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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更新时间:2015-12-22 21:50:53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批判性汲取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与批判性汲取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和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就都会被扭曲。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和消除阻碍实现这种“有机结合”的根本羁绊,即迄今中国文化中仍然大量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小农经济的文化因素和专制主义的文化因素。当然,这两种文化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这两种渗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文化因素,其在社会思潮方面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披着“吸纳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和吸纳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的外衣下,把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腐朽方面和本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方面揉合在一起,由此不断构筑滋生狭隘的民族文化观的温床和传播“西方中心主义”的渠道。因此,肃清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文化因素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影响,是实现上述“有机结合”的逻辑前提。这当然也是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的逻辑前提。

  

   其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自主创新的文化。

  

   说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丝毫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恰恰相反,正因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故其才能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最基本的特色就是:超越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在批判性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素和一切外国文化优秀因素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自主创新的核心成果,而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不断推动着这种自主创新的发展)。当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其中的确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方面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及其话语照搬到中国,从而使“中国经验”仅仅成为印证“西方问题”和西方理论普遍性的例子。

  

   应当看到,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在时空上比西方国家要复杂得多,故解决起来其难度也要大得多。一方面,“现代性”即以科学、自由、民主、法治等为核心的现代精神还未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扎根,前资本主义落后、腐朽的因素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局限问题又开始在中国显露,所谓“后现代性”思潮对学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充分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性一切肯定的成果,避免或减少西方国家在人和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就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最根本的“世界历史”任务。可以说,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切环节都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这一任务展开的。所以,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既不属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形态,也不属于作为对西方既有的现代性文化形态的批判和重新诠释的后现代性文化形态,而是在批判性地吸纳一切外国文化优秀因素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素基础上的自主创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必将会丰富世界先进文化的内容,并为其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综上所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拒斥不是简单的批判和声讨,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超越‘西方中主义’的逻辑和方法”至关重要。如果说,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客体,即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所应运用和坚持贯彻的圭臬,那么,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方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就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主体,即研究者本身应具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全面把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并在思想文化的各个研究领域加以贯彻,中国学者才能具有不断增强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觉。

  

   [①] 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笔者在有关著述中,把“西方中心主义”分为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类型:种族学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最后一种类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在思维的习惯性范式和长期的文化偏见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与自觉或不自觉接受或认可这种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影响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无直接的关系(关于这方面问题,请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本文所讲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指第三种类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③]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参见叶险明:《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东西方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④] 马克思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基本方法时说:“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所谓“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亦是指: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从方法论上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⑤] “西方中心主义”在其本质上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但它又具有与相对落后国家的狭隘的民族文化观的不同表现,故在这里,为了逻辑叙述的方便,笔者将其从一般意义上的狭隘民族文化观中抽译出来。

   [⑥] “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性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构成了中国学者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即研究主体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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