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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丰裕中的思想贫困——兼论中国教育—科学管理体制的问题与出路

更新时间:2015-12-24 09:45:57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摘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的话语权和国家安全。相较于中国实践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建基于他国经验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这种缺少解释自己的话语权,进而缺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危机状况,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的必然产物,更因工科化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而加剧。因此,改革等级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及经费分配体制,加大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培养怀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历史—理论—现实三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自主性的出路,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管理体制 意识形态 自主性 比较历史分析

  

   “燕京学堂”事件已经落幕,但事件所暴露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晚清“洋务运动”要解决的是器物现代化问题,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这场“新洋务运动”则是要靠洋人来解决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可谓事实上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命运当然不会好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但我们决不能止于“燕京学堂”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来深入讨论中国教育管理与社会科学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是怎么来的?如何拯救危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向何处去?这些都是北大“新洋务运动”让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如何定位或评价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状况?30多年来,看起来是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看看多少人在研究社会科学,看看培养了多少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看看数不清的社会科学类杂志,看看不断翻番的科研经费,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但繁荣只是表象,其实是“丰裕中的贫困”,而且是危机性的思想和理论的贫困。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危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既没有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更谈不上指导实践的理论,结果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丧失心理自信和民族自信,进而直接危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冷战以来,太多教训表明,很多国家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求助于海外的观念“供货商”,结果走上了不归路,自我颠覆,自我毁灭。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悲惨命运即根源于此。因此,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危机直接关系国家安全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

   在当下中国,基于他国历史的特定经验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大行其道,而依据这种异域经验基础上的观念作对照,中国似乎永远是错的。在这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最有市场,从方法论到概念和理论命题,背后基本上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比如中国思想界信奉的自由民主理论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等理论命题。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构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的思想产物,而且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思想产品。但这些经不起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检验的理论却在中国不被质疑地加以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中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基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国经验而形成的,其中黑格尔、康德以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定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与中国及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无缘。因为,苏联、中国甚至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是在政党主导下成长起来的,别说社会力量不行,就是国家机器也瘫痪了,是新型的政党力量把国家组织起来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中,政党处于什么地位呢?要么是革命的角色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难有理论上的解释力,要么就是西方政治学下一个利益集团性质的社会范畴概念,是宪政主义即议会体制下的一支政治社会力量,这就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时总是出差错的原因。靠政党组织起来的国家,其建国路线图是:先有政党,政党建军,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宪法体制。也就是说,根本无法用产生于议会体制下的政党来观察中国共产党。此党非彼党,他们在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完全不一样,更别说不同政党背后的历史文化基因之别了,比如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决定了其掮客性质,而中国共产党秉承的则是民本主义思想。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 “政党中心主义”对解释中国更有说服力。

   为什么缺乏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固然有下面将要提及的中国百年社会科学的历史根源,更有当下中国学者研究路径的迷失以及进而导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来的建构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几年前笔者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中提出的观点,今天依然能立得住。不仅如此,还要问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构成的历史,还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远的文本崇拜,永远的诠释学派而了无新意,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永远的“我注六经”,现在的做法只不过是从过去的诠释中国先贤转而注解西方先贤。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把中国的先贤送下地狱的同时,却把西方的先贤请上神坛。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大版本即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和自由主义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其中以《政治哲学史》更为典型。在这样的路径下研究政治思想史,理论建构能力本来就不强的中国人似乎只能当西方人的学生,甚至连反思的能力都没有,更别提批判和建构了。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脉络下,具体而言从国家建设的维度下,对照、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跳出来,才能将很多所谓神圣的偶像请下神坛。因此,希尔基于历史演进和文明互鉴的《欧洲思想史》远比前述两本教科书更有价值。

   说到底,政治思想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面对重大危机和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关于怎么办的设计。为此,我们需要问,什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真的是“先验”的?我们应该清楚,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也都是比较政治学者”,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也就是欧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诠释完一线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再诠释二线思想家如美国开国之父们,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三线、乃至不上线的思想家。这种仅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读陷入了社会科学的一元化思维,即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

   如果能认识到政治思想的语境性,沿着这样的路径,即使我们依然缺乏建构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选择理论的能力。不得不说,由政治思想而构成的历史,即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由此而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第二,无力解释中国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奇迹有目共睹,但主要是感谢邓小平等人的“实践知识”即大智慧,而不是来自书本的“技术知识”。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中流行的技术知识根本无力解释实践知识,也跟不上实践知识。以经济学为例,当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方式而取得巨大成就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依然在念亚当·斯密的经。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就,根本上是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不仅仅是经济学,至少是政治经济学,进而是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中国经济学就不可能出现经济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在2014年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会议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就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一场著名争论。无论是反对政府作用的张维迎,还是主张市场与政府调和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都不能理解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背后的历史社会科学思想,都显得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格格不入。更让人遗憾的是,反对林毅夫的一方居然说孔子的儒家思想不是官学才影响如此之大。这显然违背了中国历史。想一想那些非西方世界的世界一流经济思想家吧,无论是主张后发优势理论的俄裔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还是将“自由”当作人的能力发展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他们伟大的思想成就都是从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关怀出发去观察世界经济或世界经济史。而中国经济学界以及很多在美国教书的华人学者,基本上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

   因此,能不能解释中国,最能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中国模式”问题大概最能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对于“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就不用置评了,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坚定的社会中心主义者,以社会中心主义来看中国,中国可谓错的一塌糊涂。什么时候才正确呢?西式民主化后?这是完全不顾世界现实的观念至上派。印度、墨西哥、印尼、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乌克兰等一大批国家都西式民主化了,或者说实现了以社会中心主义为指导的民主化,结果如何?中国治理好过这些国家不是最简单的事实吗?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错的学者是以思想建构历史的坚守者。

   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肯定“中国模式”的观点。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实在太多,比如“北京共识”只是对中国奇迹的经济现象罗列,在此也不作讨论。“中国模式”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至少是丁学良教授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模式”。因此,我们简单列举一些政治学关于“中国模式”最有影响的观点。

   政治学者王绍光教授心目中无疑是有“中国模式”的,但他说的中国模式主要是“政道”而非“政体”,即他著名的“西式政体,中式政道”之说。也就是说,西方人善谈政体,而中国人善谈政道。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国自古就有很多政治制度史的书,而西方则主要是政治思想史的书。政治思想史中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其实也是“政道”。所以,肯定“中国模式”的王绍光其实回避了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因《中国震撼》而在思想界名声鹊起的张维为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总结中国模式怎么能不提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中国的基本制度?把这八条对照一下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张维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则是“德国模式”。比较而言,看上去最能全面把握中国模式的是丁学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大方面概括出的“多重矛盾的综合体”: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控制系统。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但和张维为一样是现象的罗列。更重要的是,丁学良的方法论存在问题,把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推到1980年代,这不但割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30年,更缺乏革命史观。

既然是模式,只能是简洁而有穿透力的一个词,比如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或“自由民主”。更重要的是,作为终端性的模式绝对不是几年、十几年的发展性政策的变化,而是某种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且这个政治制度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在这些意义上,中国模式只能是我们耳熟能详但又被忽视的“民主集中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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