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观念，一过春节我就进入古稀之年了。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悟，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一、心态从容的父母，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是1946年出生、1952年入学的。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但我就是不让，他们只好放弃。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时代。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后来我把座位号保存下来，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去掉四个星期天，几乎每天要看一场。

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30年代到50年代的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和译制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审美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

二、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上了中学以后，我对数学比较重视，对语文不感兴趣。初二年级期中考试，我的语文只有38分。所幸我喜欢看长篇小说，作文还说得过去。不久遇上教育改革，要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这才让我度过难关。

后来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即便是数学家，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何况万一当不了数学家，或许还能依靠写作维持生计。

三、不怕年少轻狂，就怕缺乏正确的分析判断。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便主动下乡插队，想以此证明“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但下乡以后我才发现，主动放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而农村的情况与当时的宣传也不是一码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坚持读书，等待机会。苦熬七八年以后，我才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当时父亲问我：“你不是不当小学老师吗?”我说：“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

话虽狂妄，但是我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当时大学一直停办，所以“教师荒”很快就会从小学漫延到中学、大学里去。

四、人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充电。

没过几年，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因为文科可以自学，数学却不大可能，所以我放弃数学家理想，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非常混乱，这正好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那时候除了“手抄本”之外，还有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在坊间流传。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并对国外情况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

文革结束以后，我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因为没有托人“拜码头”，所以名落孙山未能如愿。这次考试虽然失利，却让我找到了研究方向。

五、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直到40岁那年，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山西社科院。一开始，我还想通过写论文、做课题获得同行承认，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腐败。

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并为自己立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加评奖”的“三不主义”。这样一来，我虽然在职称评定和工资待遇上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在思考、研究和写作方面却获得解放。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

六、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报刊发表后反响不错，所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这些年我先后出版十几本书，其中《胡适和他们的朋友》和《八位大学校长》(后改名为《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不仅一版再版，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推荐之书”。我虽然以“三不主义”自律，但这个奖项是读者给的，所以我欣然接受。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鞭打快牛”的态度对待年轻人，不愿耕耘，只问收获。结果是拔苗助长，毁人不倦。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七、忘掉死亡，忘掉年龄。

退休以后，我除了继续写作外，还去香港访学，到台湾开会。去年我又在北京、南京、宁波、韶兴、南昌、温州和山西等地参加读书沙龙，与读者聊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虽然不大自由，却也开阔眼界。

此外，我61岁学车，64年岁买车，如今已经是老司机了。我想开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享受汽车文明，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长度无法控制)。有车以后，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还去过承德、围场、秦皇岛、北戴河等地。

最后，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便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