯。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所任官员中,即置有“左右大监”,其职责是“监于万国”。⑧置监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加强对诸侯的管理,维持统一。

   以上四个方面,是《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政治“统一”形象的主要内容。结合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出《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这些内容,实为采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综合而成,其中还包括思想家们的政治设计。

   首先,关于“统一”的模式,《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事实。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针对诸侯的“统一”战争,并不以兼并为目的,而是为了保证地方诸侯对天下共主政治权威的服从。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就会解除武力强制,即“平者去之”。⑨张守节正义云:“平服者即去之”,⑩这种“统一”模式,从知识来源上看,正是夏、商、周王朝时期国家“统一”模式的反映。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政权体制、国家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王朝“天子”被共尊为天下共主,王朝呈现出“统一”的形态;另一方面王朝内部又诸侯国林立,所谓“天子”实际并不能管理各诸侯国内的政治。

   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汉代,但他并没有用秦汉王朝的统一特征描述黄帝的“统一”形象,说明他对不同历史时期“统一”内容的差异有着清楚的认识。不过,黄帝时期是否已能达到夏、商、周王朝政治的“统一”形式,并无确定的史料可以证实。因此,从知识来源看,黄帝的政治“统一”形象,实际是由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塑造的。

   需要指出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描述黄帝时期政权的更替模式,在夏、商、周历史的基础上又做了一定的修正,并吸收了尧、舜、禹时期和平禅让的历史经验。夏、商、周时期的王朝更替,都是后一个王朝用武力推翻前一个王朝取而代之,而黄帝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虽使用了大量的武力,但其武力的矛头却不是指向前朝统治者神农氏,而是暴虐诸侯,并与之争夺共主地位的蚩尤与炎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又云,“炎帝欲侵凌诸侯”。(11)这与夏、商、周乃至秦、汉时期的历史都显然不同。此外,黄帝是在诸侯的拥护下成为天下共主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明显又吸收了尧、舜、禹禅让方式中的原始民主因素。总之,在《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创建的“统一”模式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尧、舜、禹及夏、商、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事实。

   其次,《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开筑道路,加强各地联系,维护“统一”的举措,应主要是采用秦王朝的历史经验铺衍而成。前文已述,开筑道路加强各地联系,是巩固“统一”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劳动工具以木、石材料为主的远古时期,大规模的“披山通道”根本做不到。战国时期,在铁器冶铸技术取得飞跃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事大规模的道路开筑活动。而要修建全国性的道路网,更需全国政令取得实质性统一为前提。是以只有到了秦统一天下后,才有条件修筑了广通四域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2)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披山通道”,应是司马迁据秦统一之后的历史事实所做的想象。

   第三,《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为维护“统一”而巡守天下,应既有部分的事实依据,同时又有儒家的理想化设计。巡守制度是先秦时期为加强政治“统一”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尚书•舜典》即载帝舜的巡守: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13)

   《礼记•王制》亦载天子巡守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14)

   巡守制度除具有前文所提到的强调天子共主地位这一象征意义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统一各地的风俗、礼仪、文化及科技,如“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等。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的离心倾向,维护王朝的政治“统一”。夏、商、周时期,王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相对松散,为维护王朝的“统一”,推行这种制度十分必要。因此,传世文献记载的巡守制度,有其历史依据。但是,黄帝时期是否需要并能够实行这一制度,目前尚无确切资料可以证明。此外,巡守制度的记载又大多出自儒家文献,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入儒家理想化政治设计的成分。例如,天子巡守的地域范围、所推行的政治举措、制度化的时间周期等,都可能是儒家根据后代政治发展的状况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增饰出来的,不可尽信。总之,《史记•五帝本纪》所塑造黄帝形象的这一部分,包含了历史的真实与理论的想象两个方面。

   第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应是依据西周故事推衍而成。西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确有置监一事,《汉书•地理志》载:

   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15)

   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应监”、“艾监”等称呼。(16)在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中,监是由王朝中央派出,负责监督地方的特殊官员。(17)监的设置,是先秦时期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日益加强的直接后果。西周以前,夏、商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还达不到直接设监的程度。王国维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而西周时期,情况发生质的变化:“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18)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置监,“监于万国”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的记载,只能是据西周时期史实而做的拟构,不可能是黄帝时期的实际制度。

   综合上述,《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政治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早期文明众多政治实践及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

   二、农业经济形象

   除实现政治“统一”之外,《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还在发展农业经济及推动远古农业科技发展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首先,黄帝非常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击败蚩尤与炎帝,做了各种准备,其中就包括发展农业经济,即“艺五种”。(19)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裴驷集解引郑玄:“五种,黍、稷、菽、麦、稻也。”(20)司马迁并没有把种植五谷的发明权归在黄帝名下,但无疑肯定黄帝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按《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记此段文字,原文为:“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21)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为“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前者为“设五量”,后者为“艺五种”。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汉书•律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度,计量也。”(22)因此,“设五量”应主要与商业活动相关。两种文献比较,说明《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作者似乎更关注黄帝时期的商业发展,而司马迁创作《史记•五帝本纪》则更强调黄帝时期的农业发展。

   其次,推动历法进步。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历法知识的进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时播百谷草木”,(23)张守节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24)能够做到顺四时之宜,必然是以制定更为精确的历法为前提。历法的进步离不开天文学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及“迎日推策”(25)等,历来注家解释不一,但都应与大规模的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有关。

第三,发展养殖业。农业社会,家畜养殖是最重要的经济补充之一,黄帝的事迹中也包括发展养殖业。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淳化鸟兽虫蛾”。(26)司马贞索隐:“言淳化广被及之”,并没有解释何为“淳化”。按《说文》云:“淳,渌也。”(27)“渌”,《说文》又作“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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